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与英国

难以转换的角色:民族主义、共产主义与英国 在华传教时代的终结——读《英国在华新教传教士变动中的角色(1945年—1952年)》

难以转换的角色:民族主义、共产主义与英国 在华传教时代的终结——读《英国在华新教传教士变动中的角色(1945年—1952年)》⁽¹⁾

周　浪

从1807年第一位西方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来华，新教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历程。整个19世纪，传教士的地位及其传教活动处于逐渐上升的阶段。“中华民国”建立后，宪法规定允许信仰自由，传教活动在中国出现了一段时期的兴盛局面，来华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的数量都急剧增加。然而，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反基督教情绪也在酝酿和上升。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中华民族的觉醒和民族主义的上升，引发了1922年—1928年的“非基督教运动”，这是自义和团运动以来最大规模的反对基督教及其在华传教事业的运动。1929年以后，由于经济危机造成的经费紧缺等原因，西方国家在华传教活动明显减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许多传教士纷纷回国，在华传教士的数量急剧减少，在华传教活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虽然抗战结束后，大批传教士重新被派来中国传教，但是这些传教士在中国局势发生急剧变化的现实条件下，最终不得不终结他们在中国的传教“使命”。

国内学术界对于在华新教传教士及其活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从1807年到1945年这一阶段，而关于1945年之后传教活动如何走向终结这一问题，却鲜有研究。因此，系统、深入地研究这段历史、揭示西方的传教士在面临中国的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和本土化问题的重重冲击时如何应对，了解其自我认知、角色转换的努力及其在中国的使命的终结的历史，无疑具有学术价值。凌霭琪(音译Oi Ki Ling)的《英国在华新教传教士变动中的角色(1945年—1952年)》(以下简称“凌著”)一书为我们了解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提供了一条途径。该书详细论述了1945年—1952年英国新教传教士在华的经历，包括随着环境的变化传教士对自身地位的认知和设想，传教士与国民党、共产党和中国基督徒的关系及他们最后从中国的撤出等等。

虽然在凌著面世之前，国际学术界不乏有关这一时期在华基督教传教团的著述，但大部分是关于美国在华传教团的，并且多是从东西文化交流的角度来写的，如刘广京(Liu Kuang－ching)的《美国传教士在中国》⁽²⁾、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中国和美国的传教事业》⁽³⁾。克赖顿·B·拉西(Creighton B．Lacy)的博士论文《共产党中国的新教传教团》⁽⁴⁾研究了新教传教士在中国最后几年的情况。但他的研究成果是在档案文献尚未解密的情况下完成的，因此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档案公开后，一些建立在档案研究基础上的著述陆续出现，不过大多数仍是关于美国传教团的。鲜有例外的是约那斯·琼森(Jonas Jonson)的《路德传教会在革命的年代:中国经历(1944—1951年)》⁽⁵⁾，它按时间顺序探讨了欧洲大陆传教团在转变中的中国的政策。直到20世纪90年代，曾为在华传教士的乔治·胡德(George Hood)所著《既非轰动也非哀婉——传教士时代在中国的终结》⁽⁶⁾的面世，对于1945年—1952年英国传教士在华的研究空白才得以填补。

相较于乔治·胡德将他的研究重点放在英国传教委员会对中国1949年—1953年所发生的事件的反应，凌霭琪则致力于研究传教士对他们在中国地位的自我认知。凌霭琪认为，在中国人眼中，传教士所扮演的角色是矛盾的。他们传播爱和平等的福音，但许多传教士对待中国人的态度却暴露出了他们的种族歧视;他们自视为基督教普世大联合的象征，然而他们却给中国教会带来西方的教派斗争;传教士自认为可以超脱于政治和文化之上，但实际上他们总是卷入政治之中。然而，很少有传教士意识到他们在中国的这种矛盾的角色。1945年抗战结束后，随着国共内战的爆发及共产党优势的一步步体现，直至新中国建立，传教士们不断对自身进行思考定位并力图适应新情况。有鉴于此，凌霭琪希望通过研究传教士如何认知自身，能有助于理解跨文化碰撞中出现的问题。⁽⁷⁾

凌著所依凭的资料主要是传教士档案、国际传教士会议的文献和记录，以及当时的传教刊物等。其中采用最多的档案来自四个传教团——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英国长老教会(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浸信会传教会(The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和伦敦传教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因为英国在华的大部分新教传教士都是来自这四个传教团，因而这些档案较有代表性。另外，作者还参考了少量传教士与中国基督徒的自传和有关国民党、共产党这一时期的基督教政策的中英文著作。

凌著共分为七个部分，第一章为历史追溯，概述了1807年—1945年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经历。第二章论述了从抗日战争结束到1946年夏国共内战爆发这一时期传教士对他们在华处境的乐观但不现实的估计。抗日战争时期传教士从中国占领区的撤出及战争激发的民族主义使这一时期的传教团与中国基督教会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基督徒要求获得更多的自主权，传教士们意识到应该适应环境的变化，但他们仍改变不了传统的家长式作风。第三章研究了传教士对中国国共内战作出的反应。在内战初期，许多传教士认为战争很快会结束，他们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也会有较好的前景，但战争的扩大使他们的活动受到了各方面的限制。战争期间国民党的腐败和高压政策使许多传教士的反蒋情绪上升，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亲共的，他们对共产党也持保留和怀疑的态度。随着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迹象逐渐明朗，中国即将出现政权更替的局面，传教士们开始考虑去留问题，一些人从中国撤出，一些人决定留下来与中国基督徒一起面对变化的情况。第四章探讨了这些留下来的传教士在内战的最后阶段的处境。随着国民党的大溃败和共产党的节节胜利，很多传教士在寻求与共产党合作共处的方式。然而，共产主义与基督教是两种互相矛盾的思想体系，传教士在华活动面临更大的挑战。第五章指出了新中国建立后传教士们不断下降的地位，教会学校和医院被收归国有或受到很大的限制，传教士们的布道工作则更加困难。然而，作者指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传教士们仍目光短浅，对他们在中国的处境还抱着不切实际的希望。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传教士们从中国撤离的阶段到了，这就是第六章所讨论的内容——传教士时代在中国的终结。1950年7月，40名中国基督教领袖签署了由吴耀宗起草的题为《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三自(自治、自养、自传)革新宣言。宣言发表后，许多基督徒在上面签字，广大基督徒坚持爱国爱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三自爱国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从1951年4月起，中国举国上下又开展了谴责帝国主义和外国教会的“控诉运动”，中国基督徒与外国教会势力划清界限的态度使传教士们大为失望和震惊。当时许多传教士将中国基督徒的这些行为看做是他们对共产党所施加的压力进行妥协的结果，而忽视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强烈民族主义立场。第七章是作者对传教士对他们在中国的活动所做反思的总体评价。20世纪50年代，传教活动在中国的终结使传教士们面临着来自各方的谴责，他们开始对自身进行深深地反省。许多传教士认为他们在传教过程中不适当的态度和政策影响了传教活动的结果，很大部分传教士仍对从中国的撤出感到内疚与自责。然而，作者认为，回顾英国新教传教活动在中国的“失败”，问题远比传教士们所想象的要复杂。结合当时中国的历史环境和实际情况，有许多因素阻碍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如中国的传统宗教佛教、道教仍根深蒂固地存在、共产主义对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有更大的吸引力。总之，宗教的本土化是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并不是那么容易实现，在这中间会出现文化间的碰撞，而且没有什么单个的原因可以解释跨文化碰撞中出现的问题。在最后的结论中，作者探讨了从传教士在中国的经历所得到的关于传教与政治、传教与文化和教会与传教团关系的教训。作者特别强调的是，传教士对自身文化的优越感和对中国基督徒的家长式作风使基督教对中国人来说仍是一种外来信仰，这也成为在中国传教工作的最大障碍。

凌著对1945年之后英国新教传教士在中国的状况作了一个整体详尽的描述。虽然主要是讲英国传教士，但实际上书中也有很多地方提到了美国传教士，并且将英、美传教士的观点、策略等进行了比较。因此，此书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整个基督教在华传教活动的状况。同时，作者还简要提到了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的处境及他们如何看待变化的情况，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宏观的比较视角。有学者指出凌著实属多余，因为她与乔治·胡德的著作在很多地方有重复。⁽⁸⁾笔者并不认同这种观点。实际上，传教士个人对事件的反应与英国传教委员会作出的反应和政策指示还是有所不同的。因为传教士身历其境，对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有切身的感受，研究他们如何看待自身角色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传教士在中国终结时代的种种问题。另外，此书可看作是研究东西跨文化交流与碰撞中的一个方面，与这一时期中英的政治、经济、外交关系联系起来，可以引发我们更深层的思考。

当然，凌著也存在一些很明显的问题。虽然作者的立论较为有说服力，但书中诸如“大多数传教士没有意识到”、“很少有传教士认为”这样的话语随处可见，而对他们为什么会产生如此想法的原因却分析得较少。在这一方面，作者应该更多地引用一些实际和细节的例子，而不是笼统地表明传教士是如何认知自身的角色及中国的情况。

总体来说，作者的观点是比较全面和客观的。她对传教士作出了各方面的批评，如他们对建立中国本土教会支持不够、他们的传教策略的缺陷。同时她也指出，即使传教士们采取了合适的策略，很好地支持中国本土教会的发展，他们仍会被看做是外来的而遭到驱逐。事实上，抗日战争胜利及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处境甚至外交关系的变化，无可避免地制约了基督教的生存环境。在崭新的形势下，在华传教士的活动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局与挑战。当时中国的民族主义高涨、共产主义深入人心，在华传教士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在中国共产党、中国基督徒和普通民众的眼中是抹杀不掉的。只有将西方与中国这两方的态度结合起来看，才能更好地理解传教士时代在中国的终结这一历史现象。由于凌著着力于对传教士自我认知的研究，因而该书对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国基督徒和普通民众对传教士及其活动的态度的揭示力度和分析深度难免受到局限。

【注释】

(1)Oi Ki Ling，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British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Madison: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and London: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1999．

(2)Liu Kuang－ching，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China，Cambridge，Mass．: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Harvard University，1966．

(3)John King Fair bank，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

(4)Creighton B．Lacy，“Protestant Missions in Communist China，”Ph．D．Dissertation，Yale University，1953．

(5)Jonas Jonson，Lutheran Missions in A Time of Revolution: The China Experience，1944－51，Uppsala:Travaga Forlags，1972．

(6)George Hood，Neither Bang Nor Whimper，The End of a Missionary Era in China，singapore:Presbyterian Church in singapore，1991．

(7)Oi Ki Ling，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British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pp．11－12．

(8)Daniel H．Bays reviewed the book－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British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1945－1952 by Oi Ki Ling i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58，No．4(Nov．，1999)，pp．1112－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