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名师余心乐

话说名师余心乐

李作凡

说起已故的名师余心乐教授来，中文系的师生无不交口称赞。听他讲课，就是一种艺术享受。

余心乐是一位“全能”的汉语老师，我们亲切而又习惯地叫他余先生。他不仅讲授现代汉语，而且讲授古代汉语，还精通小学(文字学)、音韵学。他不像现在的某些汉语老师:讲现代汉语的，讲不了古代汉语；讲古代汉语的，讲不好现代汉语。能贯通古今汉语知识和理论的，在江西范围，非余先生莫属。

早就听说上世纪50年代中期，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余先生有关现代汉语方面的书。我在江西师院(现名江西师大)中文系就读期间，能听到这样一位有名望的老师讲课，心里自然乐滋滋。

1960年下半年，余先生为我们中文系59级学生讲授“修辞学”。他编写的“修辞学”教材，内容新颖、独树一帜。此教材中众多的修辞格，如比喻(含明喻、借喻、暗喻、引喻)、夸张、排比、对偶、重复、顶针、拈连等等的例句，全部选自《毛选》一、二、三卷中的文章(那时《毛选》四、五卷尚未出版)。因此可以这样说，这部教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毛主席语录》本，是按照修辞格的标准来分类的《毛主席语录》。当年我并未认识到这本《语录》的价值，现在想起来，觉得它非常珍贵。其珍贵之处有两点:一是“最早”的一本《毛主席语录》他有开创之功。二是《语录》有快捷的宣传功能和不可轻视的理论价值。《论语》不也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论的《语录》吗?可谁能否认《论语》这本《语录》宣传孔子思想的巨大作用及其“儒学”的理论价值呢?余先生的“修辞学”，对于那时的学生接触《毛选》，了解毛泽东思想很有促进作用。作为余先生的学生，我第一次接触毛主席著作和毛泽东思想，是从余先生讲授“修辞学”开始的。比如讲“暗喻”(又名隐喻)修辞格时，他引用毛主席说的“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这一例句解释说:“暗喻”指的是被比的对象和作比的对象融为一体，密不可分，二者之间用“是”连接，有“强调”的意义。“长征”是被比的对象，“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是作比的对象。被比的对象和作比的对象之间用“是”连接，既显示出了“暗喻”的标志，又强调了长征的伟大历史意义。通过这样的讲解，我们既学到了“暗喻”的知识，又懂得了当年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意义，而这伟大意义是毛主席揭示出来的，因而提高了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兴趣。不仅如此，余先生还从《毛选》中引用了约有百余条文句来说明各种不同修辞格的不同特点和用法，并多方面地阐释了这些文句所体现的毛主席的革命观点。这有益于我们了解毛泽东思想。这样的讲课，寓毛泽东思想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于“修辞格”的教学之中，收到了知识教育和思想教育相融合的良好效果。

余先生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他在教学工作中，率先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说明他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毛主席，拥护社会主义，认真改造自己的旧思想，追求真理，要求进步。晚年的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正是他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1961年，余先生给我们讲授古代汉语。他对古文非常熟悉，讲课时，他可脱口而出，随手拈来。尤其可贵的是，他的讲课，要言不烦。所举例句，非常精当。比如他讲解“意动词”引用孔子说的“登东山用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一句解释说:“小鲁”、“小天下”不是说“鲁”和“天下”真的变小了，而是说人们站在山顶上感觉到“鲁”和“天下”似乎变小了。这是写主观感受，以此感受表明“东山”很高而“泰山”则更高的景象。“小”是“意动词”，“意动”是以人的“意念”为据，不是以事实为据。这是“意动词”的特点。时间过去了50年，但余先生讲课时的这些精当言语，似乎仍在耳畔回响，令人终生难忘。

余先生的讲课高招，令人折服。他敢于只拿两支粉笔上讲台。即使是带上教材那也是做做样子，他决不会去翻看的，因为教材他已烂熟于心。他讲课似神话中的宝葫芦张开了口，知识应有尽有，“宝贝”不断地从口中涌出来。他板书时侧着身子，一边脸朝向学生，一边脸面对黑板，手中的粉笔似接通了源头活水，一条条古文例句和知识的琼浆不停地流泻出来，布满了黑板，滋润着同学们的心田。如果要核对他的板书内容，你一定会惊叹说:“怎么没漏掉一句话、没错写一个字、没丢下一个标点，甚至连引文的出处都不会搞错呢?”须知，这都是默写出来的呀，而且长期如此!余先生的讲课我们最放得心，最信得过。

人们常说，余心乐老师是“活字典”、“活书箱”，他的语文功底是相当深厚的。几十年的教学实践和历届学生的一致好评，使我们认识到在教育界，余先生的确是我们心中的一座丰碑，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