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教育的历史镜鉴

现代教育的历史镜鉴

谈华楼

虎年春节期间，经好友推荐，读了《许倬云谈话录》，其中有关传统教育的逸事，对我们今天的教育仍有镜鉴意义。

许倬云，1930年7月10日出生。出生时手脚是弯的，成长后肌肉不发达，需借助双拐行走。三岁时随父辗转湖北、湖南、陕西、河南、四川等地，因为抗战他没有读过小学、初中，抗战胜利后回到祖籍无锡，直接上了辅仁中学。1948年底到台湾读高三。1949年考入台湾大学外文系，后转历史系，1956年硕士毕业。1957年夏留学芝加哥大学读博士。1962年回到台湾，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做研究员，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主任。1970年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他先后受聘为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大学、美国匹兹堡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美国杜克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做特聘研究员、讲座教授。到目前为止，有55部专著，78篇学术论文。

从许先生的人生和事业中，可以看出教育的价值。教育可以改变人生，教育能够成就事业。任何社会都存在残疾之人，有天生残疾者，有后天残疾者。如果社会不剥夺任何小孩读书的权利，不以貌取人，不人为制造“二等残废”、“三等残废”、“弱智”;如果所有人都能像许先生那样自尊、自信、自强，人尽其才，我们的社会岂不更和谐!

许先生回忆江南一带的教育时说:“从宋朝起，东南就富庶，教育程度就高，明朝时江南地区没有文盲。江南的教育很特别，除了苏州是文人聚居以外，别处不太走科举制度，都做实学，尤其无锡、常州，王阳明门下的子弟有‘实学派’。”他说，“最近南京大学的朋友告诉我，全中国的院士人数，北京第一，上海第二，无锡第三，苏州第四，无锡一个地方出六十个院士，辅仁中学出二十个。这就是江南的教育。”

可见历史上的江南教育价值取向值得研究。叶圣陶先生说:“教育和社会本当互相适应，脱离了社会，教育便失去根据。所谓‘适应’，贵在顺进化之理，以备应付将来;若以现状为已足，只求受教育者和现状相适应，那么教育便成为一部印书机，还有什么价值!”目前我国大学生就业难，与我们的教育价值取向有着密切的关系，与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同程度有关，与对教育成功与否的评价体系有关。

许先生说辅仁中学对他的帮助极大。“学校一直保持小规模。读的教材跟教会学校的教材几乎一样，一半的课程是英文教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都是英语教材。”“学校里最好的学生组织小班，选课制度不像现在一年级选课用一样的书，是跳跃的。他们把我分到小班里，抽调最好的学生彼此学习。某一个人有哪一项强，他要负责教别人。”

现在学校规模都比较大，一般中学一届毕业生少则近千人，多则近万人，每个班级差不多是人满为患。学校规模究竟多大为好?我想就学校规模来说，也会存在凯恩斯的“资本边际效率递减”问题，即教育有其自身的规律，学校规模、班级学生数应该适度，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影响教育教学质量，绝对不是越大越好，“大跃进”必然蕴涵着危机。随着社会进步，教育规模的扩大，应该是教育网点的合理布局，师生比例结构的优化，学校硬件的更新。所有这些，取决于政府对教育的认识程度和投入程度。

对中学教学来说，语文、数学和外语是基础学科，课时安排、学生投入的精力相对也比较多，普遍存在教师教得苦，学生学得累，效果不见得好的现象。许先生说:“语文和数学只要摸上路的话，很容易学，天下最容易学的就是数学，因为数学没有例外，最怕的就是例外。像化学、物理也有例可循，也很容易学。”他说辅仁中学英语教法真是好，“沈致平老师不背文法，不背课文，讲句子结构，讲文章结构。他一上课，在黑板上写一个字，随意点了学生，从一个学生一个名词，再到一个学生一个动词，加个形容词，加个副词，一路就衍生成一篇文章，一堂课可以教出很多东西。对话无所谓，我们是阅读和写作为主，一般阅读的是翻译本，像莎士比亚的、傅雷译的东西，非常自由，顺着你的性子自己发展。”

许先生虽然长期从事的是历史研究，但在高中时他的强项是理科，高考数学满分，因为身体和兴趣才进了台湾大学历史系。许先生在此提到的“上路”“有例”应该是学科的规律。教育有普遍的规律，不同学科也有自身特殊的规律。这些规律需要师生共同努力探索。关于英语教学方法，它同样应该适合于其他学科，因为它实质上是正确处理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的关系，理解与记忆的关系问题。

在谈到课外阅读时，许先生说他对历史一直都有兴趣，中学时就读钱宾四先生的《国史大纲》，裘维霖老师就推荐他读顾炎武的《日知录》，这些使他的兴趣越来越深。至于武侠小说，许先生说:“碰到机缘就看，著名的武侠小说，我没看的不多。我十来岁就开始读《史记》。”可见培养兴趣、延伸阅读对一个人的成材非常重要。现在的学生手中除了规定的课本，就是成堆的教辅资料，偶尔看点课外读物往往也被老师视为“闲书”而制止。老师手中仅仅比学生多了一本教学参考书的现象普遍存在。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追求升学率，尤其名校录取率。教育的今昔对比，真是有点“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的味道。

许先生说:“学校的安排，本来一年级在一楼，二年级、三年级都上楼，为了我的方便，安排我们班一直在一楼上课，我非常感激学校。”可见，以人为本不应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具体的措施。

“我始终觉得高中教育要不了三年，怎么与人相处，怎么与人合作，这是最要紧的，知识方面其实很容易。现在的教育有点本末倒置。”许先生这一觉悟可以说切中目前中小学教育的要害。不是早就有“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这一说法吗?许多学生成绩不好，大多数情况不是智力问题，而是没有学会做人。在家不懂得尊重父母，在校不懂得尊重老师和同学。可见，德育与智育不可偏废，德在智先。

许先生特别称道那时的师生关系。他说:“学生少，老师多，所以很多时间可以跟老师交往。老师也没有外务，住在学校附近，师生关系很密切，我们晃悠晃悠就到了老师家里，和老师聊天，这在现在是不可能的事情。”

老师没有外务，能够安心教书，因为那时老师待遇普遍较高。季羡林先生回忆1934年在济南高中教书时说:“做国文教员，待遇丰厚。每月约有一百六十块大洋，是大学助教的一倍，约合现在的人民币三千多元，是很有些吸引力。”现在老师的家教不是什么秘密了，高校毕业生首选高中教师的不多，高中教师转行的不少。“为提升教师待遇而设的教师绩效工资实施一年多后，在一些实施了这项举措的地方，一线教师们的工资不升反降。……教育不是工厂，可计件计时。教育是良心活，有它自身的规律，希望国家实打实地给教师加工资，使教师收入真正不低于当地公务员水平。”

许先生回忆他的老师沈刚伯先生时，说:“沈先生是道家，看事情清楚，淡泊宁静，看上去好像是不在乎，但是有自己的原则。沈先生在学术上没有做研究，他教书真好，演讲口才真好，做行政是无为而治，但是大节绝不含糊。他不耐烦做细致的工作，述而不作，一辈子就写三两篇文章，跟他一起开会，要言不烦，你满堂议论，他两句话就摆平了。”

好一个“淡泊宁静”。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这需要教师具有较高的职业精神和道德修养，更需要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虽然学界还存在凭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认真做学问的人，但是这样的人，多半都会被边缘化。”

好一个“述而不作”。孔子、苏格拉底可谓开中西教育历史述而不作之先河。我认为写作是私人的事，当你思考问题之后，觉得有与人交流、分享的必要时，才去写，那样的写作才有价值。如今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对教师评审的指标体系，主要是以科研为导向，比如核心期刊论文数、国家级、省市级课题数量，这是硬指标。这样的写作就成了功利之事。

好一个“两句话就摆平了”。现在各类会议非常多，布置事务性、常规操作性的内容多，布置之后还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真正需要统一思想认识，提升教育教学理念的有质量的会议太少，领导报告一小时过去尚觉意犹未尽，而听者不知所云的现象比比皆是。

傅斯年先生应该是许先生良师益友。许先生对傅先生充满敬佩之情，他说:他主持台湾大学，没有明确提出教学思想，但是他透过的方针我们看得出，是在办另外一个北京大学，尽他的力量抵抗政府力量的进入。他经常巡视学校各处，到我们宿舍看我们吃什么饭，叹口气。他和司机在校门口下棋，我们围着看。傅先生脾气不好，但是爱才，对有才的教授非常器重。傅先生跟陈寅恪先生交情非常好，在德国留学是朋友，寅恪先生后来很长时间没有归队，在香港跑来跑去，他说钱不够了，问傅先生要，得遂所愿。但是傅先生对庸才非常不在乎，脾气跋扈，不怕褒贬。他自己做事辛苦，替同仁做事不遗余力，借钱来给同仁过年节，了不起。

1．李怀宇．许倬云谈话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

2．叶圣陶．生活教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第87页

3．于青．季羡林传:花城出版社，1998年5月，第33－34页

4．新华通讯社．瞭望新闻周刊．2010年第5期，第55页

5．张鸣．姑妄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第251页

(原载《九江一中学报》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