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课程的价值定位

第三节　大学课程的价值定位

正如前文所述，大学课程就是大学教育的质量保证，是规格人才标准的基石。大学课程的价值定位直接决定了大学的层次与水平。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借助历史上大学成功的个案作以说明。

一、关于柏林大学

柏林大学是在德意志民族和国家处于最困难时候开办的一所大学。1806年10月，普鲁士军队在耶拿城外被拿破仑击败，后者关闭了当地的耶拿大学和哈勒大学。1807年8月，在法学教授施马尔茨（H.Schmalz）的率领下，来自哈勒的前大学教师代表团，请求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能够在柏林重建他们的大学。国王答应他们的请求，并强调“国家必须用脑力来补偿在物质方面所遭受的损失”。1807年9月，国王发布命令，规定原来发给哈勒大学的经费全部拨给柏林大学。^[16]尽管当时普鲁士王国处在极端贫困之中，原来就不富裕且经济处于低谷的普鲁士从1808年起还要支付1.2亿塔勒的战争赔款，但国王仍应洪堡的要求拨款15万塔勒，作为新大学的费用，包括大学、科学院和艺术院、图书馆、植物园、解剖馆等机构的经费，并选址在华丽的王子宫殿，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不吝资财、不惜血本。洪堡负责为柏林大学聘请了第一流的教授，如神学教授莱尔马赫、法学教授萨维尼、医学教授胡弗兰德、哲学教授费希特、古典语言教授沃尔夫、历史教授尼布尔、农学教授塔埃尔、化学教授克拉普罗特，这些教师都是全欧洲最杰出的。“从此再也没有一位德国的教育大臣或部长可以出示一张更可值得自豪的聘任表！”^[17]1810年秋，柏林大学正式开学，第一学期有58名教员和256名学生，学生中有117人在医学院，57人在哲学院，29人在神学院，53人在法学院。柏林大学校长和各院院长最初采用任命的方式，法学教授施马尔茨担任临时校长，不久改为选举。1811年7月，23名正教授进行投票，经过四轮角逐，费希特以一票的优势险胜法学教授萨维尼，当选为第一任校长，1811年10月正式就职。此后，柏林大学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成为德国高等教育的榜样。史家称：“柏林大学的创办像一个燃烧点发出耀眼的光芒，一切光线全都从这里发出。”^[18]

施莱尔马赫、费希特和洪堡作为创办柏林大学的先驱和功臣，前两人被誉为柏林大学精神的缔造者，洪堡则被认为是柏林大学的实际创办人。柏林大学的办学思想，集中体现了集体智慧的结晶。

（一）施莱尔马赫的办学思想

1808年，施莱尔马赫在《关于德国式大学的断想》一文中，阐明了自己的大学观。首先，它要求大学完全独立于国家，这种主张恰恰与费希特要求国家对大学施加各种影响的想法截然相反，而与洪堡反对国家对大学的干涉的主张不谋而合。其次，他认为哲学院是大学的核心，是第一位的，这是因为大学的所有成员，不论他是哪一个学院的，都必须把根扎在哲学院。如果学生从一开始就把自己归入非哲学的其他某个学院，这是很糟糕的。再次，它主张思想自由和思想独立，要求学生必须对最高知识的统一性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他还认为学习并非一定是大学教育的首要目的，大学教育的首要目的应该是认识，因此必须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使他们独立地深入到科学当中去。为此，大学要有一种精神上完全自由的气氛，科学要从对任何一种外来权威的屈从状态中解放出来。施莱尔马赫的文章成为改革德国大学的最为重要的原则性文件之一，对洪堡创办柏林大学影响深远。

（二）费希特的办学思想

1806年，费希特受聘于埃尔兰根大学，讲授知识学、逻辑学等课程，同时开始就大学组织问题进行思考，撰成了《关于埃尔兰根大学的内部组织的一些想法》一文。费希特在文章中认为，大学应该是“科学的运用理智的艺术学校”。他对让听众在其中完全持消极态度的教学实践提出批评，要求“把阐述的、解释的内容转变到生动的、活泼的认识中去”^[19]。在此之前，康德曾主张较高级的学院是用来进行职业教育的，即用来培养牧师、医生和法学家的，只有比较低级的哲学院才是进行与任何社会实用目的无关的自由的科学反思的场所。费希特的创造在于把对自由的科学反思的要求提高到大学课程的一切专业之上。当普鲁士政府决定建立一个旨在扩大和介绍科学认识而不是进行职业教育的大学——柏林大学时，毫无疑问，是吸取了费希特的办学思想。

（三）洪堡的办学思想

洪堡不仅参与筹办了柏林大学，并根据新人文主义的思想，确定了大学的主旨和方向。洪堡的大学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一方面与他青年时代在哥廷根大学的经历有关，一方面也与施莱尔马赫和费希特等人的影响有关。德国学者贝格拉（Peter Berglar）在《威廉·冯·洪堡传》中说，“洪堡创立大学所依据的精神和道德准则是他人先期设想的”^[20]，“他是把早已形成的思想，把一般的趋势加以具体化来实现改革的；这种改革不是变魔术，而是收获”^[21]。“当然，洪堡本人也阐述了他自己的意见，更重要的是，他是唯一使之付诸实践的人。”^[22]洪堡的大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所提出的三条办学原则之中：第一，独立性、自由与合作三者相统一。洪堡反对传统大学对学生独立个性的扼杀，要求大学具有自己的特色，充分发挥教师和学生的独创精神。洪堡主张学术自由，对学术问题必须遵循大学自身的规律去研究，不能由政府下令规定，政府的作用仅仅是提供工作所需设备和条件以及合理的制度。洪堡在1810年的备忘录中清楚地表达了这种观点：“国家不应把大学看成是高等语文古典学校或高等专科学校。总的来说，国家绝不应指望大学同政府的眼前利益直接地联系起来；却应相信大学若能完成它们的真正使命，则不仅能为政府眼前的任务服务而已，还会使大学在学术上不断地提高，从而不断地开创更广阔的事业基地，并且使人力物力得以发挥更大的功用，其成效是远非政府的近前布置所能意料的。”^[23]作为“独立性”和“自由”的补充，洪堡认为合作在教学和科研中十分重要：合作可减少个人的片面性，更好地发挥个人的长处。他认为：“人类的精神活动只能进行合作才能有所进展。”^[24]第二，教学与研究相统一。洪堡反对传统大学将传授知识作为大学主要职能的做法，主张大学的主要任务是追求真理，科学研究是第一位的。洪堡不主张大学传授实用的专业化知识，而是要求传授所谓的“纯粹科学”的学习和研究，这种知识不含任何目的的。第三，科学统一。洪堡认为大学教学应当能“理解和造成科学的统一”，因此他十分重视大学教学的科学性。他将哲学看做其他学科的基础，而大学哲学院则是其他学院的中心。科学的统一，就是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统一。此外，他还主张科学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实践即科学研究，科学研究是达到科学统一的前提。

在大学发展史上，1810年成立的柏林大学被称做现代研究型大学的肇始。这种新型的大学模式带来了德国大学和科学的繁荣与辉煌。1892年，一位法国学者指出：“德国在科学的各个领域，毫无例外地居于领先地位，各国对此举表承认。仅德国一国所取得的科学成就，已远远超出了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德国在科学中的优势堪与英国的贸易和海上优势相媲美，甚至更有超越之势。”^[25]从那以后，德国大学为这个民族赢得了世界性的辉煌成就，为全人类培养了如此之多饮誉世界的伟大的思想家和科学家。自1900年诺贝尔奖颁发以来，德国已产生了95名诺贝尔奖获得者，成为在1993年以前全世界拥有该奖得主最多的国家。^[26]

二、关于西南联合大学

西南联合大学是抗日战争时期，设于昆明的一所联合大学。1937年抗日战争发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迁至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7年10月25日开学，共设文、理、工、法商4个院17个系。1938年4月又迁至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设理、工学院于昆明，文法学院于蒙自，以后文法学院也迁至昆明。1939年，西南联大设文、理、法商、工、师范5个学院26个系、2个专修科、1个先修班。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三校分别迁回北京、天津复校。^[27]实际上，在1941年9月，西南联大才发展为文、理、法商、工、师范5个学院26个系，2个专修科、1个先修班。全校教师350人，教授、副教授约占一半，学生约3000人。^[28]西南联大在昆明的8年里，教授水平高，许多饱学卓识的学者，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严谨认真地从事教学和研究；学生学风好，在教师辛勤教诲下，广大同学孜孜不倦地学习，获得了扎实的知识基础。据我国台湾《学府征闻》介绍，台湾地区拥有的8位世界一流工程师中7位毕业于西南联大；现在美国工作、被美国学术界誉为国际第一流学者的任之恭、杨振宁、李政道、陈省身、林家翘（现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应用数学学会会长）、吴大猷、牛满江等都曾是西南联大的教师或学生。^[29]西南联大“在民族危难之际，自觉地承担起民族精神象征的重任，以刚毅、坚韧、持久的努力，沉潜于文化（学术和文学）的传承和创造，维系民族文化血脉，保持民族文化创造的活力”，成为抗战时期中华民族“文化坚守和文化抵抗”的堡垒。^[30]

严格意义上来说，西南联合大学不是一所纯粹意义上的大学。它仅仅是在特殊时期由三所大学临时组成的复合体。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国难当头之时，难能可贵的是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三校的师生能够很好地融合在一起研究学习，北大的激情，清华的严谨，南开的质朴在西南联大时期能够各得其所且互相渗透。西南联大的办学思想是三校办学思想的延续，说到底就是北大蔡元培的办学思想、清华梅贻琦的办学思想、南开张伯苓的办学思想的传承和实施。这一景象正如《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所说：“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中和且平。”

（一）蔡元培的办学思想

蔡元培游学欧洲，特别受到德国大学理念的深远影响。他成功地将其移植到中国，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开创了中国大学的新气象。北京大学（北大）精神，成为此后中国大学追寻的理想。蔡元培的办学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大学肩负振兴民族的使命。当时的中国正处在救亡图存、兴学强国的时代背景下，而当时的北大虽为全国最高学府，但并没有达到全国人民的希望，甚至是一个腐败的场所。针对当时的情况，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后即强调学生要负起责任，包括对国家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和对学术的责任。基于此，蔡元培倡导北大“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也正是基于这种思想基础，蔡元培认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应当以学术研究为天职。第二，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蔡元培认为大学的性质就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是养成健全人格的地方，而不是混文凭、熬资历的地方。在1917年1月9日《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蔡元培明确提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31]第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蔡元培从大学研究高深学问的宗旨出发，希望在北大树立以研究为重的观念，形成“为学问而学问”的浓厚学术空气。他采用儒家经典《中庸》之道“万物并育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精义，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其本质就是学术自由。第四，教授治校。大学要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需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需要避免外界对学术的干预，使学术的自由研究得到保障。基于这一认识，他进一步主张，教育应当独立以及由教授组成评议会治理学校，即大学应由教授治校。蔡元培的办学思想，对北京大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北京大学吸引了一大批名流学者。在当时青年人的心目中，北京大学真正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

（二）梅贻琦的办学思想

通过对梅贻琦的办学思想进行研究，学者们大多认为其大学理念“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三个来源是中国古代儒家大学教育思想和西方古典教育哲学、欧美现代资产阶级民主与法治思想、以蔡元培先生为代表的兼容并包和学术自由思想。三个组成部分是“通才教育”（或“自由教育”）思想、教授治校（或曰民主管理）思想、学术自由（或曰自由探讨的风气）。^[32]应该说，这一概括是客观的、科学的。梅贻琦的办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大学要实施“通识教育”。他在1941年4月发表的《大学一解》中写道：“通识之授受不足，为今日大学教育之一大通病，固已渐为有识者所公认。然不足者果何在，则言之者尚少。”^[33]他认为，现代大学理念仍不外乎《大学》所说的“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要达此目的，大学阶段就要给学生以通识训练，使学生“知类通达”。他从社会需求的角度出发，认为大学本科阶段应该是“通重于专”，“要求学生对自然、社会与人文三方面都具有广泛的综合知识，而‘不贵乎有专技之长’”。梅贻琦不主张“通专并重”，认为大学四年并重之说“窒碍难行”。他强调：“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能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如此不但使我们的生活上增加意趣，就是服务方面亦可以加增效率。这是本校对于全部课程的一种主张。”^[34]第二，大学要有“大师”，“大师”胜于“大楼”。梅贻琦有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35]梅贻琦在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期间，视“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多方礼聘国内外著名学者来清华任教，而致清华名师云集、睿才荟萃。第三，学术自由。梅贻琦指出，要切实发挥好教授的作用，提高大学的学术水平和教学质量，就必须奉行学术自由原则。执掌清华大学期间，梅贻琦一直追随蔡元培，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他指出：“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之北大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36]

（三）张伯苓的办学思想

张伯苓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他担任南开大学校长40多年，不仅独创性地探索出中国近代私立教育办学的成功之路，而且还在近代教育史上颇具匠心地提出了一整套适合于当时中国国情的教育思想、教育方针和教育方法，成效显著。其中，他经过多年的总结和思考，提出南开大学“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著名校训，影响尤为深远。张伯苓先生的办学思想也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要救国，靠教育。1934年，张伯苓在“南开的目的与南开精神”的演说中，总结了办学的目的和办学总方针。他说：“要救国，救法是教育。救国须改造中国，改造中国先改造人。这是总方针。——中国人道德坏、智识陋、身体弱，以这样的民族，处这样的时局，如何能存在？”怎么办呢？他指出，“方法是以教育来改造中国，改造什么？改造他的道德，改造他的知识，改造他的体魄”，最终达到“为社会谋进步，为公共谋幸福”的总目的。第二，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公”，是指培养人的公共意识和公共道德，也就是张伯苓特别强调的“国民之自觉心”、“公德心”、“爱国心”。他说“惟‘公’故能化私，化散，团结合作，有为公牺牲之精神”；“能”，是指培养人适应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之需要的各项能力，既包括科学技术和科学方法的培养，也包括身体心理素质的锻炼，同时还包括团体的组织协调能力。“惟‘能’故能去愚，去弱，团结合作，有为公服务之能力。”只有按照“公”、“能”二字去培养和熏陶学生，人的素质才能提高，民族之病症方可治愈。他在回顾南开大学经验时总结道：“四十年来，我南开学校之训练，目标一贯，方法一致。根据教育理想，制订训练方案，彻底实施，认真推行，深信必能实现预期之效果，收到良好之成绩。”^[37]第三，德、智、体、美四育并重。在张伯苓的办学思想中，重视体育，强调通过体育运动来锻炼学生的意志与品格，培养和训练体育的精神，以便养成现代文明社会所必需的公民素质；提倡科学，他提出南开学校的主要目的就是提倡科学、开发民智，以促进国家物质文明的发展；积极开展美育；重视人格培养和训练，强调诚信。

在我国大学史上，北京大学可谓开风气之先。由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囊括大典和网罗众家，北京大学吸引了一大批名流学者，当时中国知识界第一流的专家学者都汇集于此。在青年人的心目中，北京大学成为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曾亲眼目睹这一前后变化的冯友兰先生在回忆中说：“从1917年到1919年仅仅两年多的时间，蔡先生就把北大从一个官僚养成所变为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把死气沉沉的北大变成一个生龙活虎、生动活泼的战斗堡垒。”^[38]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成为一个“大学之为大”的理想形象以及一个象征的学识世界。“这个象征的学术世界是百家争鸣、千岩竞秀的世界，它是读书人所永远梦寐以求的，以此，蔡先生的象征存在也必将是永恒的！”^[39]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对胡适谈起蔡元培时说：“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40]由此可见在当时的国人心目中、在外国人的眼里，北大所处的地位。秉承北大精神的西南联大，除了北大的激情，还融入了清华的严谨、南开的朴实，从而在特殊的年代西南联大创造了自己的辉煌，成为到今天我们仍难以逾越的一座丰碑。

三、关于大学课程的价值定位

从上面的两个案例可以看出，生成于19世纪初的柏林大学是世界一流大学，生成于20世纪30年代的西南联合大学是世界一流大学。两所大学的创立虽相差100多年，但二者之间还是有一种割不断的联系。这不仅仅在于蔡元培先生将德国大学（主要是柏林大学）的办学思想带回到中国开创了新北大，还在于它们都在国难的时期肩负着民族重托，成为一个民族的精神堡垒，同时又能不负民族所托，创造辉煌。从它们的形成过程中，是可以找到相通的地方的。

一所世界一流大学是如何形成的呢？①始于理想。在创办一所新大学之初，在改造一所大学之始，需要一个成熟的办学思想，能够构建出理想的大学形态，为大学发展指引方向。这就告诉我们，一所一流的大学建设首先必须对人才的规格和标准有一个价值认定，明确其使命和发展的方向，这基于理想共同体的建设与发展。②求于大师。大学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首先要有一流的人才（一流的师资和一流的学生）。从某种程度上说，世界一流大学就是指大师（一流的师资）。大师不仅仅靠培养，更重要的是靠发现、靠不拘一格的访求。这就告诉所我们一所一流大学的建设与发展，应基于价值共同体的建设与发展。③成于制度。制度是为一所大学的发展服务的。制度在大学发展过程中得到不断的修正和完善，从而保障大学向理想的方向发展。制度是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保障措施，一流大学的建设与发展一定是基于利益共同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④止于真理。大学永恒的追求，包括大学自身存在的终极价值，都只能归结到“真理”两个字。大学的使命就是探索真理、发现真理、维护真理。基于理想、价值和利益共同体的实践准则，一定是“与真理为友”、“让自由之风劲吹”。

可见，当一所大学的实践主体在理想、价值与利益上表现为一个高度一致的共同体时，大学课程的实践效果一定是高效的，它目标明确、行动迅捷；它是主动积极的，也是有创新创造力的，它不再仅仅局限于什么知识最有价值，而是注重实践中个体能动性的发挥，强调自我的超越与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