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丛书》总序

《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丛书》总序

对于1979年以后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社会学家通常用“社会转型”的概念加以概括。什么是社会转型呢？就多数中国大陆社会学家的理解，就是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包括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转变等等，在中国的场景下还特别指从计划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的转变。

其实，如果回顾自孔德以来的社会学全部学说的历史，诸多的社会学大师们讨论的重点问题几乎都涉及到了“社会转型”。譬如，孔德所说的人类知识与社会发展的三阶段，就是探讨社会如何从他所谓的神学的、崇尚武力的阶段转入实证的、信奉科学的、工业秩序的阶段。斯宾塞则根据社会组织结构的特点，将社会区分为军事社会与工业社会。他认为军事社会是强制性的社会，公民的意志和生活受到政府的统治和制约，而工业社会是建立在自愿合作的基础上，公民是独立的、自由的。腾尼斯用“公社”与“社会”来表明他关于人类共同生活的“基本类型”的思想，公社是指基于血缘纽带的、有感情的、有密切私人关系的人类共同生活，而他所谓的“社会”则是指，基于人类理智思考的、有利益关系的、建立了管理规范的人类共同生活。杜尔凯姆所说的“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前者指传统社会的组织形态，后者指现代工业社会的组织形态。至于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奈比斯特的“大趋势”等，则更是对于当代社会转型所作的诠释。总之，社会学家们试图阐述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区别是什么，社会的类型是怎样区分的，社会为什么发生转型、社会是怎样转型的，以及社会转型的后果是什么。

说到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国近代化与现代化的最初的、比较成规模的努力大致可以从“洋务运动”算起，到今天也有近150年的历史了。当然，要想推动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传统的中华帝国转型，就好比要启动一列满载重负的火车，在起始的阶段，其困难之巨大是可想而知的。后来，戊戌变法的失败证明，想要在不彻底变革旧政权的前提下实现社会转型是没有可能了，孙中山先生在试图向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进言而遭到拒绝以后，终于下决心发动革命，以激进的方式推进社会转型。辛亥革命表面上建立了现代的“共和式”政治体制，但实际的政治游戏还是“帝制式”的，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失败后不久，全国便陷入四分五裂的地方割据和军阀混战，此后，内战和外敌入侵，都使得中国社会转型的步伐一再拖延。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一代年轻的精英式领导人，再次试图进行中国现代化和工业化的社会转型实验。然而，“大跃进”失败以后，由于诸多的政治变故，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主席渐渐失去了对于中国现代化和工业化实验的兴趣，而代之以“阶级斗争”的实验。于是，中央的政策就一步步偏离了正常的现代化建设轨道。在文化大革命的一段时间里，非但没有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发展，反而出现逆现代化的潮流而进，比如，非但不推进城市化，反而让千百万城市居民迁移到农村，非但不建设现代的职业分工体系，反而恢复“亦工亦农”的自然经济。虽然周恩来总理在1975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重提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但是，在当时动乱的年代里，实际上，现代化的进程几乎是完全停顿了。直到1979年底，在邓小平等具有改革思路的领导人重新确立了发展目标以后，中国朝向现代化的转型才又重新启动。

从1979年开始的经济与社会改革，是150年来中华民族朝向现代化社会努力成绩斐然的一段时间，迄今已经有26年历史了。在这26年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平均超过7%的速度持续增长，可以不夸张地说，中华民族在这一段时间里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几乎超过了过去一百年所创造的财富的总和。这一段时间也是中国社会结构朝向现代化结构转型最为迅速的时期，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从农业向制造业的转型，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型，社会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均发生巨大变化，其变化速度之快，令人难以置信。孙中山先生曾经感叹中国人的不觉醒，严复曾经感叹中国人的守旧、不变化，鲁迅曾经感叹中国人的麻木，然而，曾几何时，中国人变成了一个乐于接受外来事物的、接受变革的民族，其接受社会变化的程度超过了其他很多民族，“改革”几乎成为一种“信仰”，为人们所广泛接受。

在这一阶段，中国社会转型的内容众多，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也是极为深刻的，即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变化。计划体制的本质是政府包办一切——几乎所有资源的配置都是由政府完成的，比如，改革以前的分配工作、分配房屋、票证制度等，而新的市场体制的核心是由“看不见的手”配置资源。今日中国，与改革前相比，人们的生活真的发生了重大变迁。上学是自己考试取得的，而不像文革时期那样是推荐或单位分配的名额，工作是自己找的而不是象过去那样是服从分配，房子是自己分期付款购得的，而不是象过去那样是由单位领导或“房管处”安排的，商品是自己到市场上去挑选的，而不是象过去那样等着从单位或街道拿到购买商品的票证。

市场的转型也引发了多方面体制的变迁。比如，劳动力流动，引发了城乡关系的变化，中国进入了城市化发展速度最快的时期。再比如，自由就业制度引发了工作方式和收入分配体制的变迁。城市单位体制的变化引发了社会保障体制的巨大变迁。仅仅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城市里就发生了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四大体制的变迁，即城市住房体制的变迁、城市医疗保障体制的改革、城市养老体制的改革和城市就业体制的改革。

社会学历来认为，社会的变革需要循序渐进，如果社会变化速度太快也会引发问题。26年来的巨大变迁，当然也引发了众多的不协调问题。不仅社会的各个构成部分之间有协调的问题，就是个人对于社会的变化也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本丛书就是试图从社会学的角度发现、分析、探讨和解决社会转型期的不协调问题。所谓社会学的角度，首先是指采用了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其次是指一种综合的角度或社会整体的角度，即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一个部分的变化不会是单独的，所以要考虑整体的利益，要注意协调社会各个不同部分之间的关系。社会学的角度也可以说是“社会效益”的角度，即不是单纯追求经济效益、政治效益，而是追求社会的整体效益。

本丛书仅仅由四本书构成，当然不可能全面探讨中国社会转型中的问题，只能是择其要者而述之。四本书的逻辑是这样，两本是讨论总体型问题的：一本分析人口问题，另一本分析社会结构或社会分层问题。两本是讨论具体问题的：一本讨论教育问题，另一本讨论贫困和救助问题。首都经贸大学黄荣清教授的《转型时期中国社会人口》从多种角度剖析了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中国人口所产生的问题与解决问题的对策。笔者的《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分层》，对于处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上的人群进行剖析。两本探讨具体问题的，一本是中国人民大学刘精明副教授的《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教育》，分析的是我国教育制度方面的问题，另一本是中国人民大学洪大用教授的《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救助》，偏重于分析中国的弱势群体、贫困人口，并试图提出减轻贫困的对策。

去年春天，辽宁教育出版社的刘国玉总编、李忠孝编辑专程到北京来，约我主编一套丛书，反映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剖析社会问题、提出社会对策。承蒙他们的盛情邀请，笔者特邀了学界的三位新秀，均为社会学界颇具实力的学者，经过辛勤耕耘，终于成就了这样一套丛书。笔者谨代表其他三位作者以此微薄之礼奉献于生活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的广大读者。

李　强

2005年4月22日

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