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学主义”问题的研究回顾

一、“升学主义”问题的研究回顾

升学现象的背后蕴藏的内涵是现在人们公认的“升学主义”，应试教育是其最主要的表现形式。那么究竟什么是升学主义？

众多研究将“升学主义”当作一个基本的预计前提。首先说“主义”，它是一套想法或理论，它不同于一般理论的地方在于，它常成为固执的信念，非论理所能轻易改变。^[2]当一个“主义”被一个社会普遍接受，这个主义就成了该社会的“意识形态”^[3]——换句话说，它已经成了思考问题时的“预设”，成为绝对真理，本身不会受到检验。

对升学主义的研究大体上有三个角度。其一是从学校的角度，认为升学主义是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与自身声望而采取的一种措施；其二是从社会的角度，认为升学主义是社会所造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现象，认为这是一种社会问题；其三是从个人的角度，认为升学主义是个人不顾自身情况，为升学而升学的一种个人行为。

台湾学者杨国枢与叶启政（1984）对升学主义的看法，探讨的就是个人行为与动机层次的现象与机制，相当程度反映出中国台湾教育改革热潮之前，也就是90年代之前，常用的升学主义概念：当大家都拼命地为升学而升学，不顾及自己或当事人的性向才能、人格特质、兴趣动机、经济能力以及将来毕业后对社会与个人所可能发挥的作用时，升学主义即相应而生。对一个升学主义者而言，固然升学是追求更多更好的教育机会的合理手段，但是却罔顾了个人是否适宜升学或者应当就读哪种学系（或学校）的考虑（杨国枢、叶启政，1979^[4]）。

杨国枢与叶启政把升学主义下的教育问题看作一种社会问题，他们认为升学主义带来学校教育的扭曲。他们认为升学主义是盲目的，其结果是使学校教育受到扭曲，在他们眼中，升学主义之所以“猖獗”，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价值观念，现代工业社会强调和重视知识、人们生活的普遍改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共同期望等因素有关^[5]。在杨国枢与叶启政《升学主义下的教育问题》一文中，升学主义就是：在传统以及现代社会的功绩主义作用下，人们盲目地追求升学，并使得学校教育受到扭曲。一个不适合升学的人，却不计代价地参与升学竞争，不顾一切地接受不适合自己的教育，到最后，付出了庞大的代价所换来的，却是与人无益、与己有害的结果，这种表现在个人层次上的奇怪观念与行为，无以名之，姑名之为“升学主义”。

林清江则以“升学意愿”与“升学率”为核心概念来阐释升学主义：升学主义是三十年来，台湾地区中小学教育的根本缺点^[6]。由于普及教育的延长，升学主义的性质已经有了改变，目前台湾儿童的小学就学率高达99.8%，台湾“国小”毕业生的升学率高达96.2%，所以在小学升台湾“国中”的阶段，已经无所谓升学主义的问题，目前的升学问题存在于两个阶段：一是“国中”毕业生的升学意愿及其对“国中”教育的影响，二是高中毕业生的升学意愿及其所受大专联考的影响。林清江认为升学主义的成因，在社会而不在学校。学校只是受到社会的影响，而不是升学主义的形成机构。

徐南号认为升学主义是对教育抱持高度的信心和希望，因此是提升台湾教育水准的可贵动力，更是台湾教育的特色和优点。他说：台湾儿童升学竞争的恶化明显是改革落后所造成，不宜嫁罪于升学主义。

黄炳煌（1989）在《对升学主义岂真束手无策乎？》一文中的诠释，他认为升学主义的意思可以由下列三个特征来掌握^[7]：

1.考生（或家长）不管自己（或其子女）有无能力进一步深造，硬是要往升学之窄门挤。

2.升学主义也只是一种手段，其目的乃在自我实现和服务社会，但是在升学主义下，升学本身却变成了“目的”。

3.在升学主义下，学生为达到升学的目的，学校则为了提高升学率，可能会不择手段，甚至不惜牺牲其他教育目的，如“恶补”、“体罚”、固定式能力分班、不按课表上课、作弊等。

黄炳煌曾经将升学主义的种种现象之纵横关系列成一表，在表中，“偏差的人员甄选、录用、奖罚制度”是升学主义的主要根源。这样的诠释，相对于学校、社会中的升学主义，也有将升学主义指向国家制度安排的味道。

王震武、林文瑛强调学校像是升学工业，是台湾升学主义的一大特色。^[8]根据王震武的分析，用“升学主义”一词来诠释这种全无理性的观念与行为。而这些观念与行为构成了升学主义的具体内涵。升学主义包含四个构成要件：

（1）不是为了获得“合理的教育”而要求升学；

（2）为达成前述的升学目标，个人不惜付出沉重的代价；

（3）为了帮助个人达成前述的升学目标，社会与学校也付出了可观的代价，整个教育体系甚至因此失去常规；

（4）当这些升学目标终于达成了，个人与社会却未蒙其利，反受其害；它败坏了人才，^[9]也败坏了社会风气。

在四个构成要件中，第一点显然具有关键地位，它显示，升学主义者在“教育目标”上出了问题。他们要求升学，目标却不是合理的或者适合自己的“教育”。由此推导，“升学主义”四个字总是带有负面的含义，是一种不理性的想法。

简单地概括“升学主义”的含义，就是一个关于升学的“不理性的想法”；根据这个想法产生的某些行为“伤害了个人”；另一些行为让学校走样；其后果是：社会未蒙其利，反受其害。^[10]

严格说来，只有第一点才算是“升学主义”，因为主义是一种想法或观点，然而，第一点却是无法直接观察的。升学主义在人们能够看到的是第二、第三点，并感受到第四点的结果（众多的讨论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11]的话题）。从因果关系上看，第一点是“因”，第二、第三点就是“因”造成的征象，第四点则是最终的“结果”，第二、第三点可以称为“升学主义现象”，它们是能够观察到的现象，是升学主义的指标。正因为这两个指标的存在，才让大家指责升学主义。^[12]

上述三种分析“升学主义”的角度对本章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但本章作者注意到，“升学主义”既具有浓厚的地域性特征，同时也是在一个较大的社会结构环境中建构起来的，其中存在着一个地区中的教育部门、学校和个人等多种力量的共同作用。在不顾个人性情、才能，拼命升学的非理性表象的背后，蕴藏的是一种为获取升学后的资源与机会的理性思考。“应试教育”作为升学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其根本的问题是因为“应试”是社会流动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因此，如对升学主义的社会根源不加分析，就无法对教育的选择给以理由充足的解释。

作者认为，升学主义表现为一个教育问题，首先与它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相关联。正如郑杭生教授所指出的，社会结构的涵义在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社会学理论那里是不同的，结构被理解为位置、角色、组织、制度、关系模式等。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人们追求着具有一定价值的社会资源和机会，但由于自然的、社会的原因，人们的资源获取是不可能平均的。社会性资源在社会位置上的不平均分配，造成人们社会地位的高低差别，从而将处于不同社会位置的人们分成不同的阶层。这样，社会结构就直观地体现为一种社会地位的大序列，它由社会经济地位、政治地位、职业地位、文化地位等构成。与外部层次的社会地位结构相关联的是教育系统内部的序列结构——教育序列。在现代社会中，通过学制所安排的教育序列（从小学、中学、大学到研究生），与社会结构位置的关联越来越明显。那些学历越高的人，在地位序列上所能取得的位置就相对越高。

一个关于职业前景的分析认为，21世纪第一层的职业属于高智力集团。所谓高智力集团，包括三大职业：从事高科技研究的专业人员、从事高等教育的教学人员，从事企业经营的高级管理人员。第二层次的职业应该是高级劳务管理集团。其具体职业主要是国际旅游、房地产、旅馆、邮电、通讯、运输等行业。第三个层次的职业是大工业集团，是以机器制造业为主体的城市工业体系。第四个层次是公务集团，也就是国家行政管理集团。第五个层次是自由者集团，包括新闻记者、自由撰稿人，以及文化、体育等行业的中介人等。从这些职业结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当前比较好的职业都是以高学历为基础的，这正是升学主义得以形成和延续的深层次结构性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