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学业成绩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六、高中学业成绩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国外的大量研究指出父母的职业地位与其子女的学业成绩具有密切关系。如拉文（D.E.Lavin）在1953—1961年发表了19篇有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学生学业成绩的研究文献，其中13项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学生学业成绩有直接关系，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学生学业成绩就越好，然而另外6项研究则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学生学业成绩越差。对于这一矛盾，除统计学的解释外，拉文提出，成就动机、价值导向与学业成绩的关系高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学业成就的关系。英国在二次大战后一项有关物质环境影响学业成绩的重要研究，即由著名教育社会学家佛劳得（J.Floud）、哈尔西（A.H.Halsey）等人进行的“11⁺岁”的研究表明，家庭物质环境对于区分好学生和坏学生，不及家庭规模、父母态度、动机等因素的影响重要。同时也发现，每个社会阶层中较成功的学生都有较好的物质环境。1974年民主德国的一项调查表明，子女在校成绩优秀的可能性是随着双亲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而明显增加的；反之，子女成绩平庸的可能性则随着双亲文化教育水平的降低而增大。

对于家庭环境变量与学业成绩的关系，马和民在他的《教育社会学研究》（1998）总结道：第一，家庭环境中的几乎所有变量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子女的学业成绩，因而，更加细致地阐发“家庭环境”的概念就显得殊为必要；第二，尽管今天的研究还没有确定家庭环境诸变量的不同贡献率，但我们已经能够发现，若按重要性排列，似可把家庭环境诸变量排列为：家庭社会文化水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两者均为客观变量），家庭中的课程和教育风格（主观变量）。^[18]

影响高中生学习成绩的因素比是否进重点中学更复杂，笔者打算从这样几个方面分析：1.家庭居住地；2.家庭背景，包括了兄弟姐妹的数量、父母职业、教育程度、经济状况以及父母的期望、亲子关系等；3.学校中的师生互动，师生交往的频率、特点等。所用的依变量是学生成绩在班上所处的位置，分成五个等级，依次是：前几名、中上、中等、中下和最后几名。对于这一序级性质的因变量，作者在这里采用的是定序logistic回归进行分析。

定序logistic回归的基本思想基于因变量的潜在连续性假设（即潜变量）。假设y^*是一个在-∞到+∞之间取值的潜变量，其结构模型是：

y_i^*=x_iβ+ε_i

这里，i是样本观测数据，ε为随机误差。由于y_i^*潜在连续性特征，我们可将y_i^*划分为J个等级顺序的类，即可以认为对于变量y_i^*有J个分割点：假定m-1≤y_i^*＜m，则y_i^*=m，m=1~J。这些分割点的概率是可以估计的。

在样本观测数据中，定序变量所测量的具有序级关联的点，即可认为是这样类似的分割点。这时对序的估计实际上转换成了对分割点的估计，扩展后的二分取值的logistic回归模型可以实现这一模型的估计，相应的概率模型是：

P_r（y=m|x）=P_r

P_r（y=m|x）=F

对上述模型两边取对数，即为定序对数回归模型。对于一个有5个分割点的定序对数回归，我们可以有：

以上述模型为基础，经过对自变量多次的筛选组合后，我们最终得到了如表7-9所示的分析结果。

表7-5的教育分流模型比较，我们发现家庭背景因素中的客观变量作用小了，但是其他变量的作用开始上升，这种影响的变化具体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1）社区因素的影响

模型显示，家住城市和县镇的学生成绩明显好于农村学生，而城市学生又要好于县里的学生。这可能城市社区的经济文化教育水平均远高于县镇农村社区，城市学生有更多可利用的教育资源和手段，在学习上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而且城市父母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更高，也更懂得如何去引导子女。

（2）兄弟姐妹数量的影响

表7－9　高中学习成绩的回归分析（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

*:P＜0.05**:P＜0.01***:P＜0.001

是否为独生子女家庭的影响也很显著，独生子女在学习成绩上比非独生子女成绩更好。另外通过控制家庭的孩子数，发现在有三个及其以上孩子的家庭，孩子的排行越靠后，其成绩越好，Somers’d系数为0.155,显著度是0.011。国外有学者对出生顺序与智力水平做了分析，他们的结论是排行在前和靠后的孩子比中间的要聪明些，而靠后的孩子比靠前的孩子更加聪明，但是这些结论并不具备统计上的显著性。^[19]还有学者提出了多子女家庭的教育资源“稀释”理论。^[20]

（3）家庭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影响

在回归模型中，父亲职业和文化程度变量没有显示出与学业成绩有任何关系，高中生学习成绩的好坏与父亲的职业和文化程度几乎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这一结果似乎是匪夷所思的，为了进一步弄清楚家庭在这一问题上是否存在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优势，笔者用了一系列衡量文化与经济变量的指标与学习成绩进行相关分析。如表7-10所示。

表7－10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变量与学习成绩的相关分析（Spearman系数）

出现统计显著性的指标有家中图书的数量、父亲是否经常阅读报纸、去年全家的收入、家中供子女读书是否有困难等。但由于各个相关系数都很低，笔者还不能断定其中的相关关系。而且家中是否存在经济困难与学习成绩之间的关系方向是家中经济越困难的学生，他们的成绩反而更好。在笔者看来，条件越困难的家庭，其子女可能会越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因此会更加努力学习。而且对于条件不好的家庭来说，一般供不起所有子女的学习费用，只能把仅有的资源给予读书最出色的孩子。

接着笔者控制了父亲职业，对家庭全年的收入总和与学生的学习成绩排名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发现在农民阶层中，家庭经济收入与学生成绩具有一定的关联性，相关系数Somers’d系数是0.136，显著度为0.000，收入越高的农村家庭其孩子在高中阶段的成绩越好。但在其他职业阶层中没发现这种关系。许多研究学业成就的国际比较发现，在发达国家，学校资源分配不均等是形式上的教育机会不均等，它与学业成绩没有多大关系，但在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表明，学校设备是学业成绩的必备要素，与学业成绩差异具有密切关系，如T.S·马瓦温达（T.S.Mwamwenda）和B.B·马瓦温达（B.B.Mwamwenda）在非洲博茨瓦纳的研究，英国学者波斯尔思韦特（T.Postlethwaite）的研究报告。据此，波斯尔思韦特在他提出的缩小成绩差距的五条对策中，强调了在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的学校教育及其设施的重要性。“不管他们怎么分析，我们能否提出这样的假设，即教育资源基本具备之后，发展中国家将会出现工业国家目前的情况，此前，教育资源‘有很大的重要性’”。^[21]依此类推，在很多农民家庭、体力劳动者家庭，他们不能为子女提供必要的教育资源，这必然影响到学习成绩，因此家庭经济状况与学习成绩的关系只在收入较低的职业阶层中出现。

总的来说，家庭的经济条件、文化程度作为客观存在的事物，并没有对高中生的学习造成直接影响，许多高中生没有因父辈的平庸而落后，他们同样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

（4）家庭主观变量的影响

a.亲子沟通

家庭主观变量在回归模型中的体现是亲子交流和父母的期望。模型显示，亲子交流的好坏对高中生学习成绩的影响很大，如果孩子在父母那儿得不到关心帮助，他们可能表现出逆反和过激情绪，对学业成绩有负面效应。另外，笔者还发现家庭的社会经济文化水平与家长和孩子是否能顺畅沟通没有多大关系，多子女家庭孩子与父母沟通的情况要差一些。

关于亲子关系的研究，笔者还引入了家庭气氛是否融洽这一变量，为避免共线性的问题，笔者将二者单独做了相关分析，发现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好坏对高中生学习成绩的影响是很大的（Spearman=0.093,P=0.000）。这也印证了离异家庭子女容易成为不良青少年的一些研究假设。

b.家长期望

学业成绩回归模型显示，随着父母对子女教育期望的升级，子女学业成绩更优秀。父母期望对学习成绩的影响在很多研究中都得到了证实。20世纪60年代，英、美等国有学者就不同社会阶层对于学校教育重视程度的差异作过不少研究，他们发现，各社会阶层在信仰和价值取向上的差异直接影响到他们对子女的教育抱负。英国教育学家班克斯（Banks）对此作过如下评述：例如，手工工作者因为其较低的职业地位，很少具有中等阶层职业人员的成就抱负和价值取向。从而，他们往往接受了自己缺乏能力的评价，并依此意见判断其子女。在前人的基础上，本章结合中国的实际，对此进行了一些研究（表7-11）。

表7－11　父母期望的相关分析

*:P＜0.05**:P＜0.01***:P＜0.001

①城市父母比农村父母对子女有更高的期望，特别是在出国留学这一问题上，城市家庭多是独生子女，家里有能力供养子女出国，不需要其早早地开始工作。

②父母期望与是否是多子女家庭也存在关系，家里子女数量越多，父母的期望值随之下降。这儿的父母期望是针对单个的孩子而言，在非独生子女家庭，父母对其他孩子的教育期望就不得而知了。但还是要看到在高中生里面，独生子女承受的父母期望要大于非独生子女。

③父亲职业与对子女期望的关系是这几个变量中最低的，进一步的分析显示，体力劳动者对子女的期望最低，最高的是中高级管理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家长希望孩子出国留学的比例也较高。

④表中很清晰地显示出，家长的教育程度与其对子女的期望有较强的关系。初中文化程度的家长与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家长对子女的期望尚未显示出差距，但到了高中和大学这一层次，教育期望就迅速升高了，而且非常明显。在国际学业成绩评估协会的一系列开发性研究中，家长的受教育程度一直是研究的中心变量。现在人们已普遍认识到，家长的受教育程度与他们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教育方法、教育态度、所提供的教育设备和文化环境有着直接的密切关系，从而间接地影响到其子女的学业成绩。关于家庭社会文化水平的作用，基夫斯曾经作过如下评述：“应该指出，如果把缺乏能力的学生搁在一边不予考虑，那么职业地位、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与学业成绩就有着显著正相关。但是，最近的研究表明，家庭社会文化水平比职业地位、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更能解释学业成绩差异。”^[22]

⑤父母期望与子女初中成绩也存在正相关关系，孩子的成绩越好，父母的期望越高。他们之间是一种互相影响的关系，父母期望的高低会随着子女学习的实际情况有所调整。

总的来说，家长期望与其社会阶层的因素有一定的关系，地位较高的家长对子女的期望也越高。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虽然未显示出对子女学习成绩的直接影响，但是仍有一定的间接作用，其作用通过影响其他的变量，如父母期望，而体现出来。

（5）师生互动

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看到的是与假设相反的结果，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文化水平对学习成绩没有直接的影响，家庭的经济水平到了一定程度，对学习成绩的影响开始变小，以至几乎看不出来，而父母的文化程度只是通过影响其对子女的期望，来作用于孩子的学习成绩。那么我们把对学习成绩影响因素的考察转移到校内因素上来。

《科尔曼报告》和英国的《普洛登报告》均指出在决定学生学业成就的过程中，家庭背景因素比学校因素更重要。这一发现激起了很多学者研究学业成绩问题的兴趣。究竟是家庭背景的作用大，还是学校因素的作用大？斯蒂芬（Stephen Heyneman）在其著作《发展中国家中的科尔曼报告》中指出：在乌干达，家庭因素的影响不及学校因素（1976）。在随后的研究里，斯蒂芬与洛斯利（Loxley）将这一结论推广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他们说到“国家越穷，学校和教师质量对学业成就的影响越大”。

对于学校因素的作用，前人的重点放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校际间的比较，这方面的量化分析值得一提的是A. R·詹森（A.R.Jensen）的研究。他以学校之间存在学业成绩差异的事实为基础，引进更多的变量，预测这些变量各自不同的作用。在他的研究中，发现学生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别可解释不同学校之间15%的成绩方差变异；学生的智商差别可以解释不同学校之间25%甚至更多的成绩方差变异。排除学生因素后，他开始从学校资源差别来解释校际间的成绩差异。他说：“如果我们使每个学生的环境完全相同，那么成绩差异可以减少25%—40%……若小学的学校质量完全相同，可以减少认知成绩差别的3%左右，若使高中的学校质量完全相同，可以减少认知成绩差别1%左右。”^[23]另外，质量位于上端20%的学校和位于下端20%的学校一样好，全国平均学业成绩可以抬高3%，反之则减少3%。^[24]第三，学校质量对学生继续升学没有影响。^[25]再一个就是教师因素，对教师因素的探讨前面已有一些介绍，这一因素可研究的方面很多，有教师的质量、师生比等。本章研究的因变量是学生在其班上的成绩排名，这就排除了教师素质高低、教师资源充足的比较，因为大家所处的教育环境是一样的。笔者重点考察的是同一班级的学生之间的成绩差异是否与老师对他们分别采取何种态度有关。

在表7-9的分析中，我们看到，老师与学生交往的频率影响到其学习成绩。与老师交往较多的学生成绩一般较好，而那种“其实老师们很少注意到我”的学生成绩较差。与老师交往较频繁的学生有两类，一类是经常受到老师表扬的学生，另一类是经常受到老师批评的学生。不管被老师表扬或批评得多，总体来说他们的成绩要好于那些常被老师忽略的学生。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释。第一，受到老师关注的学生，说明老师在注视着他们的成长，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老师放在眼里，老师对他们的表扬，是他们的行动得到了认可，这会助长他们的自信和成就动机，帮助他们取得更好的成绩。而即使经常被老师批评，这也是老师对他们关心的一种表现，针对他们身上的不好习惯，及时提出批评和意见，督促他们改正，希望他们能够尽善尽美。当然批评也可能打击学生的积极性。这两类学生在老师心目中都占有一定的分量，对他们给予了较多希望。而那些被老师忽略的学生，他们的行为既得不到老师的认可，也不会受到指责，当自己的努力不能被老师注意时，可能丧失前进的动力，得过且过。第二，根据第二部分的介绍，我们了解了教师期望和自我实现预言，教师的期望导致自我实现预言需要通过师生互动将期望传递给学生，否则学生无法感受到老师对自己的态度。老师的批评和表扬都是在向学生传递信息，你已取得很大进步希望能做得更好，或者你这样做是不对的需要改正。当师生之间的互动较少时，即使老师有很强的愿望，也传达不出去，学生感知不到，也就不会有自我实现预言效应，缺少信心和动力。

为了更好地证明师生互动的重要性，笔者发现学生成绩最好的那一科，其与那一科的老师交往也最多，众多老师中，这位老师最令他满意，学生认为对自己印象最好的老师也是这位，这些在统计上得到了证明。

那么哪一类社会阶层的学生会更容易受到老师们的关注呢？笔者对学生的来源、父亲的职业阶层、家庭年收入和文化程度做了分析。通过相关分析，私营企业主即老板一类人的子女更加受到老师的注意。

社会阶层这一变量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学生的教育环境，但当我们没有发现社会阶层背景的显著影响时，不得不把目光转向其他方面，如父母的期望、亲自沟通和自身的努力。为此，笔者用了另一组数据进行说明，这也是问卷内容之一，即填答者回答了其最要好的五个朋友的成绩、努力程度和家庭状况（三者均作为定序变量分析，见附录二），拆分后共有11 034条样本，相关分析见表7-12。

表7－12　学习成绩与几个变量的相关分析（Spearman系数）

家长的文化程度以及家庭经济状况与学习成绩的关系有一定的显著性，但相关系数都不大，最明显的是自身的勤奋程度，其次是家庭气氛。它反映的是，客观变量的影响减小，主观变量起到关键作用，到了高中之后，学习更多地成为自己能控制把握的事情。而自身的努力程度是否受到了家庭经济、父母文化程度的影响呢？相关分析的结果是，它不与任何一项因素有关。

总之，在对高中生的学习成绩研究中，家庭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作用黯然失色，有关文化资本的优势不再存在。学生要取得好的成绩更多的是受到各方面的主观变量的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