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年的中国大学特色

第一节　1949至1977年的中国大学特色

建国初期，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而不断前进和发展，高等教育的基本任务是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把原来为封建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服务的旧大学，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新大学。为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着重发展培养各种专门人才的高等教育，改变旧中国工科、师范、医科等比重过小，而政法、财经居于首位的畸形状况，将高等教育发展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并加强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使高等教育逐步走上了正常发展的道路，但“文革”这场浩劫不期而至，打乱了中国大学的发展节奏，中国大学陷入混乱之中，遭遇了沉重的损毁。

一、“以俄为师”的高等教育改革

建国初期，学习苏联经验是最基本的国策，教育领域自不例外。教育领域学习苏联模式始于新中国成立前夕东北解放区的高等学校。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以中国人民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为试点，现行学习借鉴苏联高等教育经验。1949年12月16日，政务院决定以华北大学为基础成立中国人民大学，其任务是“接受苏联先进的建设经验”，“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新中国的各种建设干部”。1950年4月，教育部根据刘少奇的批示，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改进计划》中提出：哈尔滨工业大学应仿照苏联工业大学的方法，培养理工人才。这两所学校都聘请了一批苏联教授讲学和指导学校工作。从1952年起，全国高等学校在大规模进行院系调整的同时，全面、系统地进行了教学改革。

（一）高等学校进行大规模的院系调整

1951年的高校航空系会议后，开始调整各高校的航空系，这成为院系调整的先声。同时，部分地调整了已经接收的外资津贴教会高等学校，为院系调整作了进一步的尝试和经验积累。

从1952年下半年，学习苏联高等教育模式，从京津开始，陆续在全国大的行政区对高等学校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调整的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学校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调整的原则是：“根据国家建设规划，将公私立高等学校统盘规划，合理布置学校网；同类系科归并或组建成专门学院；集中人力财力，扩大工科、师范和综合大学理科的规模，加快发展速度。”调整的步骤是：“由工业院系的调整进而到对其他院系的调整；从学院的调整进而到对科系的调整；从重点地区、重点院校的调整进而到对高等学校的全面调整。”在第一阶段院系调整基本完成后，在1955—1957年进行了第二阶段的带有战略转移性质的院系调整。调整的原则是：“沿海现有高校除因学校性质关系必须设在沿海城市，仍要适当发展外，其他学校不再扩建；接近沿海城市的学校，缩小发展规模，提高教育质量，并支援内地新建或扩建的学校；加强并适当扩大内地城市现有高校发展规模；发展规模一般保持在4 000～8 000人。对设置分散的专业适当集中。”调整后，本科大学分为文理科性质的综合大学和师范院校，由教育部管理，单科性和多科性院校一般由中央业务部门管理，少数由教育部门管理。⁽¹⁾

经过院系调整，高校规模有所扩大，布局逐步改善，国家工业奠基和教育发展所需的人才得到了相当程度的保障。同时，它有利于实现无产阶级对高等教育的真正领导，确保劳动人民因被赋予相应的文化资本并在实际上占有新的政治地位。其中，院系调整为我国高等教育在地理分布上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相对合理化，为高等教育的后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至今还弥足珍贵，但也留下了很多的遗憾，突出表现在：一是失去“综合性”的“专业化”，直接促成了高等教育的蜕变。院系调整着重在于：“减少庞杂的大学，增设专门学院”，掀起了高等教育“专业化”的思潮，这使得人们过多关注高等教育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方面，专业设置与经济建设相适应的同时，对社会结构、经济机构的估计不够充分，因而专业的适应性极其有限。特别是对人文社科专业的重要作用认识不足，砍掉了大量的财经、政法等文科专业，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被停止和取消，许多大学的哲学系无立足之地，造成此类人才严重短缺。更为遗憾的是，专业设置过细过窄，大学“综合性”消失，直接促成了高等教育的蜕变。由于人文学科被严重肢解，所谓的大学几乎成为技术培训场所：由大学、院系、专业、学科、学报、学会等构成的现代学术建制名存实亡；“教授治校、学术独立、言论自由”等大学基本理念不复存在。二是对“通才教育”思想矫枉过正，加剧了人文教育的衰落。为了适应新中国生产建设的需要，确立专才目标，建立以专业（而不是系）为基本单位的人才培养体系，成为当时院系调整的重要内容。对通才教育的全盘否定，造成培养目标过于狭窄、学生适应能力差、技术教育突出、人文素养短缺等诸多弊端，人文教育逐渐沉沦。

（二）高等学校进行全面的教学改革

经过院系调整，对高等学校的教学工作必须重新予以组织。根据教育部规定，1952年下半年开始了教学改革：

一是学习苏联高等学校模式，开设专业。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和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结合各校师资、设备等条件，确定学校的专业设置和布点。如1953年，全国高校设置专业215种，其中工科102种，理科16种，林科5种，医科4种，文科19种，师范21种，财经13种，政法2种，艺术11种，体育1种。到1957年，专业扩大到323种，其中工科183种，理科21种。此后，我国高校专业门类越来越多，而专业设置却变得越来越窄，到1983年，高校专业设置竟达到1 039种，工科664种。⁽²⁾

二是组织教师翻译苏联教材。旧学校所用的欧美教材连同欧美式教育体系被完全否定。1952年，教育部要求各高等学校制订编译苏联教材的计划。首先翻译苏联高等学校一、二年级基础课的教材及某些必需并有条件解决的专业课教材，而后再逐步翻译其他各门课的教材。为组织全国高等学校及有关机关人力，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这一工作，教育部发出《关于翻译苏联高等学校教材的暂行规定》，规定各校的翻译计划，报教育部教材编审委员会审核，批准后实施。译稿经教材编审委员会审查批准后，以“教育部推荐高等学校教材试用本”的名义予以出版。自1952年到1956年，我国翻译出版苏联高等学校的教材1 393种。次年，高教部部长马叙伦在政务院会议上提出大力翻译苏联高等学校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并参照编制编写我国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

三是学习苏联高等学校制订统一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对于如何依据苏联经验制定教学计划，当时是这样认识的：“制定全国统一的教学计划是教学改革的首要工作，是保证教学质量的重要步骤之一。苏联的教学计划具有高度的思想性、科学性、系统性、现实性和目的性。整个教学计划是一个统一的有机体，各种课程都是为着一个培养目标而努力的，苏联教学计划贯穿着下列四项教学原则：“①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②技术培养与政治思想教育相结合；③全面系统的基础知识与专业培养相结合；④教师的启发诱导与学生独立自学相结合，我们在制定新的统一的教学计划时必须认真地学习它。”⁽³⁾1952—1955年这几年中，以苏联高等学校的教学计划为“蓝本”，将其五年的教学内容和安排，精简和压缩在四年内，制定我国的本科专业教学计划。高等教育部先后组织制定和颁发备课及专科教学计划193种，其中工科119种，理科11种，农科19种，医科5种，文科5种，政法2种，财经12种，师范20种。⁽⁴⁾

此外，其他改革还包括学习苏联经验，设置教学研究室（组），学习苏联教学方法。形成了按教学大纲和教材讲解的课堂教学为主体，辅以实验、实习、课堂讨论、习题课等系列教学模式；延长部分高等学校学制；学习苏联，停招专修科，等等。为了不偏不倚地学习苏联经验，当时聘请了大量苏联专家到高等学校讲学，指导教学改革。其工作主要有⁽⁵⁾：第一，帮助指导教学改革和专业建设，苏联专家介绍本国高等院校的专业教学计划、教学大纲以及教学内容和各教学环节应达到的要求。帮助制订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第二，通过作报告、上课和个别指导等多种形式，帮助培训师资队伍，提高教学质量；第三，帮助进行教材和讲义的编写工作。1956—1957年，仅中国人民大学就聘请了苏联专家98人，由他们直接编写或指导编写的教材或讲义达101种。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大学之间的开放交流、相互学习，古已有之，但像中国这样全方位、立体式、“几乎到了不折不扣、照搬照抄”⁽⁶⁾地学习他国教育理论、教育体制、教育结构、教材教法、教学计划、教师培训等方面的做法，这是不多见的。不顾实际的照搬照抄必然带有致命的负面影响，比如，变学分制为学年制，按统一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教学，妨碍了学生学习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也不利于因材施教和拔尖人才的培养。学习时间延长为五年，甚至一度增至六年，也不利于人才早出，在某种程度上还造成了教学资源的浪费。

中国高等教育进行的这场“以俄为师”的教育改革，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新中国成立之初，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采取了极端敌视的态度。在外交上孤立中国，经济、科学技术上对我国实行封锁，除苏联以外，我国“无以为师”。当时我国教育行政部门认为，苏联教育经验无论是从教材、教法到思想体系，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但是当时中国百废待兴，对学习苏联模式没有全面客观的认识和理解，没有对错误部分进行分析，也没有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灵活运用。于是，这种生搬硬套的借鉴和学习，必然不适合中国的具体国情，一系列问题和缺陷逐渐显现。

二、高等教育的“大革命”

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开始转入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阶段。1958年5月，中共中央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总路线的指引下，一场声势浩荡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国展开，教育领域则同时掀起一场教育大革命。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指出：“争取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做到全国的青年和成年，凡是有条件和自愿的，都可以受到高等教育。我们将以十五年左右的时间来普及高等教育，然后再以十五年左右的时间来从事提高工作。”在这一目标下，全国各界高度重视高等教育，采取各种方式和措施发展高等教育，使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取得了一定进步。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⁷⁾：

（一）实行多样化的办学方式

“教育大革命”时中央制定的办学政策是：在统一的目标下，办学的形式应该是多样性的，即国家办学与厂矿、企业、农业合作社办学并举，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并举，成人教育与儿童教育并举，全日制学校与半工半读、业余学校并举，学校教育与自学并举，免费教育与不免费教育并举。全国有3类主要学校，第一类是全日制学校，第二类是半工半读学校，第三是各种形式的业余学习学校。这3类学校中，有一部分要承担提高的任务。这些政策总体上是符合当中国教育发展现实的。

业余高等教育（包括夜大学、高等函授教育、广播电视教育等）有了很大发展。1960年上海市创了上海市业余工业大学，提高了生产能手和技术革新的科学文化水平。1960年3月我国第一所电视大学——北京电视大学开学，其后，上海、天津、沈阳等城市也相继成立了电视大学。同时试办了一批半工半读的高校，如1958年创立了全国闻名的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该校的办学方针是半工半读、勤工俭学、学习与劳动相结合、政治与业务相结合。多元化的办学形式可以使更多的人到学校学习。

（二）新增一批重点高校

1959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在高等学校中指定一批重点学校的决定》，指定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上海第一医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医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等16所高校为全国重点学校。1960年，中央又决定增加中国医科大学、哈尔滨军工学院、第四军医大学、通讯工程学院为重点高校。同年10月，又增加吉林大学等44所学校为重点高校。国家集中力量办一批重点大学，让其在高等教育中起到了示范作用，有利于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同时，在此期间还增设了包括国防和尖端科学技术方面的专业。如复旦大学新增了核物理、放射化学、计算数学、力学、高分子化学、生物物理、生物化学、无线电物理、电子物理等9个学科。这些都着实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大发展，为我国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建立产学研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1959年4月，《人民日报》发表《把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结合起来》的社论，明确提出这三者以教学为中心，围绕教学，进行生产劳动和科学研究。教育部提出要加强生产劳动教育，把生产劳动列入教育计划，并且以教学为主，使教学、科研和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大革命中，广大师生通过勤工俭学、下厂下乡、参加技术革新和科学研究，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实行的就是教学、研究和生产密切结合的教学体制。如清华大学承担了密云水库和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设计任务；北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参加了首都十大建筑的美术设计工作；北京大学与有关单位联合研制人工合成胰岛素；北京钢铁学院深入到冶金工业第一线搞项目设计和参加大炼钢铁的实践活动；北京航空学院研制成了“北京一号”飞机，等等。

此外，高校还引进“三三制”。这是一种轮换制度，即在某一特定时间从事教学、科研、社会调查的人员各占教学人员的三分之一。目的在于培养教学人员的全面发展。教育大革命时期半工半读专科学校的不少经验也有借鉴之处，半工半读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技术应用型人才的成长。当时上海市一些专科学校直接由工业局、公司和大的企事业单位主办，如纺专、轻工专、化工专、钢铁专、电力专等。这类学校根据刘少奇“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思想，以半工半读的方式实施专科教育。有的把专业设在对口的大厂里，与这些企业联合办学，如上海仪表电讯工业的仪表专业设在上海电表厂，无线电专业设在上海无线电厂，电阻电容专业设在上海无线电一厂和六厂，医疗机械专业设在上海医疗器械厂。有些学校虽不直接这样做，但也实行上课、实习操作交替进行的培养方法。⁽⁸⁾半工半读使专科生既学到一定的理论知识，又能将这些理论知识及时运用于实际对口的专业工作。这种教育方式如果安排适当的话，有利于培养专科生的实际应用能力。

“教育大革命”期间，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也进行了改革。1958年4月，中央发布《关于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下放问题的意见》，决定除少数高校和中专仍由中央直接领导外，其他高校和中专都可下放，归各省、市、自治区领导。同时决定改变全国统一的招生制度和毕业分配办法，一般的高校可就地招生，各校报考时间可以不必划一。管理权限的下放和管理制度的灵活多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此前过于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这对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充和提高地方办学的积极性是有积极意义的。与此同时，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取消了过去学习苏联“一长制”实行的校长负责制，取而代之的是一切高等学校都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初步奠定了我国大学的领导体制。

由于“左”的思想影响，“教育大革命”中高等教育的发展存在很大的失误。一是各地分散建立新学校，盲目扩大招生数量，缺乏统筹规划和科学论证，因而在学校布局、专业设置、招生规模等方面不符合当时经济建设的需要，造成多方面比例失调。在“十五年内争取高等教育普及化”这一不切实际目标的指引下，我国高等教育开始卷入超常规的“大跃进”发展道路：普通高校从1957年的229所增至1960年的1 289所，普通院校招生数从10.6万人增至32.3万人。而这个时期，国民收入指数却因自然灾害递减6.4%。⁽⁹⁾显而易见高等教育的“大跃进”超出了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二是绝大多数高等学校都是在极短的时间内突击建成的，因而不少学校在师资、生源、设施、规模等方面不符合专科学校的标准，教育质量难以保证。以条件相对较好的上海市为例，1959年全市14所专科学校在校生皆在500人以下，专任教师数皆在60人以下，平均只有1名教授和1名讲师。⁽¹⁰⁾三是劳动过多，影响了教学秩序。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规定一切学校，必须把生产劳动列为正式课程。今后的方向是学校办工厂农场，工厂和农业合作社办学校。各地高校依据中共中央指示，出现了学校大办工厂、农场，师生参加劳动的群众运动。从9月份开始，各级学校普遍停课，投入大炼钢铁和三秋劳动。到10月，20个省市的397所高等学校共办工厂7 240个。这种状况一方面影响高校教学质量，另一方面随着粮食紧张，师生普遍营养不良，过多的体力劳动已经严重影响到师生的健康。⁽¹¹⁾关于“教育大革命”的失误，相关研究较多，这里不再赘述。

三、高等教育的“大混乱”

1966年，正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发生了。这是一场由毛泽东错误发动和领导，并被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的，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政治运动，让中国高等教育遭遇了沉重的损毁。1966年5月25日，由聂元梓等7人带头签名的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什么？》的大字报在北京大学校内贴出，攻击的矛头直指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6月1日，毛泽东在对这份大字报的评语中说：“此文可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级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¹²⁾此后，毛泽东又进一步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由此，高等教育界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突破口，各种批斗、造反、革命、斗争在全国高等学府开展，在经济崩溃、社会动荡、民众狂热、知识分子受迫害的10年动乱期间，中国高等教育无疑是深受影响的“重灾区”。

（一）停课闹革命和红卫兵运动

高等学校为了响应中央号召，全力开展“文化大革命”，首先停课闹革命，打乱高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接踵而来的红卫兵运动，不仅搅乱了学校，而且使整个社会陷入混乱。

停课闹革命始于1966年5月中旬，到1968年秋工宣队进驻学校止，前后达两年之久。毛泽东为了掀起亿万群众“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之狂潮，鼓动青年学生奋起造反，他于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首次接见来京进行大串联的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学生和教师。此后，又先后7次接见。毛泽东8次共接见师生等1 100万人。9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通知》规定：“从九月六日起分期分批来北京参观、学习、互相支援，交流革命经验。”“来京参观一律免费坐火车”“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中开支。”⁽¹³⁾于是，各省、市、地学生有组织地、有规模地乘车或步行来北京并到全国各地串联。此后，全国广大师生的“大串联”形成高潮，高等学校以及中等学校完全停课，高等院校一片混乱。

这时，全国各地到处都可以看到臂戴“红卫兵”袖章、手持语录本的红卫兵的身影，到处可以听到红卫兵高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在两大反革命的煽动和鼓吹下，打、砸、抢、抓、抄等非法行为推广到全国，全国各地党组织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教育行政机关和高等学校相继陷入瘫痪。“停课闹革命”让全国教育事业大倒退、大破坏，高等学校陷入重围，高等学生充当着搞乱全国的“二传手”。

在毛泽东的鼓动下，红卫兵在全国掀起了“破四旧”和“大串联”的高潮。在打倒领导、打倒教师、破坏“旧规章制度”，批判“修正主义路线”的教育路线下，凡是毛泽东对教育论述中批评过的问题和现象，统统冠之以“修正主义路线”。把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联系实际又具体落实于教师和领导，罗织罪名，无线上纲，定为“反毛泽东思想”的敌人。例如中国人民大学李豫生等7名学生，1966年6月22日写信批判“权威老爷”说他们“妄想让我们无产阶级断子绝孙，企图使我们青年变成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就学制问题列出十条罪状。中央美院的红卫兵批判“美术学院院务委员会集中了大批牛鬼蛇神”。中国舞蹈学校的大字报批判说：“12年来，把舞蹈学校办成了‘天鹅王子’学校、‘少爷小姐’学校。我校为所有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大毒草开绿灯。”北京化学院红卫兵指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利用讲台千方百计向我们灌输名利思想，腐败青年，为他们的教育路线服务”，分数“实际上就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工农同学实行专政的一种手段”。在红卫兵组织的大批判中，大学专家学者被批斗、抄家、关“牛棚”，有的含冤致死。整个高等教育完全陷入一片黑暗和混乱之中。红卫兵运动是中国青年运动史上一个奇特的现象，也是一个不光彩的过程和一个短暂的经历。这场首先批判学校党委和广大教师，斗争形势逐步升级，冲击政府，踊跃夺权，对中央政策和法令置若罔闻，热衷于派性斗争和武斗。红卫兵的极端行为，使中央领导层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从高度赞扬转变为严厉批评，这场闹剧式的浩劫得到遏制。

（二）复课闹革命和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

为了控制停课闹革命和红卫兵运动带来的无序和混乱局面，中央提出复课闹革命，让学生在校内搞好大批判。1967年3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专院校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要求下厂下乡和外出串联的师生，必须于3月20日前返校，分期分批进行短期军政训练，在校内批判斗争所谓的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着手研究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教学方法。⁽¹⁴⁾由于教学设施严重破坏，青年学生的浮躁情绪尚未平息，教师尚未“解放”，高校师生虽然陆续返校，但真正复课的极少。全国范围内还在开展所谓“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控诉和批判。

中央三令五申要求复课，但返校后的红卫兵继续斗争闹事，复课何其艰难。中央决定派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驻学校。1968年7月27日，由首都大批产业工人组成的第一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清华大学，意在试点，探索经验。但受到一些红卫兵的抵制，清华“井冈山”的红卫兵与工宣队对抗，打死工宣队队员5人，打伤731人。⁽¹⁵⁾这种对抗引起了中央高度关注，随后，强大的工宣队浩浩荡荡地开进大学，同一天，中央决定对教育部实行军事管制。

工宣队的使命就是要结束红卫兵运动，整顿学校秩序，结束学校的混乱。1968年9月7日“两报”就“全国山河一片红”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指出“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斗、批、改”，并传达了毛泽东对“斗批改”的具体说明。在工宣队全权领导下，高等学校继续斗走资本主义路道的当权派，斗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和知识分子，重建政权机关，以巩固政权。学校清队整党，打击重点是知识分子。清华大学的工宣队、军宣队的清队报告认为，知识分子“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多，有历史问题的多，有海外关系的多，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有封、资、修学术思想的多”。他们对土建系材测教研组39位教职工清理，只有3人干净，“觉得都不可靠，都可不信的，有的甚至于说‘干脆一窝端到农场劳动算了’。”⁽¹⁶⁾

这充分暴露出“文革”期间反知识、反科学的思想观念。教育是“文化大革命”中遭到冲击和破坏时间最长、危害最大、破“旧”最彻底、立“新”最离奇的领域，大学竟关门四年半，这是中外教育史上所罕见的。⁽¹⁷⁾

（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大办五七干校

大学没有招生，高中生和初中生升学无门。于是，提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高校教师，则下放到五七干校参加劳动，接受改造。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最初着眼于解决城镇中一部分未能升学和就业的中小学毕业生的去向问题。真正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火爆于“文革”期间。“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¹⁸⁾毛泽东的有关指示一经发表，就得到红卫兵和广大青年学生的热烈响应。举国上下，无论城镇或是乡村出现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广大青年怀着“越是艰苦的地方越要去”的革命激情，争先恐后，当仁不让，纷纷报名去边疆，去山区，去农村，……去祖国最需要我们的地方。到1970年初，全国已有500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此后每年都有上百万知识青年走上“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道路。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约有1 600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规模之大，涉及范围之广，可谓壮观。

如此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使绝大多数青年中断了学习，在长身体、长知识的最佳时段错过了发展机遇，在知识的量和知识的质上都存在严重的“先天”不足，整整耽误了一代人。

“文革”期间，高等教育的混乱还在于大办五七干校。五七干校是贯彻毛泽东倡导的“五七指示”和推行“五七”道路的产物。所谓“五七指示”，其基本内涵主要包括⁽¹⁹⁾：①教育要革命，夺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学校的“统治权”；②打破小学校，建立“大学校”；③打破行业界限，是学校走向社会，即社会就是学校，学校就是社会；④用所谓“教育革命”的思想统治学校，占领教育阵地，并且成为教育的指导思想。

1968年5月7日，黑龙江省组织大批机关干部和“走资派”到安庆县柳河劳动改造，把所在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数月后他们总结出一套“经验”，这“经验”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和兴趣，批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人民日报》特别强调“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同志们和广大干部、知识分子认真读一读。”⁽²⁰⁾从此，干部下放劳动、知识分子接受改造，开办五七干校之风席卷整个中国大地。林彪反革命集团趁火打劫，迫使干部和知识分子离开城市。一些高校被裁并、一大批设在大城市的高校被外迁，更多的高校则以办五七干校、实验农场、分校、进行教育革命实践等名义，实行“战略疏散”，将大批师生下放农村劳动改造。当时中央和国务院所属各部在河南、湖北、江西等省区，创办五七干校106所，先后下放锻炼干部数十万。当时干校多数分布在自然条件极差的地方，加之无休止的政治批斗，甚至剥夺人身自由，使知识分子的身心难以承受。在这种情况下，广大知识分子被迫放弃尖端技术和基础理论研究，放弃教学与科研，从事一些简单、重复的体力劳动。这种打击迫害知识分子，扼杀科研，反对钻研业务和技术的做法，助长了“知识无用”和“读书无用”的思想，严重损伤了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自尊心，给高等教育造成了破坏性、灾难性的恶劣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