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阶层位置与教育机会

二、社会阶层位置与教育机会

追求更好的受教育机会，对每个社会阶层的个体来说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理性选择目标。在大多数的现代国家中，教育是促进个体社会流动，获得较好社会经济地位和生活机会的重要机制。教育与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关联，早已为众多的社会学家所关注。1967年布劳－邓肯对美国社会中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SEI）与教育年限的关系测量表明，两者的正相关系数达到0.73，近年关于我国教育与职业地位关系的分析也都表明，在更年轻的人群中，教育与职业之间的关联强度在迅速提高。^[5]

同样，教育经济学家认为，教育收益率总是高于非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而各教育阶段的边际收益随着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教育的提高而出现稳定的递增趋势。与此同时，教育的私人收益率总是高于社会收益率，特别是就发展中国家而言，教育层级越高，这种差异也就越大。^[6]因此，个体所接受的非义务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是利用国家在教育领域的公共投资来更主要地提高私人收益。无疑，这是最划算的事情。由于高等教育在非义务教育中最能表现上述特征的教育阶段，因此，本报告所讨论的教育机会结构也就主要讨论高等教育的机会结构。

然而，由于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位置上的个体，所占有和可利用的社会资源是不相同的，他们所占有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差异，深刻地影响到其后代的受教育机会。不过，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社会阶层位置对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其一是父代的社会阶层位置对子代教育机会的影响，其二是本人的初职时的阶层位置对就业或获得继续教育机会的影响。

这里需要稍加说明的是，我们将子代所获得的教育区分为就业前所获得教育和就业后所获得的教育。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时间里，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技术变革的速度加快，我国社会的职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表现在体力劳动者的比重相对下降，而在规模和数量不断扩大的公司、企业以及其他组织部门充任管理、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的人数与比重不断提高。由于这些白领职业对职位技能的要求提高，因而对从业者的教育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伴随着教育扩展（特别是高等教育扩展）的来临，那些在就业前未能从正规教育序列中获得较高教育机会的人，由于个人职业发展的需要而继续追求升学机会的比例就会出现明显的扩大。因此，本章在讨论阶层位置与教育机会之关系的时候，同时还注意到了是否就业对获得教育机会的影响，包括来自父代的社会阶层背景的影响和本人初职时所处的社会阶层位置的影响。

（一）父亲职业位置、教育水平与子代教育机会

首先我们来看父亲社会阶层地位对子代教育机会的影响。以往研究父代社会经济地位对子代的影响时，对地位背景变量的选取大致有两种主要方式，一是综合职业声望、收入和教育年限为社会经济地位指数（SEI）的方法，一是职业阶层或阶级类属的方式。前种方式涵盖的信息较为全面，但是缺乏对具体阶层关系的解释能力。而后种方式较为关注的是职业位置的影响，而对教育、收入的影响则另设变量，将之作为影响机制来分析，因而我们不能确切把握不同资本优势对子代教育获得或地位获得的综合影响。

本章研究则结合职业位置和教育水平两方面的基本关系来确定父代的阶层地位，下文中笔者将以这种方式划分的社会阶层称之为“职业—教育”阶层。这里，我们的具体操作方式是：将父亲的教育水平分为高等教育（包括成人高等教育、大专及以上）、中等教育（含初中和高中）、小学及以下教育三个层次，将父亲职业位置分为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办事人员、自雇佣阶层和体力劳动者等五个层次。然后将父亲职业和教育交叉组合，并加以适当合并，得到如表5-1所示的10个类属的“职业—教育”阶层，其中第5类指具有初等教育水平的管理技术人员，第6类包含具有高等或中等教育水平的办事员阶层，第8类包含具有高等或中等教育水平的体力劳动者。通过这样的教育水平和职业位置的组合，可以更明确地凸现来自父代教育、职业阶层位置对子代教育机会获得的综合影响。

从表5-1我们可以看到，父代的职业—教育位置在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我们首先可以看到，无论是子代就业前的初始教育水平还是当前教育水平，父代不同的职业—教育阶层背景对其有很重要的影响，其子代的教育机会具有某种层化态势。具有高等教育水平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以及具有中等、高等教育水平的办事人员，其子代在就业前，分别有39.4%、28.7%和26.5%的人获得了高等教育机会，而只具有初等教育水平的各职业阶层，其子代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比例只在4.2%—5.3%之间。具有中等教育水平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具有中上教育水平的体力劳动者，其子代在就业前获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分别为13.85%、20.35%和15.57%。通过就业后对高等教育机会的继续争取，最终目前的教育水平都有一定提高，但层化的状况没有发生变化：具有高等教育水平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的子代，有45%—57%的人获得过高等教育机会，属于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优势层；而具有中等教育水平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具有中上教育水平的体力劳动者，其子代当前教育已经分别有32.4%、35.1%和26.8%的人获得过高等教育，属于城市社会中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中等优势层。而那些只具有初等教育水平的管理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体力劳动者，以及自雇佣阶层，其子代目前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比例都均在20%以下，其中初等教育水平的体力劳动者的子代中只有10%的人获得过高等教育，属于典型的劣势层。

从上述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到，在父代职业位置一定的情况下，父代教育水平越高，其子代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就越大。同样的管理人员，受过高等教育者与只受过中等教育或初等教育者相比，其子代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要分别高出13个百分点和26个百分点。同样，就具有技术位置的父代而言，受过高等教育与只受过中等教育者相比，其子代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比例要高出21个百分点。甚至父代同为体力劳动者，具有中等以上教育水平的人与只具有初等教育水平的人相比，其子代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比例也要高出16个百分点。

在相同教育水平下，父代处于技术位置上，其子代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比处于管理位置上的子代要好。同样是接受过高等教育，处于技术位置者与处于管理位置者相比，其子代获得高等教育的比例要高出11个百分点。同样，父亲具有中等教育水平，但若是处于管理位置而不是技术位置，那么其子代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比例也要少3个百分点。

表5-1　父代职业—教育阶层背景与子代就业前后的教育水平

另一个需要注意到的是，对于体力劳动者的子代来说，他们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并非都是处于相同的劣势位置。具有中等教育水平的体力劳动者，其子代获得高等教育比例为26.8%，要高出只有初等教育的体力劳动者子代16个百分点，同时也比那些只具有初等教育水平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的子弟分别高出7个百分点和9个百分点。

从被访者当前教育水平与就业前的初始教育水平的差异来看，高等教育比例的变化也具有同样的趋势。具有中等及以上教育水平的管理人员、办事人员和具有高等教育水平的技术人员，其子代在就业后获得高等教育的比例分别为17%、18.5%、19.4%和17.4%，属于变化较大的社会阶层群体；具有中等教育水平的技术人员、初等教育水平的管理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以及具有中上教育水平的体力劳动者，在就业后获得高等教育的比例均在11%—15%之间。而只具有初等教育水平的体力劳动者、自雇佣者，其子代在就业后获得高等教育的比重则较低，分别为5.8%和6.6%。

上述分析表明，父代的职业—教育位置对于子代教育获得机会，特别是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具有一定的规律性：相对来讲，父代教育水平对子代的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要大于职业位置的影响。同样的职业位置，父代的教育水平越高，子代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就越大；另一方面，父代职业位置高并不意味着其子代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就大，高的职业位置只有与高的教育水平同时具备的条件下，子代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才会出现明显的优势。因此，从另一个角度看，体力劳动者的子代也并非都是获得高等教育的劣势层，父代教育水平高，子代教育机会就会有较大的改善。

（二）不同职业阶层就业前后教育机会的变化

在这里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是，本人已经取得的职业阶层位置对后来的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一般的研究很少注意到本人职业对教育获得的影响，相反，他们更多地关注的是教育对职业地位获得或职业阶层位置的影响。这种研究将教育看成了一个恒定不变的量，即就业前获得的教育水平总是对个人职业地位产生固定的影响，或者说，个人教育水平在人的职业生涯中的影响是不变的，因而忽略了教育本身的获得也与个人职业生涯有着直接的联系。事实上，许多人的教育获得被分为就业前后两个基本时期。表5-2是对GSS样本数据中就业后教育经历的统计。数据分析表明，全部样本中，有23.2%的人在就业后曾经获得过受教育的机会，其中，大约有57%的人[=(13.2%*5894)/(23.2%*5894)]，其教育水平与就业前相比都有所提高。

现在我们需要进一步考察的是，这种变化与个人已经取得的职业位置有何关联呢？这里我们以本人初职时的职业位置为基本分析起点。根据前述关于阶层结构划分的方式，我们将本人初职时的阶层位置划分为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体力劳动者和自雇佣者5个主要职业阶层。表5-2的数据统计表明，初职获得管理职位的人，就业后有60%的人获得了新的受教育机会，并且有36%的人教育水平有所提高。初职进入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职业轨道的人，也分别有46.8%和37%的人在就业后获得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并且分别有30.7%和22.2%的人教育水平有所提高。而初职进入体力劳动者职业轨迹的人中，只有大约13%的人进一步获得过职业培训或学历教育的机会，在全部体力劳动者中，就业后学历水平有所提高的比例不超过6%。初职进入自雇佣者职业轨迹的人，其受教育机会的变化与体力劳动者大体相同。

表5-2　初职时的职业阶层与就业后的教育经历（%）

初职职业位置为未定义类主要包括的是调查当期报告为从未有过职业经历的人。

表5-3的数据进一步表明了初职与就业后学历教育水平的变化关系。初职获得管理、技术和办事人员等三类职业位置的，分别有25%、33%和20%的人获得过高等教育机会（这里高等教育与前述定义相同，它既包括大学专科及以上正规教育序列的高等教育，同时也包括像电大、夜大、民办高校以及其他成人高等教育），而体力劳动者和自雇佣者中，只有2%的人在初职就业前获得过高等教育。

表5-3　本人职业位置与就业后的学历教育机会（%）

初职职业位置为未定义类主要包括的是调查当期报告为从未有过职业经历的人。

就业后，初职为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人当中，目前分别有47%和55%的人已经取得了高等教育学历，相比初职时的教育水平，获得了高等教育者的比例均提高了22%。同样，办事人员中，高等教育也有15.8%的人在就业后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而体力劳动者和自雇佣者中，在就业后获得继续教育的机会则很少，不过体力劳动者仍然有大约7%的人在就业后进一步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虽然相比白领职业阶层而言，这种学历水平的提高要相对小得多。

这种就业后教育机会的职业阶层差异，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得到解释。首先，就业前的教育水平对就业后的继续升学具有十分重要的决定性意义。我们知道，任何知识水平的提高都需要有一定的基础。那些就业前的初始教育水平较低的人，事实上大多都进入了体力劳动者的行列，他们的职业技能要求较低，因而对就业后的继续教育的需求水平也就较低，企业和社会针对体力劳动者提供的学习机会较少，所以他们在就业后获得继续教育的机会就会很少。表5-4的数据证明，原来只具有小学及以下的学历水平的人中，就业后只有5.3%的人曾经获得过新的学习机会，只有不到2‰的人，其学历水平在就业后获得了提高。

表5-4　初始教育水平与就业后教育机会（%）

与就业前只具小学及以下学历水平的人相比，具有中等教育及以上学历者，其就业后接受继续教育的机会就会要大得多。表5-4数据表明，具有初中及以上教育水平的人当中，大约有20%以上的人都曾在就业后获得过学习经历，而且那些具有中等教育水平的人中（包括初中、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分别有15%、19%和24%的人的学历水平有所提高，这一比例占就业后继续学习者的比重分别为65%（＝15.06%/22.98%）、60%和66.7%。

表5-4还表明，就业前具有初中教育水平的人当中，就业后有6%的人获得了高等教育学历，而具有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水平的人当中，分别有19%和23%的人获得了高等教育学历文凭。由此可见，就业后的继续教育对不同教育基础的人来讲，有着不同的意义。只具初等教育水平的人，就业后很少能得到新的学习机会，而具有中等及以上教育水平的人中，就业后接受新的学习的方式也不相同：原来就具有高等教育水平的人，就业后所接受的教育，主要是职业培训和技术技能的进一步提高，而那些只具有中等学历水平的人，就业后对学习和教育的追求则主要是为获得某种学历文凭。^[7]

其次，就业后接受继续教育的职业阶层差异，还与不同职业阶层的职位技能要求有着密切的关联。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革命对每个管理、技术和办事员位置的职业技能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不断涌现的新的技能要求同时也在学校教育中准备着掌握了新的职位技能的竞争对手。那些进入了白领职业轨道的人虽然有着较为广阔的职业发展前景，但同时相互之间的竞争也日益激烈。为了能够在竞争中取得较为稳定的优势，就必须对自己的职业位置技能有更深入的了解，不断地获取新近出现的职位技能信息。因此，在就业后继续追求学习和深造的机会，对于白领职业领域的人来说，是职位竞争的基本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