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甘祖昌家乡“开门办学”

在甘祖昌家乡“开门办学”

朱礼生

甘祖昌将军的家乡，江西莲花县坊楼公社沿背大队，是一个普通的江南山村，有近百户人家。村后一座虎形山，深秋时节，遍山的油茶树上结满了褐色的果实，把树枝都压弯了。山上一股清泉，顺着山坡流进村里，形成一条匆匆流淌的小溪。溪底五颜六色的鹅卵石，清晰可见。村里人在这里洗菜、洗衣物，很是方便。

那是1975年10月底，我在江西大学中文系任教，系里派我带着73级一个组18名学员，背上行装乘车来到沿背进行一个半月的开门办学。用当时话说，开门办学就是走出“受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熏染”的课堂，到工厂、农村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接受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下去都必须做到“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大队分别把我们安排在农民家里住下，不用问，肯定都是贫下中农家。

我十分感激质朴的大队干部，还是用古老的传统观念看待我这个老师，安排我住在居住条件较好的大队书记李昔林家的楼上。这是一栋半新的农家住房。楼上较宽敞，很干净。临时用长板凳搭了一张床，床前放了一张方形饭桌和一条板凳，是方便我看书、写字用的。几年前村里就用上了电灯，这要归功于甘将军带领社员们在村旁兴建的一座水电站。

到达目的地后，我们开了第一个会，宣布我和几个班干部事先商量的简单活动安排，征求大家的意见。这次开门办学的主要内容，是通过“三同”访问甘祖昌和农业学大寨的先进人物，然后根据个人的感受，写一篇新闻通讯式的文章或调查报告。为了写好文章，计划上两次课，由我以《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为例，讲一讲人物通讯的写作方法。然而学习安排一经宣布，就在学员中引起一番议论。有几个学员反对这个安排。首先是不愿意写文章，其次是不同意上课。说这是搞“课堂搬家，穿新鞋，走老路，不符合开门办学的精神”。听说会后还有一个学员甚至指责这个学习安排是“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回潮”，违背了党的教育方针。当然也有五六个学员，积极支持这个学习安排。他们说:“甘祖昌、焦裕禄都是无产阶级的优秀代表，向他们学习，大方向是正确的。”学员们激烈的思想交锋，把我推上了斗争的风口浪尖，使我左右为难。要知道，当时的工农兵学员，可不是现在的大学生，他们上大学肩负着“上、管、改”，即“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的“神圣使命”。不用说教师也属于“管、改”的对象。那天晚上我睡在床上翻来覆去思考这些问题。我心里知道，那些支持学习安排的学员，大多是上过高中，学习基础较好的，上大学后真的想学些知识;而那些反对学习安排的学员，不少是文化水平不高，学习基础较差的，有的人只有初中文化程度，有的甚至没有读过初中。他们中间大部分人反对学习安排并非真正为“誓死与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斗争到底”，而是因为“上课听不懂”，“文章写不出”，以此作幌子罢了。

第二天，我和班干部又召集大家开了个会，对学习安排作了些修改，关于听课和写文章的要求不作为硬性规定。如果学员有别的活动，可以不听课。文章可以缓交或不交。这样一来，学习安排总算勉强通过了。上第一次课，果然有六个学员未到。

当时所谓的上课，其实就是大家围坐在生产大队会议室的长桌旁，由我讲，学员听，也没有黑板，不用板书。学员们有的很认真，边听边记，一丝不苟。有的只听不记，也有的不听也不记，还不知道在谈笑些什么。我自然是不能管他们的。倒是那些愿意听讲的学员，有时会侧过头去盯他们几眼，以示反感，这才使正在谈笑的学员有些收敛。讲课个把小时就结束了。

又过了几天，通过大队支部书记李昔林，约定了采访甘祖昌将军。那天吃过早饭，李昔林引领我们一行19人来到甘祖昌家。这是一栋较大的农村普通住房，有上下两层。厅堂兼过道里陈设十分简朴，一张方木饭桌，一把泛着黄光的旧藤椅，还有因为我们来访，临时摆放了不少长短高低不一的木板凳和矮竹椅。甘将军和他的爱人龚全珍老师接待了我们。甘将军当时已是70岁的老人。头上蓄的长平头，黝黑的脸庞饱经风霜。鼻梁上、嘴唇上留着几道深深的伤痕，高高的身躯有些佝曲。他从腰带里抽出一根油光发亮的竹烟筒，坐在旧藤椅里慢慢装上生烟丝，点上火深深地吸了两口。厅堂里顿时弥漫开呛人的烟味。他咳嗽了几声，用他那浓重的莲花乡音，开始向我们讲述他的革命战斗经历。

甘祖昌出生于1905年，21岁那年参加了苏区农民协会，第二年参加工农红军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担任过江西省莲花县独立团军需处处长、红六军团工人连副连长，供给部材料科科长等职务，并参加了井冈山斗争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八路军三五九旅供给部军需科科长，三五九旅供给部副部长职务，和战士们在南泥湾垦荒种地。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三五九旅供给部部长，第一野战军二军后勤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任新疆军区后勤部副部长、部长等职务。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荣获八一二级勋章、独立自由二级勋章、解放一级勋章。从部队离休后，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江西省政协副主席。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甘祖昌三次头负重伤，留下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他自感如果还坚持在领导工作岗位上，必将影响部队的工作，因此，要求解甲归田，为家乡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领导上考虑到他一生为革命南征北战，出生入死，身负重伤，建议他到条件较好的地方去长期休养。但甘祖昌谢绝了这个建议。他认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有一分热就应发一分光，不能躺在功劳簿上，让人民供着。自己农民出身，又在南泥湾组织领导过部队垦荒种地，现在虽然不能在部队指挥千军万马，但回乡从事农业生产，参加农村建设，还是有一定的作用。在甘祖昌的积极要求下，上级批准了他的申请。

1957年甘祖昌带领全家回到了阔别30多年的家乡，当时他才52岁。省民政厅要在县城给他盖一栋房子，被他婉言谢绝，一家人和他的两个弟弟挤住在一栋老房子里。后来三家人口多了，实在住不下，甘祖昌才自己花钱在村里建了一栋普通民房。政府要补给他建房费，他说什么也不要。

甘祖昌为人质朴，生活节俭，平易近人。大家亲切地称他“甘部长”，同村人却按辈分称呼他。为了改变农村落后面貌，他一心扑在农田水利建设上，起早摸黑，翻山越岭，勘测地势，筑堤建坝，安装电机，兴建水电站。谈起建电站的事，甘祖昌十分感慨地说:“我从小家里很穷，读不起书，给地主当‘应工’(临时有呼必应的小工)。六岁时得到舅舅家的接济，供我只读了一年私塾。后来我虽然在部队学了些文化，但在家乡建电站，测量计算方面就碰到了很多困难。往往因计算错误造成返工，不仅浪费人力财力，还大大延误工期。建电站要赶在秋冬季节。春夏季雨水多，发山洪，又是农忙季节，返工就要等到来年。这都是吃了文化太低的亏。”甘祖昌说到这里，重重在鞋底上磕掉烟筒里的烟灰，又装上一锅生烟丝，点燃吸着。他环视了一下在坐的学员们，语重心长地说:“你们都是贫下中农推举上大学的，在学校可要勤学苦练真本领，不要辜负人民对你们的希望。”听到这里，我内心油然产生一种获得扶助的感觉。老将军说出了我要对学员们说，而又不敢说的话。不知道那些不愿学习的学员这时有何感受?我不便抬头看他们的反应，仍低头做着记录。第一次采访大约谈了近一个小时。老将军患有老年支气管炎，说话有些气喘。我们担心老人过分劳累，主动结束了访谈。

后来我们还访问了甘祖昌的爱人龚全珍老师。龚老师原是新疆八一中学校长，后来随甘祖昌回乡，在条件较简陋的坊楼初级中学教书。她性格豪爽，热情，衣着十分简朴。因为已在莲花县生活了十多年，她的普通话里夹杂着一些坊楼方言。她说:“老甘是个很倔强的老头，有股蛮劲，认定要做的事，就非做好不可，从不知道苦和累。前几年，公社建设水电站。他泥里水里搞施工，腿上的皮肤感染了一个大脓疮。队里的赤脚医生开了些药，用了也不见效。晚上痛得睡不好觉。去县医院看病，又路远不便，怕耽误了建电站的工作。其实按照老甘的资历，省里早就要给他配一辆小车，被他婉言谢绝了。他常说，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建设需要多少资金!个人的困难算得了什么。能省的就省一点。为了省事，他竟要给自己的脓包开刀引流。这简直是胡闹。哪能这样糟践自己的身体?我不让他乱来。他不顾我的反对，找了一块刀片，涂上碘酒消了毒，硬要我帮着按住他的大腿。我犟不过他只好壮着胆照他的吩咐去做。只见他咬了咬牙，举起刀片，对准红肿的脓疮。我忙转过头，不敢往下看。这时，听见他喊了一声唉哟!大腿猛地颤动了一下。我侧过头一看，疮里的黄脓紫血从划开的一道刀口冒了出来。老甘额头上冒着大汗，双手用力把疮里的脓血挤压出来，脚下的破瓦罐装了大半罐。然后他又在疮口上敷上捣碎的草药，包扎好。没过三天，疮稍好些，他又一瘸一拐地上电站工地去了。”

听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三国演义》里关羽刮骨疗毒的情景。都是铮铮铁骨的英雄汉。甘祖昌正是凭着这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性格，白天勘测设计水利，晚上钻研农业科技，并虚心向水利、农技人员请教，用他的辛勤汗水和自己资助的部分资金，为家乡兴建了3座水库、4座水电站、25公里渠道、12座中小型桥梁，积累了丰富的农田水利建设经验，被江西省农业科学院聘为特约研究员。

甘祖昌的事迹使我们深受教育，学员们对学习知识文化的重要性似乎有了新认识。在后来我的一次讲课中，竟然没有学员缺席了;有11名学员自觉撰写了采访文章，并多次让我反复修改，其中有几名学员的写作积极性特别高，他们自己从公社要来了钢板、蜡纸和白纸，将他们写的文章工整地刻印装订成《作品集》。后来这个油印本不知怎么传到了团省委和省妇联，他们认为这些文章写得不错，约我组织七三级和七四级的部分学员，先后深入赣南和赣东北革命根据地，采访土地革命时期的老同志，编写革命斗争故事，后来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分别正式出版了反映老苏区儿童和妇女参加革命斗争的《战斗的童年》和《红区女战士》两本故事集。

(朱礼生，原南昌大学艺术系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