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中小学课程实施存在问题的研究综述
姜立刚
课程实施是一个“动态发展和变化的过程”。课程改革方案是课程设计者经过认真研究和慎重思考制定的,而实施的过程又是一个纷繁复杂的变化过程,其必然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正如课程专家富兰(Fullan,M.)所说,“不要假设你所要进行的改革是应该实施的和可以实施的。相反应该假设实施过程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实施者与有关因素的相互作用来转变你对应该做什么的认识”。实施的过程恰恰是我们进一步确认应该做什么和不断探索解决问题办法的过程。我国的新课程实施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本文则主要以农村中小学在课程实施中出现的问题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以往的研究文献的清理,总结出目前在我国农村中小学课程实施中具体存在哪些主要问题,并进行归纳,以此希望未来的课程设计者与实施者能在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使新课程能够顺利且成功地实施下去。
一、基础概念界定
1.农村含义
目前,我国的城市与农村概念比较混乱。传统上的城市是指“人口密集、工商业发达的地方”,或表述为人口密集,二、三产业发达的地方;而农村则是人口稀疏,二、三产业不发达的地方。根据这种简单易懂的定义,中国城乡划分目前也主要有三种划分方式,一是城市、县镇、农村;二是城市(包括县镇)、农村;三是城市、农村(包括县镇)。本研究则是在第三种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
2.课程实施含义
1918年,博比特出版《课程》一书,标志着课程论已经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而对课程实施的一些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探讨,则是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而提出来的,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人们才开始对课程实施进行研究。研究课程实施问题,首先要弄清楚的就是课程实施的概念问题,对于课程实施的含义,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见解。
有学者认为,“课程实施是指把课程计划付诸实践的过程,它是达到预期的课程目标的基本途径”。也有学者认为,“课程实施,实质上就是把课程计划变为教与学的行动”。而学者富兰在1977年指出,课程实施是指任何课程革新的实际使用状态。课程实施还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课程实施是指“把编制好的课程具体化,并使之发生效用的过程。认为课程实施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做出使用课程计划的决定;第一阶段是实施或最初使用阶段;第三阶段是常规化或制度化阶段”。从狭义的角度认为“课程实施是指第二阶段其实质就是教学”。
综合以往的对课程实施概念的理解,本研究对课程实施的概念界定在广义范畴之上的,并不是具体地探讨在课堂范围之内的课程实施,但是又将课程实施的外延缩小到学校范围内,但是由于不论哪一个范围内的课程实施都会受到各种因素的交互影响,因此本研究在讨论的过程中,也涉及最广泛意义上的课程实施及其影响因素。
3.影响课程实施的因素
课程实施的影响因素众多,大致可以归纳为“文化背景”、“主体”、“对象”、“管理”、“环境”和“理论基础”六个方面。国内学者也有将影响课程实施的因素归纳为三个方面,即“课程本身、学校内部和学校外部”,并对这些因素进行了详细的划分和解释。在20世纪80年代,学者富兰就提出了影响课程实施的因素,分为四类十五个因素。第一类是与课程改革本身的性质有关的因素。主要包括:改革的必要性及其相关性,改革方案的质量与实践性。第二类是在校区水平上影响实施的因素。主要包括:地区在改革需求方面的历史,地方的适应过程,地方管理部门的支持,教职员队伍的培养与参与,时间安排与信息系统,部门与交流系统。第三类是在学校水平上影响实施的因素。主要包括:校长的作用,教师之间的关系,教师的特点与取向。第四类是环境对实施的影响。主要包括:政府部门的重视和协助。耐斯(Nias,1992年)等的研究发现全校性的课程改革与多种因素相关,主要包括学校文化、资源、组织结构和领导四个因素,这四个因素彼此之间交叉又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关系。
通览国内外学者对影响课程实施因素的研究,本文则主要采用黄甫全教授的观点,从六个主要影响因素入手,既“文化背景”、“主体”、“对象”、“管理”、“环境”和“理论基础”六个方面,对以往的课程实施研究进行归纳清理。
二、存在问题与原因分析
1.实施的历史文化背景
课程实施的文化背景,主要包括社会主流价值取向,课程实施态度以及某一地区或学校的历史文化积淀等。在一定意义上而言,现行的课程实施是无意识地以城市的文化背景为基础,而忽略了作为中国大部分群体的农村现有的文化积淀,导致实施与理念上的一种错合。忽视不同文化群体的需要及现实的文化需求所形成的课程改革政策是课程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对文化的性质作了单一的、片面的理解,如把文化仅仅理解为历史文化或某一群体的文化。用这种文化观来指导课程改革,由此导致了课程改革文化基础的片面性以及对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文化群体的利益的忽视。
就本次课程实施的历史文化背景而言,它是在“二元”社会结构而不是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结构下进行的,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差异。所谓“二元”社会结构,是指在整个社会体系里面,存在比较现代化和相对非现代化两种社会。这种模式的课程实施并不是基于我国同质的历史文化传统而出发的,仅仅是从少数现代化或比较现代化的历史文化出发,缺乏整个社会的普遍认同。由于其忽视整个社会内部的差异和利益要求,就容易导致本身就不平衡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差距进一步扩大。我国目前是“穷国办大教育”的状况,本身就面临着教育资源严重不足和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中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分化现象。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当代中国的社会阶层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社会已产生了十大阶层。同时,在城乡二元体制的社会状况下,中国社会的现有阶层结构已经存在着不合理,而这种不合理的阶层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又源于他们各自对文化资源占有的差异,具体表现在城乡教育资源和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之间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公。课程实施在这样一个不利的历史文化背景中进行,不仅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而且有可能导致整个社会关系的失调,因此,课程实施,以致整个课程改革都要考虑到这种历史文化背景因素的影响,不是去扩大不合理,而是要协调和平衡这种不合理。
2.实施的主体,主要包括教师、校长、学生和家长
课程实施的主体,主要包括教师、校长、学生和家长,其中家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课程实施。本文则主要从这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其中校长方面在后文的管理因素中也有所交叉,因此在这里只做一个简单的分析。教师方面,新课程在实施过程中要求教师是具有多方面素质的综合型人才,而农村现存的师资力量是极其薄弱的。农村教师的学历普遍偏低。据有关调查表明,目前拥有专科以上学历的农村小学教师只有25.07%,拥有本科以上学历的初中教师只有11.36%,这其中还包括了成人教育的后续学历。而与此对应的城市教师则分别达到了57.15%和47.03%。而“新课程改革在农村是否取得成功,达到预期的目标,关键在教师”。农村教师素质不高,是制约新课改的主要因素。农村教师不仅在质上不能满足新课程的要求,在量上也存在着很大的问题。由于经费的短缺,优秀教师流失,数量无法保证基本的教学要求。以甘肃省为例,目前全省有公办小学教师12.6万人,代课教师2.6万人,而这些代课教师主要分布在村中小学。目前我国连农村中小学对教师数量的需求都不能满足,农村中小学的师资培训更无从谈起,何谈素质提升呢?此外,农村教师参与课程改革的主体意识和自我反思意识缺失。课程实施本质上要求教师对课程进行“知识”和“观念”的自我建构和组织,而教师缺乏这种课程实施的主体性意识,必然导致课程实施的模式僵化,实施水平不高。
有研究指出,“校长的管理意识对于课程改革有重要影响”。校长在学校推进新课程的课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对新课程的支持、参与和管理水平,对新课程的实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目前很多农村学校的校长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财务、人事、后勤等方面的管理上,而对教师的教学指导和教师专业发展活动的参与则相对较少。很多农村中小学校长是没有经过培训直接上岗的,管理只是经验。对于课程实施很多校长根本不能从理论意义和价值上去理解和把握,管理起来无章可循,方法滞后,效果可想而知。
农村学生对新课程的不适应,是阻碍新课程实施的主体性因素。新课程方案的制订本身就存在城市化倾向,很多农村学校采用的教材内容很有开放性和时代感,但对于知识面相对较窄的农村学生来说,这些内容却因缺乏生活体验而显得十分遥远,不可理解。同时,由于农村学生长期在农村的环境中成长,其心理上更想走出农村,到城市中发展。教师单方面的进行课程改革,学生会有一定程度的恐惧心理,主观上克制了课程实施。
家长对新课程的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新课程的顺利实施。在很多农村地区,特别是那些偏远落后的农村,家长要让子女摆脱和自己一样的命运,只有逼孩子苦读,通过升学脱离农村,“考取大学几乎成为每位家长为其子女设计的通往理想目标的最佳途径,并成为自己的精神依托”。这种观念的存在,意味着这些农村孩子必然只能苦读“教科书”,而对于新课程倡导的其他理念也只不过是一些影像罢了。
3.实施的对象,即课程方案自身的问题
由于历史、自然和政府教育政策等原因,新一轮课程改革方案的提出与拟定具有很强的“课程资源的城市取向,远离学生兴趣和农村发展需要”。无论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还是新颁布的各科课程标准和九年义务教育与普通高中的新课程计划,都表现出明显的“城市中心取向”和“国际接轨倾向”,课程标准本身就“缺乏关怀农村的价值取向”。
从中国当前的课程改革方案的出台情况来看,中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主要以1997年基础教育司对九年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实施状况的调查为依据,而这次调查的对象主要限于城市地区的中小学校长、教师和学生。由于经费的原因,对农村小学的课程实施现状缺乏调查。
从目前农村学校的课程设置情况来看,其设置都是“为了引导学生按照主流社会的要求,通过考试和升学,进入城市就业的行列。与当地生活和生计有关的知识,一直处于主流教育之外”。可以说,新课程方案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充分考虑到我国教育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特别是城乡间、地区间和学校间的巨大差异,忽视城市和农村儿童在教育环境、教育资源上的巨大差别。目前农村学校课程脱离当地的自然、文化环境,“教学内容与农村社会状况脱节”。学生所学的知识脱离了当地人的生存和发展背景,与农村联系不大,知识的实用效果差,所学知识在农村少有用武之地,并没有为农村学生提供在当地就业所必需的知识和能力。同时,课程和教学内容的设置也没有考虑到农村学校的办学条件。这势必会阻碍新课程的顺利实施。因此,研究与开发一种适合并促进当今我国农村现有的经济政治状况的课程应是现在农村教育面临的一项艰难而紧迫的任务。
4.课程实施的管理因素
课程实施的管理往往用行政范式来规范,中国人的传统思想导致人们总是被动地去接受,而没有积极地对此作出反应。对于课程实施,只是上级提出了要“科学整体育人”,却没有对中小学教师指出合适的科学操作模式,教师无从下手,且负担加重。我国在长期的中央集权的课程决策体制下,课程实施一般是自上而下的模式,而农村的中小学是处于这个模式中的最底层,几乎没有任何发言权和自主权,影响课程实施。目前,很多农村中小学校上级主管部门“以非常强硬的行政手段推进新课程实施,在经费没有保障、培训不到位以及条件没有落实的情况下强制性推进新课程”,这种条件不成熟的课程实施必然影响新课程的效果,甚至有负面影响,这一切对农村教育整体来说都是大大不利的。
同时,在新课程实施过程中,“基层领导不重视”,再加上很多农村学校校长的“教育理论功底薄弱,教育思想不够活跃”,新课程的实施并没有得到高度重视和广泛关注,这种情势下新课程实施必然存在相当的难度。也有研究表明,很多农村中小学校长“不能实施民主管理”,教师难以与校长进行平等对话。校长是新课改的第一责任人,只有学校上下形成合力,高度重视新课改,才能完成新课程的实施。
此外,“学校的制度不利于新课改的实施”,特别是“教育评价和考试制度改革的滞后成为课改推进的障碍之一”。受我国现有的考试制度,特别是升学制度的影响,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往往以考试成绩评价学校,学校则将学生的考试和升学成绩作为评价教师的工具,并与教师的工资、奖金、晋级、提职挂钩。这种评价取向,对学生而言,能否升学,脱离农门是判断他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对教师而言,其关涉到自身的物质利益,却极少考虑到教师的需要与专业发展;对学校而言,学生考试成绩或升学率成为衡量学校是否优秀的唯一标准。可以说,在广大农村中小学,考试已替代了其他一切形式的评价,对课程实施的管理也仅仅简化为对学生学习结果的关注。新课程倡导的种种美好的评价管理理念也只不过是“古巴比伦”似的昙花一现。
5.课程实施的环境因素
课程实施的环境因素既包括学校现有的教育物资,也包括某一社区乃至整个社会的大环境。新课程的顺利实施必然要求农村学校具有一定的教育空间和设施,以及充足的课程资源,否则课程实施难以进行。而目前农村学校出现“经费投入不足,课程资源严重缺乏”的问题,特别是“经济投入严重不足”尤为突出。有研究表明,“办学经费紧张成为课改顺利实施的瓶颈”,而“课程资源缺乏是制约课程改革的一个最不利的条件和主要的困难”,可见,教育投入和课程资源的匮乏已经对当前农村新课程实施产生了相当强烈的阻碍作用。
从当前农村课程的现状看,农村课程资源的失衡在物(课程素材资源)、财(经济资源)、人(人力资源)、信(信息资源)四点上显得较为突出。例如,在经济来源问题上,农村中小学主要面对的是义务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特别是在农村税费改革过程中,由于乡镇的财力大减,义务教育的资金缺口更大,于是出现了一个两难选择:要减轻农民负担,就要取消教育集资,义务教育经费来源不足,难以维持正常的教育活动;反之,农民的负担难以减轻。而暂行的农村义务教育“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只能提高教育投入的稳定性和平衡性,但不能解决总量短缺的问题。教育投入不足,学校无力配制基本的教育物资,课程资源的缺乏似乎理所当然。“课程资源的缺乏导致教师难以落实新课程的教学要求。”新课程实施需要的一些基本的空间、材料、设备、设施、场地等课程资源,在很多农村地区根本就不具备,譬如电脑、多媒体等现代化设备在很多偏远落后地区也许只有概念上的理解。农村教师在如此简陋的教学条件下,执行新课程的教学要求,确实是难上加难。
此外,由于历史、政治倾向等原因,我国现存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教育资源配置城乡差别较大”,“城乡差异明显”。虽然从总体水平来讲我国的经济政治水平正在不断发展提升,但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现象仍然存在,尤其城乡差别较大,从而导致更为严重的资源配置不平衡现象。此次农村新课程实施在中国这样一种城乡差异显著的大环境下进行,而农村的各种资源配置相对于城市学校来说是极其匮乏的。
同时,农村还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保留地,特别是“学而优则仕”的思想鼓励学生“跳农门”,再加上现在的高校毕业生就业难,教育投资大回收少,导致“跳农门”越来越难。从经济学角度讲,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回报率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教育回报率。人们只有在预期收益率较高的前提下才愿意接受教育。而目前中国的教育收益并没有达到农民心中的理想效果,反过来必将影响课程实施的顺利进行。这些观念上的问题抑制了课程的进一步顺利实施,更阻碍了农村教育的发展。我国农村客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不平衡现象严重制约了农村中小学对新课程标准的实施。
6.实施的理论基础因素
理论基础主要包括课程论发展状况、心理学研究进展、教学论研究成果等,尤其是关于课程实施策略的研究成果,都会对课程实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从所查到的资料来看,几乎没有研究表露理论基础在推进我国农村新课程实施存在问题,但这并不表明理论基础研究已经无懈可击,反而需要我们更深入地对理论进行反思和探讨。
三、总 结
通过前文对我国农村中小学课程实施问题的综述,我们不妨做一个简单的总结。本研究从六个方面分别去清理以往的研究文献,可以发现课程实施的每一个影响因素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问题,除理论基础之外,其他五个方面的问题都比较突出。由于不同的学者研究侧重点不同,因此其着重阐述的问题也有所不同,但均可以归纳于这五个因素范围内。通过综述,可以发现目前大多数学者研究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文化背景、主体、对象、管理和环境五个方面,而对理论基础方面则很少涉及。研究方法上,理论探讨和实践归纳都占有很大的比例,研究者在发现问题的同时,也认识到了已取得的进展,没有盲目断然地下结论,这为以后的研究发展奠定了一个很好的研究方向的基础。
当然,这其中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从内容上来看,在所查阅文章中,有一部分研究者只是人云亦云,并没有自己独特而深入的见解,这对于学术研究和教育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以文化背景方面的探讨为例,很多研究者只是说明这是由于我国长期的社会结构体制导致的,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体制?这样的体制究竟是怎样的?它是在哪些方面对我国农村教育产生影响的?在这种体制下,我国的农村教育应该怎样走出自己的新路?教育者或理论研究者应该怎样做才能尽量减少这种不良影响?这一系列的问题接踵而来,而阅读了大量文献之后,只能在脑海中有一个模糊的认识,最多仅是“知其然”,而不是“知其所以然”。另外,研究者对原因的探讨极少涉及理论基础方面,这似乎成为研究过程中的一个“盲点”。影响课程实施的这六个方面的因素,彼此都是紧密相关的,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很可能影响其他环节的正常运转。为什么目前对原因的探讨不在理论基础方面进行挖掘,这并不意味着目前我们的理论基础研究已经无懈可击,完美无缺,“没有问题才是最大的问题”,这也为我们未来的理论研究者指出了一个亟待挖掘的研究方向。
通过综述,笔者也有一些较不成熟的想法和见解,亟待解决。从出现问题方面来说,有学者提出,“制约农村义务教育课程发展的最直接因素,是办学条件、师资水平和课程的适切性,但它们又受到教育投入、办学理念和教育观念、教育体制与机制等深层次因素的影响”。影响课程实施的具体问题纷繁复杂,从教育学层面来分析,其中以教师问题、课程自身问题、教育投入问题最为突出。同时,目前对于农村新课程实施问题的原因可以从历史根源、社会根源、政策缺陷和体制弊端等方面进行寻找,但究其根源,城乡二元结构应该是造成这一切不平衡的“罪魁祸首”。
所谓城乡二元结构就是指,在一定地域、时空和社会中存在的相对独立的城市元和乡村元,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既对立又统一的结构和内容。我国的二元结构是由二元经济结构和二元社会结构复合而成的,是由赶超工业化战略和世界不平衡发展所引起的,它造成了“城市大一统”的思想和忽略农村的格局。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二元结构特征尤为突出,城乡矛盾极其尖锐,传统农村元严重落后。这主要表现为:经济上的城乡矛盾,政治上的城乡矛盾,社会体制上的城乡矛盾,文化教育上的城乡矛盾。特别是二元结构下的资源配置制度导致农村教育经费严重短缺;而城乡户籍制度则直接造成了农村教师物质利益的低下和农村教师的流失。社会体制的原因比较深层,但要进行调整或改动,困难是非常大的。目前我国社会正在向城镇化水平发展,国家也试图在弥合城乡二元体制下的缝隙,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的城乡经济政治文化水平都有了质的飞跃,那时已然没有“城市”和“农村”之分了。但是,现在还只是过渡时期,我们一定要努力调节这种城乡不平衡,而不是拉大或扩展这种差距。当然,从社会结构层面对原因的挖掘,也不是原因探讨的一个终结,这种深化更要求我们从哲学层面,从“人”的层面来探讨和挖掘。同时,从社会结构层面对原因的挖掘,也不意味着我们教育界在推托农村课程实施出现问题的责任,反而对我们是一种鞭策和激励,并为我们在思想认识和实际行动中敲响了警钟。
总之,新课程改革的实施与推进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探索、反思、总结和提高的过程。在当前农村学校推进新课程改革的过程中,上述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和反思。我们不仅应在教育层面进行探索,更应该深入社会、文化、哲学层面中进行摸索,只有在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才能使新课程顺利且成功地实施下去,才能使我国的教育事业有更大的发展。
(姜立刚 乐山师范学院教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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