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真刀真枪”的毕业设计——回忆锻压66届抚州车辆厂毕业设计小组
何成宏
1966年3月至6月,我带领锻压66届卢险峰、王麟贻、杨复庆、刘慕德、黄根如、孙玲娣等10位同学到抚州车辆厂进行“冲压工艺与模具设计”类型的毕业设计。当时,抚州地区工业落后,机械厂里没有冲压模具,只有抚州车辆厂于1965年买的一台160吨单臂冲床,尚未投入使用。这家车辆厂制造拖车,有机加工车间,拖车所需的板全件都是用手工敲打成型。随着生产批量的增加,厂里急需把手工敲打改为利用模具冲压成型,所以商请江西工学院锻压专业的应届毕业生到厂进行“真刀真枪”的毕业设计。
作为毕业设计带队指导教师,我除了在大学里听过“冲压工艺”课外,没有任何冲压和模具方面的实践经验;而同学们也只是在校听过顾继虎老师讲《冲压工艺》课,实习时见过冲压生产,却从未参与过制造和使用冲压模具。工厂里有技术科,但技术科长熊大威(1958年华中工学院机制专业毕业)和科里的其他成员都没有搞过冲模设计;车间的工人大多是1958年进厂的学徒工,积累了操作经验,可以看懂简单的图纸,但都未见过冲模。在既无年长工程师指导、又无老工人把关的条件下,我们这些“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轻人,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历经挫折,却设计、制造、调试出了一批模具,成功制出了用薄板拉深代替铸件的轴端盖、用薄钢板卷耳代替厚钢板钻孔的铰链、用冲压代替敲打的弯曲件等十多种冲压产品,使拖车减轻了自重,节省了材料,也改善了外观。
回想四十多年前这次毕业设计的经历,除了感到愉快、充实、紧张,师生们都得到扎实锻炼外,更觉得是“教育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可贵实践,是培养“卓越工程师”的好路子。
当时,工厂条件简陋,我和同学们都住在工人集体宿舍里,睡双层床,一个房间住7~8人,设计科空了几张绘图桌供我们画图设计。在调研、设计阶段,生活较有秩序,起床后早锻炼,同学们每次都从工厂跑到抚州市地势最高的专署大门口再折回,也引得我这个从不锻炼的“小老头”有时也跟随着他们跑,在专署大门前透过门缝眺望城郊的田园风光,心旷神怡。端午节,孔厂长特地叮嘱厨房为我们这些南昌来的学生准备包子、粽子;技术科熊科长当时还是单身,和青年工人们一起煮了满脸盆的大蒜头,请我们共度佳节。部队转业下来的厂长、和我们年龄差不多的科长、热情朴实的工人师傅,和我们这些年轻师生处得非常融洽。
每位同学开发出一个工厂急需的冲压产品,从工艺分析到模具的设计、加工、调试,到生产出合格的制品,就是同学三个月毕业设计教学环节的具体任务。因为都没有经验,设计只能依靠“理论”,依靠“书本知识”。当时国内仅有的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洛氏冲压手册》和《麦氏冲压手册》,是我们套公式、查表格、定参数的主要依据,我审核同学的图纸,靠的也是这两本书。可喜的是,我们不得不从本本出发设计出来的模具,经过修改,调试,居然都做出了合格的产品。这使我们看到,珍视前人积累的宝贵经验,对于工程设计十分重要;也使我们实际感受到,技术参数的选用要严格、仔细,工艺计算必须一丝不苟。
在把图纸变成模具,使模具压出产品的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遇到了许多原来预想不到的问题,有时是面临彻底失败,令人十分懊丧。但同学们干的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把自己的主观设想变成客观现实,使“精神变物质”,使“设计图纸变成产品”,是通过实践来检验自己的主观能力,因而都很投入,都表现出既饶有兴趣,又坚忍不拔,仿佛那模具就是“自己的孩子”,一定要千方百计地保护它的生命,让它开花结果,所以遇到困难的时候,都自然地表现出一种顽强。记得有一次,几位同学设计的模具,经过几周的车、铣、刨等加工之后,集中进行热处理,却在淬火时出现裂纹,不仅材料浪费,前功尽弃,而且白白浪费了几周宝贵的时间。但同学们并不灰心,而是汲取教训,重新下料,经厂长批准,利用工人下班以后的第三班时间(深夜2点到早上8点),靠自己刚学到的开车床、刨床、铣床的技术,再次加工自己设计的模具,并在同学之间换工互助,十天之后用修改后的热处理规范进行热处理,大都获得成功。在这样的过程中,同学们不仅汲取了教训,学到了知识,而且锻炼了意志,学习了坚忍。
还有一次,在160吨冲床上调试某付压印模具时,由于调节闭合高度出现差错,冲床被“卡死”,滑块意外地停在下死点附近,不能上也不能下,机身承受巨大张力,连杆承受超负荷的压力。如果这种状况不设法解除,工厂这台唯一的大压力机,就会因不能动弹而长期报废。解除这种“卡死”状态的办法,一是用氧割法烧掉模具,释放压力,导致模具报废;一是用氧割法烧断连杆,使设备“去掉半条命”;最好的办法是用大扳手反拧连杆螺纹,但因为压得太紧,怎么拧也拧不动。面对这重大事故,我两天两夜没合眼,一是怕耽误生产,二是怕追究责任。和同学们讨论,和技术员讨论,谁也拿不出好办法。还是实践者最聪明,配合我们调试模具的尹金龙师傅,是1958年进厂的徒工,小学文化程度,上海人,非常机灵,因为做了多年的机修工,经历过许多装配和修理中的问题,我和他反复讨论后,他提出特制一个大扳手,用两米长的套管加长力臂,并在反拧螺纹的同时加热模具,使模具材料软化降低抗力,以释放部分螺纹压紧力的办法,来消除“卡死”现象。照他的办法做,果然解决了问题。“卡死”现象消除了,冲床和模具都未受到大的损害。这位聪明的“小师傅”帮我们解决了大难题,他也在和我们打交道的过程中学了不少模具知识,互相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同学们毕业多年后路过抚州,还会去看他——共同的拼搏,不仅建立同学与工人师傅之间的友情,也增进了师生情谊。
在调试模具的最忙碌的那段时间,我因为要分别和每位同学讨论模具调试、修改、加工中的问题,除了吃饭,就是到车间,一回到宿舍就倒床睡觉。6月份天气热,洗澡换下的汗衫和短裤泡在脸盆里,几天都懒得洗,不知是住在同一房间的哪位好心的同学帮我洗了晾在衣架上,我既心存感激,又很不好意思,至今不知道是哪位同学做的“好事”。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在高等学校刮起风暴,在抚州车辆厂搞毕业设计的师生奉命回校“闹革命”。所幸,这时我们的冲模设计和调试任务已基本完成,轴端盖等冲压零件已用到拖车上。
几十年过去了,我每看到各种车辆上车轮中间那各式各样的轴端盖都有一种别样的感情。以后,我在学校里主要担任锻压设备课的教学任务,很少再与“冲压工艺和模具设计”方面的教学与科研接触。而当年的这批同学中,则成长出不少人才。设计组组长卢险峰同学,后来到哈尔滨工业大学读硕士,再回南昌大学任教,成了冲压学科方向的博士生导师,撰写了若干本有关冲压和挤压方面的教材与专著。他说,当年执笔撰写毕业设计的技术总结与工作总结,对他日后写专著很有帮助。设计组中年纪最大的王麟贻同学,家在农村,特别能吃苦耐劳,一定要把模具加工好那种倔劲,在同学当中起了很好的榜样作用。他后来分配到福建南平某锻造厂工作,据说担任总工程师,一直保持艰苦创业的作风,受到同事们的好评。同学中还有一位杨复庆,身体瘦弱,性格沉静,小名“80斤”,又叫“不着急”,他善于独立思考,对一些技术问题常有独到见解,据说毕业后在工作中取得不少成绩。
回想起这短短三个月,同学们和我生活在工人和技术人员中间,和他们共同进行技术开发,建立了工作情谊,学到了实际知识,学会了工作方法,体验到理论知识的重要,懂得了实践者最聪明的道理,具体地认识到任何现实的工程问题,都是复杂的、多因素的、综合性的问题,可以充分容纳主观能动性和个人创造性:科技开发其乐无穷,技术创新大有可为。这些我们当时虽然说不透的实际体验,却默默地刻印在我们心中,有力地支撑着我们成长,帮助我们养成作为一名工程师所需要的最重要的素质。“文化大革命”中,高等教育受到巨大冲击。如今,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教学内容中充实了更多的科学内涵,但工程训练似有削弱。国家经济实力的发展,需要大量有真才实学和创造才能的工程师。近几年提出的培养“卓越工程师”的计划,似应吸取当年在工科院校普遍实行的“真刀真枪”毕业设计的宝贵经验,让我们未来的工程师们,在年轻气盛、初出茅庐的时候,受到浓烈的工程师气质与素养的培育与熏陶。
(何成宏,原南昌大学机电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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