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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的大学生劳动与实习

时间:2023-03-0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50年后我对20世纪60年代化学系的大学生生活记忆犹新,深情难忘。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党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推动教学改革,化学系220多名师生,1962年4月18日至29日到江西化工厂、南昌钢铁公司等10个工厂劳动、实习,通过12天的下厂劳动,全体师生都获得了思想、学习、劳动三丰收,并写出了劳动实习心得论文200多篇。

60年代的大学生劳动与实习

朱文安

南昌大学的前身之一的江西大学创办于1958年。到1963年校庆五周年时,青山湖畔高楼拔起一大片——昔日坟堆荒凉地,人才两批出校门。我从1958年到1963年,在化学系学习、工作五年。50年后我对20世纪60年代化学系的大学生生活记忆犹新,深情难忘。

下地种菜

1960年,国家遭受自然灾害,学校决定利用校园荒地大种蔬菜,这是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具体行动,并把种菜作为知识分子劳动化的锻炼场地之一。

在接受种菜任务之后,化学系全体师生在党支部曾翔福书记的带领下,党支部、团总支、系委会以及各年级学生小组分工负责,层层进行动员、讨论,立即行动起来,一星期内在校园的荒地上开垦了菜地二十多亩,并先后种上了小白菜、萝卜菜、包菜、菠菜、盖菜、芋头等等。不久,蔬菜生长得绿油油的,可爱极了。

平日在分工包干的菜地上,每天早晨、晚饭后都有人浇水、施肥、锄草。教师带头,干劲特别大。因为有段时间久旱,师生就筑起水沟,从池塘里一脸盆一脸盆地将水舀上来,端到菜地里浇菜,同时还积极想办法扩大菜地面积,争取广种多收。我出身农村,种地特别卖力,他们说我劳动像头牛。工夫不负有心人,当年蔬菜获得大丰收。

下厂劳动

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党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推动教学改革,化学系220多名师生,1962年4月18日至29日到江西化工厂、南昌钢铁公司等10个工厂劳动、实习,通过12天的下厂劳动,全体师生都获得了思想、学习、劳动三丰收,并写出了劳动实习心得论文200多篇。为了交流下厂劳动的经验,化学系于5月2日晚上召开了全系总结报告大会,会上师生们一致感到:下厂十二天,胜读十年书。

同学们从学校走到沸腾的工厂,与工人一起劳动,总的特点是:干劲足,热情高,教育深,收获大。

首先看到了工人的冲天干劲,特别是在技术革新运动中,工人们挤时间、干连班、早上班晚下班的情况对同学们鼓舞很大。到南昌钢铁公司分析化验室劳动实习的9位同学,开始看到化验室设备非常差,不仅破破烂烂,而且数量很少,可是他们看到工人郝龙民写的诗,诗云:“工厂不在大小,设备不在新老,资金不在多少,人是宝中之宝”以后,他们深受感动,提高了认识并积极地投入了劳动实习。

其次,理论联系了实际,学到了技术知识,培养了动手能力。据当时的统计,到江西化工厂劳动的60名同学,一共学到了24种生产技术,其中有40余人学会了10种以上,最少的也学会了5种以上的生产技术。

再次,打破了迷信,树立了敢想、敢干的风格。在化工厂甘油车间劳动的同学,对机械化的设备,从来没有学过、看过、甚至连一些机件的名词也不懂,但通过虚心学习,敢想敢干,终于弄懂了机械原理,学会了操作技术,十几天真是胜读十年书。

上海实习

59级毕业班有机专业的学生,1963年2月在老师的带领下,分别到上海中国染料三厂、新中化学厂和上海染料厂进行了一个多月的生产实习。这次实习,三个厂共安排了生产项目20多个,每个学生直接参加了一至四个项目的实际生产操作,还请了工程师、技术员作科学技术报告。

起初,有的工厂对同学存在着“三怕”,即一怕损坏仪器,二怕浪费原料,三怕发生事故。但是,我们的同学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很快就打消了他们的顾虑。实习期间,同学们与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积极主动,勤学好问,吃苦耐劳,不怕脏、不怕苦、不怕累,抢着干重活,不懂的地方向工人和技术人员虚心请教,并且严格遵守劳动纪律和操作规程,使得工人同志很快就爱上了这群来自南昌英雄城的年轻人,对同学们像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关怀备至,并夸同学们不愧是来自革命老区的大学生。

情深难忘

我是化学系的党团干部、团总支书记、党支部委员,负责学生工作。同学们无论下地种菜还是下厂劳动实习,我都身体力行。但我的工作方法比较简单生硬,主观急躁,心直口快,在与同学相处中,伤害了一些同学的自尊心,结果他们不高兴,也不好吭声,就打起“肚皮官司”来了。59级郭满书同学,原是年级劳动委员,由于工作中有些缺点,我只注意“原则”,不考虑“方法”,在不恰当的场合生硬地对他进行批评,结果郭满书不愿干劳动委员了,我自己也因好心做了一些不受欢迎的事,增加了思想负担。

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党的教育,我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特别是在贯彻执行“高教六十条”和团的工作纲要的过程中,我的工作方法有所改进。在上海实习期间,郭满书同学不幸患了伤寒病,我与带队老师、同学送他到医院去治病,并设法让他住院治疗。在他住院近一个月时间里,我常去看他,并帮助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安慰他要听医生的话,好好养病。当时,医生一再强调“少与病人接触,以免传染”。但工作的责任心,不允许我考虑这些问题。尤其在未办好住院手续以前,我甚至深夜守在他的床前,给他端茶送水提便壶等。我只做了一点我应该做的事,就使郭满书感动得流泪。病好后,他一再地对我说:“我在上海生这样严重的病,远离学校,远离家乡,如果没有党组织的关怀,我就没有命了。你像我的亲兄弟一样为我操心,过去我对你有意见,只考虑你的脾气不好,方法不对,现在我感到你过去坚持原则是对的,是应该的。以后你就是我的亲兄弟。”

的确,从此我们之间的一场“肚皮官司”就结束了。从这里,使我深深体会到:只有像雷锋同志一样,对同志像春天一样温暖,热情谦虚,才能团结同志,做好工作。

半个世纪过去了,但与20世纪60年代的大学生相处生活,历历如在眼前。

(朱文安,原南昌大学教材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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