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机会分配中的阶层界限

四、高等教育机会分配中的阶层界限

图8-5至图8-8是我们根据风险数据集中的个案数据描绘的来自不同“职业—教育”阶层背景的子弟在1978年后的不同时段中获得各类高等教育机会年平均效应图（四个图形的图例均在图8-8的下方）。总体来讲，来自不同“职业—教育”阶层背景的子代，根据他们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大小及其一贯性的趋势，可以划分为三个明确的基本群类：父辈受过高等教育的高阶白领和中阶白领为第一类，其子代自1990年后获得各类高等教育的年平均机会概率超过7%；第二类父辈受过中等教育，职业范围则从高阶白领到体力劳动分布较广，20世纪90年代后其子代获得各类高等教育的年平均机会概率在2%—4%之间；第三个群类之父辈只受过初等或以下教育，职业范围同样相对较广，即从高阶白领到体力劳动者，其子代获得各类高等教育的年平均机会概率低于1%（图8-5）。对于这三个群类的分析，我们可以借助图形和模型数据来加以描述。为了下面行文的方便，笔者在这里将这三个基本的群类分别称之为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优势层、中等优势层和劣势层。

图8-5至图8-8：各阶层在不同时期中的各类高等教育机会的变化图：

图8-5　各阶层总的高等教育机会图

图8-6　各阶层大学本科入学机会图

图8-7　各阶层大学专科入学机会图

图8-8　各阶层成人高教入学机会图

从总的高等教育机会图（图8-5，包括大学本科、大学专科和成人高教的总体机会）来看，父代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高阶白领、中阶白领职业者，其子代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从1978年到2003年间一直稳定地维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事实上，无论是就总的高等教育机会来说，还是就不同效用差别的各类高等教育机会而言，这两个职业—教育阶层都十分明确地越居于所有其他“职业—教育”阶层之上。

具有中等教育的各职业阶层（包括具有中等教育的体力劳动者），其子代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基本相同，属于中等优势阶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具有中上教育水平的体力劳动者，其子代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还只是与初等教育的白领相持平，但是进入90年代后，他们的机会明显超过了父辈只具有初等教育的后代，并与持中等教育的各白领阶层后代的机会相持平，甚至有所超过。而初等教育白领和体力劳动者的后代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一直稳定地、相对较大地小于所有其他“职业—教育”阶层之后代，而且在各时段中的大学本科、大学专科教育机会的平均概率不到5‰。

从表8-2和表8-3中的模型结果来看，相对于初等教育的体力劳动者的子代来说，其他各职业—教育阶层的子代的相对优势具有明确的层级界限，这在改革后的两个时期（以1990年为界）中都明确地显示了出来。受过高等教育的中、高阶白领的子代，在总体的高等教育机会和大学本科教育机会方面的相对优势，都突出地高于其他各阶层。比如在1990—2003年这个时期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两个职业阶层（高阶白领、中阶白领）的后代，在总的高等教育机会上的相对优势分别是“初等教育体力劳动者”的19.4倍和10.1倍，两者相对中等优势层的相对优势分别在3—4.6倍之间（数据见模型1：19.45/6.275≈3倍，19.45/4.24≈4.6倍）和1.6—2.4倍之间（10.09/6.275≈1.6倍，10.09/4.24≈2.4倍）。特别是就大学本科教育的相对机会优势而言，这种差异分化更明显，受过高等教育的高阶白领、中阶白领对各中等优势层的相对优势分别在2.9—5.3倍和1.6—3倍之间（模型3）。与之相对照的是，中等优势层内部各“职业—教育”阶层之间的相对差异则较小，大约在1—2.5倍之间。

这种明确而显著的层级化差异，在大学专科教育的入学机会方面也同样存在。所不同的是在前后两个时期中，大学专科教育机会的首要优势者是“高阶白领—高等教育”层，而在大学本科入学机会中的另一个主要优势层“中阶白领—高等教育”层，在这里的优势则仅与中等优势层大体相当（见图8-7和表8-3中的模型5、模型6）。

表8-2　分时期的各类高等教育机会模型比较
（1）总的高等教育机会和大学本科机会

*：P＜0.1**：P＜0.05***：P＜0.01****：P＜0.001

表8-3　分时期的各类高等教育机会模型比较（2）大学专科教育机会和成人高等教育机会

*：P＜0.1**：P＜0.05***：P＜0.01****：P＜0.001

在成人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方面，其他各“职业—教育”阶层相对“初等教育的体力劳动者”阶层的优势要比在大学本科、大学专科入学机会方面的优势小得多。模型7和模型8显示，拥有中等及以上教育水平的各职业阶层，其子代获得成人高等教育的相对优势几近相同，而他们相对初等教育的体力劳动者后代而言的优势大致在2—3.5倍之间（模型7、模型8）。

值得注意的是，只具初等教育水平的白领职业者，其后代相对“初等教育的体力劳动者”之后代的优势很小，且只有在1990年以前的成人高等教育模型中具有统计显著性。其实，低教育程度的白领职业层事实上可以被确切地归入在高等教育机会的劣势层之中，后面的分析我们还将对此重点加以讨论。相反的是，具有中等或以上教育水平的体力劳动者，其子代的相对机会优势具有较大的游移性，他们的相对位置处在中等优势层的末端，图形分析则表明，他们的各类高等教育机会都有明确的增长，其绝对机会值甚至超过某些职业位置相对较高的子代，显然这是一个正逐渐地从低层开始上升的社会阶层。

综合模型数据和图形描述，我们可以认为，高等教育机会的分配具有十分明确的“职业—教育”阶层背景差异：受过高等教育的高、中阶白领职业层的子代是首要的优势阶层，1978年后他们在获取高等教育机会方面总是能稳定地占据相对很高的优势位置，特别是在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的入学机会方面，他们总是能大大地超出其他阶层。处于中间优势位置的是受过中等教育的其他各职业阶层的子代，他们内部的差异处于变动之中，其定型化的趋势尚不明显。而处于劣势位置的则是教育水平较低的各职业阶层的子代，特别是初等及以下教育的体力劳动者的子代，获得高等教育（尤其是大学本科和大学专科教育）的机会一直维持在与零相接近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