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悲伤和虚无之间我选择悲伤”

“在悲伤和虚无之间我选择悲伤”——鲁迅创作中的救赎意识

涂　薇

应该说鲁迅是知识分子立场坚强的守护者，这一方面表现在终其一生与现实批判的紧张关系，另一方面则是精英意识的不断张扬。

孔子说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股“为民做主”的豪气破纸而出。或许正是传统中这种为“士”的优越感和由其而生的救赎使命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与现实的恶抗争却不致没顶:没有彼岸期待的文化迫使儒家知识分子“赋予宇宙、人生以积极意义，并以情感方式出之”，否则“无所凭依，无所皈依”“一个世界”的生存事实将使他们在现实生活“更悲苦、更凄怆、更艰难、更困苦”的状态中很容易地遁入虚无。

如果借用尼采关于颓废的一种定义:“一个人可以有病或虚弱却无需是一个颓废者:只有当一个人冀求虚弱时他才是颓废者。”——我们是否可以说:虚无感存在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面对它的态度:是促进虚无还是反抗虚无。

鲁迅就是这样一个因为对历史和现状认识太清醒而时常陷于绝望却又总是不甘的虚无的反抗者。

这个对抗的过程往往就是一个赋予存在以意义的过程，这也是知识分子自我确认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文将通过三个文本来粗略分析鲁迅在知识分子精英立场下通过救赎意识给生命添加的意义。

《故乡》:看他陷落时的忧伤

这篇写于1921年的小说在怀旧的感伤气氛中揭示了一段并不复杂的童年往事。作为一个童年的伙伴，闰土意味着一种纯粹的情谊和单纯的快乐，这也是每个处于“时间原”状态中的生命共享的幸福。可惜这种幸福并不具备永恒性，原初时间向历史时间行进的过程往往就伴随着无数牧歌图景的散落。

但是对于闰土而言，生命展开的过程不仅仅是一个衰退和丧失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在现实中不断陷落的过程:“我问问他的景况。他只是摇头。‘非常难。第六个孩子也会帮忙了，却总是吃不够……又不太平……什么地方都要钱，没有规定……收成又坏。种出东西来，挑去卖，总要捐几回钱，折了本;不去卖，又只能烂掉’……他只是摇头，脸上虽然刻着许多皱纹，却全然不动，仿佛石像一般。他大约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沉默了片时，便拿起烟管来默默地吸烟了。”苦难的生存使当年那个充满生机的生命委顿而又凋零，即使是这样，闰土即使是在与现实的纠缠中丢弃掉一切单纯的梦想，即使是按照现实的功利性要求来安排自己的一切，得到的也不过是“形容不出”的苦楚——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农村，对于闰土们的悲剧可以用很多种深刻的理论来解说，甚至包括鲁迅深刻的国民性批判。

但是闰土是不可以用来抽象分析的，因为与他相重合的那部分生命在“我”一次次回忆的细节中被浸润得如此饱满，以至于只要回想起闰土，回想起月下瓜地上那个小英雄的形象，“我”的已消逝的生命也会随膨胀了的情感一同回来。所以，没有哪一个农民的苦难能够像闰土那样激起“我”如此真切的同情。

“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这个经典的回忆性画面在与生存的现实比照之后成为了人性乌托邦的一种隐喻:“我”见证了它的存在，又亲自将它送入了虚无。

但是“我”不甘于闰土的这个命运。眼看着亲密的老友在线性时间的轮轴上被他不能把握的现实绞杀和异化，“我”感到“非常的悲哀”，可是拯救闰土的“现在”是“我”所不能的，所以“我”直接想到了未来:“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宏儿不是正在想念水生么。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对于一个没有超验意识的民族，关于苦难的救赎，如果不能寄望于“已发生过的”，就只能寄望于将要发生的。如果未来能够承载希望，那么它也就能治疗一些因虚无而生的苦痛。

《补天》:救赎者的命运

如果说在《故乡》中展现的是一种基于情感的朴素的救赎意识，那么在1922年的短篇《不周山》(后改名为《补天》)中，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救赎者对自己命运清醒的预测。

小说分为三个部分，可以概括为三个主题:创造、拯救和牺牲、死后。

女娲似乎是在一种完全偶然甚至是无聊的情境之中创造了人类:“女娲忽然醒来了……‘唉唉，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无聊过!’伊想着，猛然间站立起来了，擎上那非常圆满而精力洋溢的臂膊，向天打一个欠伸…伊自己并没有见，只是不由得跪下一足，伸手掬起带水的软泥来，同时又揉捏几回，便有一个和自己差不多的小东西在两手里。＇阿，阿!＇伊固然以为是自己做的，但也疑心这东西就白薯似的原在泥土里，禁不住很诧异了。然而这诧异使伊喜欢，以未曾有的勇往和愉快继续着伊的事业，呼吸吹嘘着，汗混合着……”，对于自己的创造物，女娲先是感到惊奇和快乐，但马上就发现有不可控制不可理解的隔膜存在于她与这些被创造者之间:“遍地散满了半紫半白的花瓣。伊接着一摆手，紫藤便在泥和水里一翻身，同时也溅出拌着水的泥土来，待到落在地上，就成了许多伊先前做过了一般的小东西，只是大半呆头呆脑，獐头鼠目的有些讨厌。然而伊无暇理会这等事了，单是有趣而且烦躁，夹着恶作剧的将手只是抡，愈抡愈飞速了”——先驱者也往往这样怀着美丽的梦想开启了新的世界却并不能完全对这世界自足性的变化负责。也许是预见到了日后这一不愉快的结局，女娲懒洋洋地停止了她的造物工作，厌倦地闭上了眼睛。

但是命运的脚步没有停止。在女娲短暂的休憩中世界崩溃了，一些呕吐着的生物落魄地奔向这位女神并乞求她的搭救。她救了他们并询问灾难发生的原因，但没有得到答案。最终她自己发现天破了。为了拯救这些落难的生灵，她打定了将天“修补起来再说”的主意。这个过程中没有一个被救者帮她，她对人世的悲悯莫名其妙就变成了理当如此的义务，甚至还有来自被救者的伤害:“有时到热闹处所去寻些零碎，看见的又冷笑，痛骂，或者抢回去，甚而至于还咬伊的手”，这样的景况使我们的拯救者再一次感到了“无聊”。但是没有放弃，也许在她的意念中，最终需要对之负责的，并不是这些狭促的人世的难民们，而是那个静默的“天”，或者说是某种“道”。最终她是为这样的拯救而牺牲了:在金色太阳的绚烂和清寂月色的寒光里，女娲筋疲力尽地吐出了她最后一口气。

接下来便是那个关于“死后”的永恒话题。拯救者灵魂死灭后依然不得安宁，他们的躯壳在被继续地利用着，各种言说的旗帜轮番插在了最有价值的部位上。如果女娲在天上注视着，看到自己伤痕累累的身体像土匪的山寨般旌旗林立，不知会不会有悔意暗生呢?

虽然是以中国神话为背景，但是这篇小说刻画了一个殉道者的形象，它暗含着彼岸对此岸的一种救赎意向，有很浓的西方宗教色彩。但是在鲁迅的眼中和笔下，中国人似乎根本就不配承受这样的拯救——这当然又回到了国民性批判的老话题上去了。

纯粹意义上的拯救也许只有在虔敬的信仰之中才能拥有最终的价值，而在中国，是完全无法获得这种信仰的氛围的，这也许是导致拯救者们命运悲剧的一个原因。

《在酒楼上》:救赎者的另一种姿态

灾难中的救赎经常表现为一种高调的姿态，与崇高和牺牲相连着，比如女娲。但更多的苦难是常态的，对于它们的拯救不需要惊天地、泣鬼神的大动作——你只要低下头来，静静地倾听并努力去满足那些卑微者毫不奢侈的愿望，便可有效地缓解他们生存的痛苦。

解救者姿态的这种调整也许最典型地表现在吕纬甫这个人物身上。

对他的通解似乎是低潮社会中一个颓废的虚无者，其实即使是在小说中，“我”对他精神状态的判断也是不确定的:“细看他相貌，也还是乱蓬蓬的须发;苍白的长方脸，然而衰瘦了。精神很沉静，或者却是颓唐，又浓又黑的眉毛底下的眼睛也失了精彩，但当他缓缓地四顾的时候，却对废园忽地闪出我在学校时代常常看见的射人的光来”——故事就在这样一个神情复杂的人物的回忆中缓缓展开。

吕纬甫讲述了他近期发生的几件事，它们构成了一个回忆系列，本质上这些事件与另一小段插忆形成对比，虽然只是几行字的插忆(“是的，我也还记得我们同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的时候，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的时候。但我现在就是这样子，敷敷衍衍，模模糊糊”)，但却是系列回忆事件意义生成最重要的参照性背景。

弟弟是第一个被回忆的对象。吕纬甫按照母亲的意愿为死去多年的弟弟迁坟，当他面对土工们下达“掘开”指令的时候，一股亢奋之情不期而至。一直被生存的抽象意义纠缠着的吕纬甫也许是在瞬间意识到生命中还有一些细碎的情感是不能被放弃的。可是掘开的坟墓展现给他的只是一无所有的虚空。如何面对翘首期盼的母亲呢?显然，关于真相的揭示，吕纬甫采取了不同于涓生的策略:“我仍然铺好被褥，用棉花裹了些他先前身体所在的地方的泥土，包起来，装在新棺材里，运到我父亲埋着的坟地上，在他坟旁埋掉了。因为外面用砖墩，昨天又忙了我大半天:监工。但这样总算完结了一件事，足够去骗骗我的母亲，使她安心些。”虽然吕纬甫在这里使用了“欺骗”这个字眼，其实换作“抚慰”也许更为恰当。一个无谓的真相除了增添母亲的忧伤还会有任何其他的意义吗?毫无疑问，吕纬甫用隐瞒成全了一位母亲关于死亡圆满的想象。

第二个出场的被回忆者是阿顺，一个善良而又不幸的女孩。因为母亲捎带的剪绒花，吕纬甫想起了荞麦粉的故事:“我漫然地吃了几口，就想不吃了，然而无意中，忽然间看见阿顺远远地站在屋角里，就使我立刻消失了放下碗筷的勇气。我看她的神情，是害怕而且希望，大约怕自己调得不好，愿我们吃得有味，我知道如果剩下大半碗来，一定要使她很失望，而且很抱歉。我于是同时决心，放开喉咙灌下去了，几乎吃得和长富一样快。我由此才知道硬吃的苦痛，我只记得还做孩子时候的吃尽一碗拌着驱除蛔虫药粉的砂糖才有这样难”，然而“她过来收拾空碗时候忍着的得意的笑容”使“我”所做的一切有了闪亮的意义:假如忍耐能够给一个善良女孩的生命带去快乐的满足感，假如忍耐能够成全任何一个这样诗意的瞬间，那么就值得去忍耐。

在吕纬甫的讲述中我们感到他似乎不再追求生活的某种抽象的整体性意义，而更愿意在它破碎的细节当中寄托自己存在的价值，这或者正如歌德所言“生活的目的是生活本身”。对于普通人来说，“到城隍庙去拔掉神像的胡子”这一行为中的精神超越性并不比随一次虚空的埋葬或者一碗被强咽的荞麦粉而来的抚慰更有力量。

超人的理想也许是要解救人类全体，但是一个普通的拯救者只想缓释身边可以触摸的一个苦难，再一个苦难……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把自己从攀越巅峰的理想中解救了出来——实际上，在牧歌般的低吟与站在山顶号角声中的欢呼同样有价值。

昆德拉曾说他一直被福克纳的小说《野棕榈》的结尾感动。女人因流产失败而死，男人仍在监狱，被判刑十年;有人给他带来了一粒毒药，但是他很快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因为“……她不在了，一半的记忆也已经不在;如果我不在了，那么所有的记忆也将不在了。”是的，他想，在悲伤和虚无之间他选择悲伤——在苦难面前遁入虚无其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难的是永远的面对和承担。鲁迅在他的作品中反复绍介着这个世界的浊恶和精神的痛苦，但是他始终也在努力赋予生命以积极的内涵:即使是被伤害，他也不愿放弃对普通魂灵的关注和怜惜。

他在拯救中看到了世界的恶，并因此而忧伤;他在拯救中努力寻找未来再生的图景，并以此抗拒虚无。

(原载《九江一中学报》2006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