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社会学分析

第一节　中国大学特色：组织社会学分析

基于前面的分析，一个严酷的事实赫然呈现：在国家层面，中国大学特色出现明显的变异，而且这种变异是非常态的，不利于大学健康发展；在院校层面，我国大学院校总体上“千校一面”的状况并未改观，大学趋同现象非常严重。在组织社会学看来，中国大学在不同层面表现出来的这种变异和趋同现象，有其深刻的环境因素。置身于中国社会这一大环境里，在一定程度上，大学的变异和趋同是不可避免的现象。

一、大学趋同或趋异：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

趋同（convergence）最早源于生物学，指不同的物种由于适应相同的环境要求而显示出近似的形式、功能和行为方式，后被其他学科借用。在组织社会学的各派理论中，对组织趋同有两种不同的解释。组织生态学的解释是：这是一种竞争同型化的结果，即在竞争的压力下，组织模仿自己竞争对手的做法。组织制度学则认为组织是为了适应制度规范之要求而发生组织同型化的现象。后来，美国学者迈耶（John W.Meyer）和罗恩（Brian Rowan）进一步丰富了组织行为趋同理论，他们从组织与环境的关系出发，对组织的趋同现象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迈耶认为任何一个组织都处在一定环境之中，而组织只有适应环境才能生存，因此我们必须关注环境，不仅要关注组织内部的技术环境，还要考虑组织外部的制度环境。

大学组织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它必然会受到所处环境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来自大学外部所处的制度环境。例如受政府对学校的投资和激励政策影响，或者人才市场影响，大学为了寻得合法性，会以此作为风向标并“趋之若鹜”。可以这么说，大学组织群体的趋同行为实际上就是为了适应外部制度环境的要求而发生的组织同型化的现象。同时，高校内在的组织属性隐含着高校之间的模仿，进而引导着高校之间的趋同。迪玛奇奥（Raul J.Dimaggio）和鲍威尔（Walterw.Powell）深入研究了社会组织之间的模仿现象，认为组织的模仿来源于目标的模糊性与环境的不确定性。作为一类社会组织，高校目标具有典型的模糊性，所面临的环境也具有突出的不确定性，这是高校之间相互模仿、出现趋同的内在原因。⁽¹⁾

趋异（divergence）同样源于生物学，全称为“趋异进化”（divergent evolution），指同一物种在进化过程中，由于适应不同的环境而呈现出表型差异的现象。简单地说，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用在社会学领域，则指组织在竞争的压力下，不断分工和分化，找到适合自身生存发展的“生态位”。

大学作为一个特殊的组织，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被称为“象牙塔”，过着一种与世无争、养尊处优的生活。几百年来，除了数量的增加和体格的膨胀外，结构和层次并无明显变化。20世纪以来，随着“管理主义”的兴起、“经济理性主义”的抬头以及全球化的推动，高等教育经历了程度不一的“市场化”。大学为了在市场竞争中赢得更适合自己发展的空间，在趋同的基础上，又走了趋异之路。以美国为例，大学之间的竞争是激烈的，2 600多所四年制大学与学院、3 600多所两年制社区学院之间在生源、师资、投资、研究项目、社会捐赠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不可回避的竞争。在这种竞争的环境中，大学要么赢得市场，得到发展的机遇，要么丧失市场，丧失竞争力，成为高等教育的落伍者。为了赢得市场、赢得竞争，大学不能拾人牙慧，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只能扬己之优势，异军突起，后来居上。因此，美国大学在发展中特别注重塑造自己的个性，用自身的个性和特色去参与市场竞争。美国的“每一所大学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都有其他大学不可替代的地位，都能找到自己的立身之所、用武之地。”⁽²⁾

对于大学的趋同和趋异现象，马丁·特罗对此也作过探究。他认为，“高等教育的竞争一方面越来越导致多样化，另一方面又越来越导致同一性，这确实有些自相矛盾。一方面，由于高等教育部门内部的院校在市场竞争中取得的成果不同，同时由于地位较低的高等院校和高等教育部门在同其他院校竞争时为了在市场上获得优势所运用的‘边际差别’的结果不同，就使这些院校变得越来越多样化了；另一方面，高等院校的相互竞争，以及地位较低的院校对地位较高的院校的模仿，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差别又趋于缩小，向着名牌大学的特点和风格发展。高等院校的竞争促使第二流和第三流院校、新院校和新的高等教育部门逐渐向尖子院校的学术形式和风格、课程和办学标准方向发展，这种现象随处可见。”⁽³⁾通过组织社会学视角的考量和对特罗观点的理解，可以这么认为，大学的趋同或趋异是并存的，或者说是求同求异的双向运动。这种双向运动“都是自然发展的规律，都是在激烈的院校生存竞争中产生的”⁽⁴⁾，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也正是这种双向运动，推动着大学不断向前发展，更好地为人类社会服务。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大学的趋同或趋异，都是一种常态现象，或者说是一种“自然环境下的现象”。一旦这种常态遭到外在力量的严重破坏或干扰，变成非常态，大学的双向运动必然会发生异化。还有，大学的这种双向运动的关键词是“竞争”。没有竞争，大学就无法有效地完成这种双向运动，其功能也必将削弱。

二、中国大学特色缺失的组织社会学透视

学者赵孟营指出，中国组织研究的当下对象的特性与西方组织理论所面对的“当下”对象特性有着总体性殊异。中国社会当下的组织总格局正处在一个奇诡的时代：理念对立的组织共存、结构殊异的组织同在、各种特殊性标准盛行。迄今为止，核心地位的工业化组织是在国家行政力量的卷入下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创建的，组织整合基础是国家行政力量在组织中的有效权威。而且，中国组织格局中的中心仍是行政组织，根本不是现代的工业组织。⁽⁵⁾正是这种总体性殊异，决定了中国高校这一组织的“奇诡”。总体上来讲，中国大学走向趋同的力量非常强大，而趋异的力量非常渺小，这从根本上导致中国大学国家特色的异化和院校特色的缺失。

（一）特色缺失：不仅是大学

放眼当下中国整个社会，从产业结构、文化产品、城市发展战略，到建筑、公司治理模式等，都出现严重的趋同现象。以城市发展战略为例，趋同的外在表现有：城市发展的目标定位趋同；城市产业结构趋同；城市功能趋同；城市形象缺乏特色。⁽⁶⁾城市严重的趋同现象，导致城市特色缺失，也从根本上降低了城市的核心竞争力。

大学走向趋同并导致特色缺失，并不是一个孤独的景观，而是一个全社会的普遍现象。组织理论认为，“组织理性与社会理性之间存在着类型的关联，即社会有什么样的理性类型，受其影响，组织就有与之对应的理性类型。”⁽⁷⁾可以说，正是中国社会中存在着的“理性”影响到宛如细胞的社会组织的理性，导致趋同而难以趋异的现象的产生。只是，围绕在大学周遭的趋同“动力场”会给大学的办学带来负面影响。

（二）趋同：当代中国大学无奈而理性的抉择

新制度主义的推动者迪马奇奥和鲍威尔的实证研究发现，趋同现象起源于组织面临的制度环境，进而认为有三个机制导致了制度的趋同或组织形式、组织行为的趋同性：强迫机制、模范机制、社会规范机制。显然，大学组织的趋同性基本上也是遵循这三个机制而发生。

第一个是强迫性机制，即组织必须遵守政府制定的法律、法规，否则就受到惩罚。强迫机制包括那些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规则、法律和许可，这些要素共同构成了法律和政府环境。而大学存在于这个制度环境之中，因而需要遵守这些制度规则。在我国，由于历史传统的原因，旧有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仍然制约着大学办学自主权的实施，大学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的权利并没有得到真正落实，其体制与机制的建设远远落后于现实发展需要。“办学自主权的大小是由国家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决定的。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国家的大学是千篇一律还是各有千秋。”⁽⁸⁾首先，国家的教育政策对大学的趋同起到一种“强迫作用”。我国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从产生之日起就作为国家事业在运行，高校与政府之间有天然的紧密关系，高校甚至成为“政治场域”的延伸。这导致在教育决策上政治领导教育的色彩很浓。例如，在政府投资政策上，政府推行的一系列重点工程，如“211”工程、“985”工程等，政府对高校的额外拨款动辄上亿、甚至十几个亿，这可能激发其他学校追求更好的心理，容易使得学校为了争取更多的资源而放弃自身优势，向某一类型大学看齐。其次，国家的教育评估对大学的趋同起到一种“强迫作用”。一方面，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完全是行政行为，是一个从上到下的纵向的行政评估网络，没有给社会评估留下一定的空间。“20多年来，政府一直作为高等学校评估的唯一主体，统领我国大学评价制度的规划与实施，使我国的大学评价制度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和集权特征。”⁽⁹⁾另一方面，评估指标体系比较单一，不利于引导特色的创建。高度统一性的评估标准，对大学管理的过分统一性如同一根无形的指挥棒，暗示学校不“跟着走”就会面临生存危机，而“跟着走”就必须服从这种统一性，放弃自己的个性、消融自己的特色。

第二个机制是模仿机制。迪玛奇奥和鲍威尔深入研究了社会组织之间的模仿现象，认为组织的模仿来源于目标的模糊性与环境的不确定性。作为一类社会组织，高校目标具有典型的模糊性，所面临的环境也具有突出的不确定性，这是高校之间相互模仿、出现趋同的内在原因。⁽¹⁰⁾就我国高校而言，首先，办学目标非常模糊，过于笼统，最为典型的表现就是大学定位方面的含糊与随意。一些学校不顾社会客观需要和学校实际条件，盲目追求高层次、综合型、研究型。在“攀高”“升级”心态的驱动下，它们纷纷争上硕士点、博士点，争抢学术带头人、博士生导师、院士，以致为争重点、争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等走门路、跑关系的现象层出不穷，严重玷污了高等学校的圣洁；而不谋求质的提高而只靠简单合并就从单科学校上升为综合性大学，从学院晋升为大学的事例比比皆是。反过来，也存在着重点大学因忙于办专科、职业技术学院，盲目追求大而全，成为包罗万象、多层次、多形式并举的‘太学’的情况。⁽¹¹⁾其次，我国高校组织环境的不确定性。一方面，大学组织技术的不确定性而导致组织没有能力预测环境的未来状态对组织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大学组织决策的模糊性导致组织没有能力预测相应选择决策的可能结果。在这种情形下，大学组织出现了模仿同一领域中成功大学组织的行为和做法。⁽¹²⁾就我国而言，越是学科齐全的综合型、研究型大学所得的资源就越多，获取资源就越容易，在大学排行榜中越占优势。在模仿机制下，其他二三流大学纷纷模仿综合型、研究型大学，最终导致院校趋同，特色缺失。

第三个机制是社会规范机制。即社会规范产生一种观念与思维共享的方式，而这种共享观念与思维对大学的生存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因为任何大学组织都生活在制度环境里，如果它想得到社会的承认，为大家所接受，就必然要认同与接受这些共有的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一般来说，大学所展示的价值观与社会所认同的价值观念体系的一致性越高，其存在的合理性也就越高。^②显然，我国社会中许多有形无形的“规范”都促使大学走向趋同。首先，中国社会中等级观念较浓，看重名分。高等学校的领导人都乐意把学校层次办得越高越好，以追求单位和个人的体面。与此对应，高职院校、成人高校、网络大学等非传统意义大学的高校就成为了“野鸡大学”“二流高校”，在高等教育系统中处于“边缘”地位。在这种社会规范机制下，各级各类高校拼命提升自己的档次，寻求更合理的名分。其次，中国社会群体本位观念浓厚。群体主义使“自我”无法生长，个体“不敢为天下先”，创造力在“自我”的压抑下难以得到培养和释放。“枪打出头鸟”“伸出头的椽子先烂”等俗语即体现了民众的这种不求标新立异，但求与他人相同的心理。⁽¹³⁾在这种社会观念下，中国人做事讲究“中庸”，坚持“中道”，凡事皆求四平八稳，仰仗权威，缺乏创新精神。这种社会规范机制通过对校长个性和创造力的“规范”，造就了大批中规中矩、缺乏创新迎上的校长，进而影响到大学特色的建设。

总之，中国大学走向趋同，是大学适应外部制度寻求合法性的前提，获取社会认同和社会资源的重要手段，是大学无奈而理性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它具有不可避免性，过多的批评与指责无济于事。

（三）趋异：中国大学发展中缺少的力量

在常态下，大学的发展是趋同与趋异的双向运动。趋同运动造就了大学的共性，趋异运动造就了大学的个性与特色。任何单方面力量的缺乏，都有可能把大学引向畸形发展。

目前，中国大学基本还属于“行政组织”。近年来正式划定一部分大学为“副部级”单位，更加强化了学校的“官本位”体制，强化了学校的等级观念。学校领导更多的是向政府负责，而较少考虑其他因素。与此同时，我国高校虽然逐步走上了市场化之路，但面临的市场机制很不完善，大学并没有真正地参与到竞争中来，依旧是以一个庞大的行政官僚机构的身份来运作。反观我国大学所面临的环境，就可发现，首先，我国大学缺乏市场竞争的传统，竞争观念比较淡薄，主体意识不强，竞争动力不足，没有成本与效益意识。这很大程度上与我国传统文化竞争观念的缺位有关，也与长期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密切相关。其次，我国高等教育市场领域尚未形成合理的竞争机制。目前我国政府仍控制着资源分配权和质量评估权，于是便出现种种竞争异化现象。高校之间不是去竞争市场，而是竞争行政权力，进而获得市场。⁽¹⁴⁾最后，我国大学缺乏公平竞争的基础。高等学校的健康发展需要建立在竞争基础上，高校的合理定位以及由此形成的合理的高等教育体系也需要建立在竞争基础上，而且竞争要建立在公平基础上，否则竞争不仅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反而会导致其他问题的出现。我国高校间缺乏公平竞争性机制，关键的问题是缺少公平化这一竞争的基础。事实上，高校间存在着一定的不平等性。这种不公平性来自于因政府上下级关系而形成的高校间的等级性，分类设置高校产生的等级性，行政式管理模式下的政府重点扶持及高校所属地区差异产生的差异性，还有由于上述问题带来的评价与竞争上的不公平性。当获取教育资源不平等，而在评价上却又按照同一标准要求时，高校间就无法展开公平竞争，一些学校因此丧失了竞争的机会，“由此而带来的先进与落后自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竞争结果，是政府分封出来的结果，而不是办出来的”。⁽¹⁵⁾

总之，中国大学趋同运动的驱动力强大，而趋异的动力微弱，其根源在于中国大学市场机制的不完善。这种巨大的反差，从根本上导致中国大学本性的蒙蔽，大学特色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