我的成长之路

我的成长之路

孙祖龙

我是老国立南昌大学土木系1953年毕业的。因为当时国家急需建设人才，我只读了三年就按本科毕业待遇匆匆提前毕业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除吃得好些以外，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我们上课在书院街，住在船山路，几乎每星期都要走到现在的师范大学来开会。当时此地是老飞机场，一马平川，冬天寒风吹在脸上像刀刮一样痛。学习条件也很差，教材缺乏，又遇上抗美援朝，经常上街游行“打倒美帝国主义”以肃清崇美恐美思想，以及参加“三反五反”打老虎、思想改造、土改等运动，还参加过几个月的向塘飞机场测量工作，真正上课的时间不到两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当时的广州华南工学院土木系结构教研室当老师。辅导两个专业的钢结构和木结构，每个星期要改280本学生的练习本。

1953年起全面学习苏联，苏联的教材理论性非常强，钢结构和木结构课程是两门综合性科学，包括木材细胞组织和作用、钢材的冶炼过程、铁碳平衡图、钢材的结晶等。钢结构课的力学性能特别复杂，要求掌握板杆的弹塑性稳定理论，数学要求高，可我只学过微积分，材料力学我只学了一个学期。因此我必须自学木材学、冶金学和金属结晶学。更糟的是高等数学中的什么矢量、张量、矩阵运算和微分方程一概不懂，力学根本看不懂。有些参考书是俄文的，又要学点俄文。可是，刚参加工作我又患上了肺病，真是屋漏偏遇连夜雨。我也顾不了这些，只有刻苦攻读。晚上用功，直到听到鸡叫我才睡。那时大家一心搞建设，心情愉快效率也高，同时我的肺病也好了。

1956年我就升了讲师，但是，这个职称在江西工学院“文化大革命”时，却使我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成为我的灾难，这是后话。上世纪50年代我国建材缺乏，我作为一个教授的助手，也搞过一些竹结构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1959年我代表华南工学院曾到江西宜丰参加过全国竹结构交流会。那时由于加工水平低，原装竹材有两个致命弱点不能解决而没有搞下去。从此我认识到科学研究对高校老师是非常重要的。我现在还认为，江西竹子非常丰富，经过改性和防腐处理用作建筑材料，是一种施工方便并且轻巧的环保材料，在小城镇和农村是很有应用前景的。

1961年底，我调入江西工学院。几年后，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也就成为“反动学术权威”了。这样无法无天的时候，更谈不上人的尊严，还株连三族，连累到我的父母和兄弟，使我的侄儿不能入学，至今我仍感到很内疚。我们夫妻曾抱着小女儿相互鼓励不弃不离。大浪淘沙，鱼目混珠，任何时候总会有一些不学无术的投机分子，利用这个时机往上爬、借机搞人是难免的，所以我们也就想开了，过一天算一天吧。

1968年，我们下放在南城县的山区(我在一个祠堂中还看到过红军的标语)，山高水冷，住的是孤立的木板屋，里面可以看到外面，冬天真冷。我努力劳动，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三月雨天，我戴着斗笠，穿着蓑衣，赤着脚下地整田，一身泥水。在山区，我因身材高大，上山扛木头一定有我的份。耕田插秧耘禾打禾也有我的份，我还挑过90多斤的稻子到10里外的粮站送公粮。基本上我是每月出28天工的。

在下放的几年中，每年收完晚稻后，我不是去其他生产队蹲点就是去修马路。我爱人在家出工劳动，砍柴提水种菜做饭带小孩，都是她一个人。有一年我正在修马路，晚上社员到十里外找我回去，说是我爱人病重，吓得我脚都发软。赶到家里，见社员们正准备用担架送她去县城，说明社员对我们下放干部非常爱护。还好，吃了点药她病情有好转，我又上工地了。但是我还是担心她的身体外，我担心她出事，是“月落乌啼霜满天”，思绪万千难入眠。

1970年冬，我到资溪县修马路两个月，整个公社只有我一个人去了，开始睡在一个废弃了的两边没墒的水碓下的潮湿的地上，10月天，蚊子特多。以后住在社员搭的四边没墙的草棚里。这样的艰苦磨炼可成了我日后能吃苦耐劳的精神财富。我的不计个人得失任劳任怨的劳动，获得了社员们的认可，也得到了公社的肯定。1972年开春，正当公社确定要我去当某个大队的大队长时，我被调回学校。但担惊受怕的日子并没有过去，直至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动荡的日子才算结束了。

自1977年大学恢复招生，邓小平提出不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提出了改革开放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建设的政策后，“四人帮”鼓吹的零分学生可以上大学的年代结束了，科学的春天即将到来。我在农村体会到个体手工劳动强度之大，深深感觉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我没有因“文化大革命”和其他一些不愉快的事而气馁，我的心情像大海的巨浪一样汹涌澎湃。国强民富的新中国一定能够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党和人民要求我们知识分子以只争朝夕的干劲，刻苦工作。我到处联系结合生产的科研，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的恩师介绍我参加了当时的国家规范《冷弯薄壁型钢设计规范》中的“三边简支一边自由板稳定”的研究，此时讲授钢结构课程的只有我一个人，既要教学又要找资料，还要买钢材联系加工，还要亲自将试件用大板车推回到实验室来试验。没日没夜的工作得到实验室老师的大力帮助，才完成了试验任务。按已有的理论计算发现:在某些情况下数值为无穷大，就是说不会出现局部失稳，而试验结果却像四边简支板会产生局部失稳，我修改了板的失稳波形，推导的理论与试验结果相符。经规范管理组组织全国有关参加规范修订组成员在重庆工学院和同济大学鉴定为国内先进水平(当时此结论算是比较高的)。新的规范中“二边简支一边自由板”的条文就是按我们的研究结果修订的。此规范获得湖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我们也就得到规范组的信任，为江西工业大学赢得了荣誉，由此学校评我为江西省先进教师。我又得到了科研经费，并获得了规范组第二批的板组稳定中“冷弯薄壁槽型截面钢材大挠度屈曲”理论和试验的课题研究。由于我没日没夜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没有白忙，也就对科研树立了信心。由于参加了规范组的修订，参加了好多专业会议，我的理论素养和教学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我带硕士研究生也就有几个结合生产的研究课题。我深深地体会到，作为大学教师，应想方设法参加有关专业会议和进行科研活动。

我认为教师职业是神圣的，不但自己要为人师表，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不搞小圈子，捞钱贪污，生活作风正派，还要育人，要教育学生做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正直的人。要求学生努力刻苦学习，热爱祖国，热爱自己的专业，是党员一定要按党章要求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百年树人，建设强国富民的国家，要有一代一代的人不断地努力工作，因此我主动要求当了一年学生的班主任，晚上我不定期到学生宿舍了解学生学习和思想情况，我还和学生一起上政治课，使这个班的班风大有好转。我只是做了教师应该做的工作，可党和国家给了我很高的荣誉，给了我全国优秀教师和南昌市劳动模范称号。

新中国成立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克服重重艰难险阻，最终走上了飞速发展工业化的道路，这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事实。我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有我的今天。加上我在教书育人工作中取得了一些成绩，1977年，我57岁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严格按党章要求自己，努力实现对党宣誓的诺言。

1995年我退休了。1996年应某些老师的要求我组织了一些老师研究了粉煤灰的利用，经老师们两年的努力(我只起了点组织作用)，顺利完成了任务，鉴定结果为国际先进水平。同时我继续完成了冷弯薄壁槽型板的大挠度稳定的科研任务，并指导了颜少荣老师将此科研结果应用在规范中的计算工作。我负担的这些课题在2000年顺利完成，鉴定结果为国际先进水平并获得教育部一等奖(两个学校共同完成板组稳定)。被采用为第二次修订《轻钢结构设计规范》中的槽型截面有效宽厚比，因此为我校高轩能教授继续参加规范组的修订作了铺垫。

(孙祖龙，原江西工业大学土建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