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办工厂兴衰记

校办工厂兴衰记

李雪芬　甘久生

学校办工厂，在十年“文革”中被看成是教育战线上的新鲜事物。它作为教育革命的口号，曾经响遍全国；它作为教育革命的实践，曾经推行全国。对此，凡是从“文革”中走过的人们，应当记忆犹新。不过，追溯起来，学校办工厂不自“文革”始。从我校的实际情况来看，可以说，从学校诞生的那天起，就有了校办工厂。——时间就在1953年。如果把南昌大学时期算进来，校办工厂的时间还要向前推。事物的发展变化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把握的，它往往超出人们的预料。校办工厂的存在，无论有着怎样深刻的背景，有着怎样深远的影响，有着怎样炫目的辉煌，在走过了近半个世纪的路程之后，终于由盛而衰，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乃至最后消亡。——时间就在21世纪之初。

半个世纪，说长也长，说短也短，就看从哪个角度去说。从校办工厂由盛而衰的历史过程来看，校办工厂的历史可以粗略地分为三个时期(或称“阶段”):“文革”前时期、“文革”时期和“文革”后时期(或称“改革开放”时期)。三个时期，有不同的办厂背景、不同的办厂形式、不同的办厂目标。本文的重点，在于回顾后两个时期的办厂历史，为使大家对我校办厂历史有一个概貌性的了解，也简略地介绍前一个时期的某些情况。在这三个时期中，有时出现“一校办多厂”的现象，此文不能一一详述，只能把介绍的重点选定为影响最大、规模最大的校办机械厂(后期改名为“江西教学仪器厂”)，其他工厂，只在叙述中顺便提及。

第一个时期，即“文革”前时期，其时间跨度为:全国解放初期至1965年。

徐龚德，我校校办工厂第一代老工人中的“硕果仅存者”，见证了校办工厂的全部历史。1951年，他进了南昌大学，1953年，他进了江西师范学院“物理工厂”。当时，全国性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已经完成，江西师范学院宣告成立。刚刚筹办的物理工厂只有两位工人师傅，一位就是徐龚德，另一位是万克章，刚从原南昌大学工学院“挖”来的。因为院系调整时，江西师范学院是以原南昌大学师范部为基础组建的，原南昌大学的工学院化整为零，各系科分别并入外省几个高校去了，并没有划归新成立的江西师院，所以要去“挖”师傅。由此也旁证，南昌大学时期就有校办工厂了。这位万克章师傅技术很全面，很高超，车工、刨工、铣工、钳工，样样都可上手，“文革”前的技术级别是8级，已经“到顶”了。这位师傅活了80多岁，晚年双目失明，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辞世。不久以后，物理工厂还来了一位师傅，叫谌模春。这位师傅很聪明，技术上也是多面手，有些工种无师自通。比如，他早就学会了开汽车，可算是“业余工种”、“业余技术”了。他当年开过“三码”(一种三轮小汽车)，是自己摸索着开；后来开大汽车，也是自己摸索着开。他的这一门“业余技术”在1969年的学校大搬迁中发挥了大作用。那一年，他参加了学校的汽车运输队，是作为司机来使用的，日夜奔驰在“南昌—井冈山”的千里运输线上。徐龚德、万克章、谌模春3位师傅，几乎成了“物理工厂”的代名词，他们的青春献给了“物理工厂”，他们的命运与“物理工厂”紧紧相联系，他们大半人生与“物理工厂”相始终。

在上世纪50年代，我校的校办工厂主要是两个:物理工厂和化工厂。前者留给全校师生员工的印象相对深刻一些，上世纪70年代兴起的机械厂，也是以物理工厂为基础创办的。严格来说，这两个工厂都不能算是真正的“校办”，而应当是“系办”，不像后来的机械厂(教仪厂)，才算真正的“校办”。物理工厂，隶属于物理系；化工厂，隶属于化学系；而机械厂(教仪厂)，则由学校直接管理，是学校的一个部门。当时的校办工厂有几个特点。以物理工厂为例，第一，没有工人，只有师傅。物理工厂，整个工厂其实只有三个人，就是徐龚德、万克章、谌模春三位师傅。他们手下没有学徒工，轻活重活、粗活细活，都得自己动手。第二，工人师傅既是生产劳动者，又是工厂的管理者。没有专职管理干部，与工厂规模太小有关。试想，一个只有三个人的工厂，能叫“工厂”吗?还用得着任命厂长吗?事实上，当年的“物理工厂”在一般情况下都称为“物理车间”。作为车间，规模仍然过小。三位师傅是自己管理自己，按时上班、下班，认真做好每一天的工作。这需要一定的思想觉悟，要有较强的自律性和自觉性；否则，什么事情也做不成。第三，从办厂宗旨来看，当时的校办工厂只为教学提供服务。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为教学实践提供方便，因为理科教学最重要的一点是要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一贯反对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理科实验室的重要性胜过工厂，做实验是一种更为复杂的工作(劳动)，但实验室又不能完全代替工厂。工厂注重动手能力，掌握实用技术，如车工技术、刨工技术、铣工技术、钳工技术、翻砂技术等。根据教学需要和安排，学生进工厂参加生产劳动，对学习应用技术，巩固专业知识，提高综合素质，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很有成效的。——这早已为过去的办学经验所证明。另一方面，工厂为教学服务，还有一种更直接的方式，就是维修教学设备。教学设备坏了，如果到校外维修，会有许多麻烦，误工误时是最可能出现的情况；在本校工厂维修，则可应教学之急，随时维修。别以为这样修修补补的工作很简单，实际上很不简单。因为它涉及多个工种、多道程序，不能像正规工厂用“流水线生产”那样的方式来进行维修，只能针对不同情况，分别处理，除使用机械外，往往离不开用双手去敲敲打打。幸好三位师傅是多面手，技术娴熟，不至误事。

到了1958年，校办工厂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出现了人们未曾预料的新形势、新情况。

5月，中共八届二次会议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与此同时，“大跃进”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人民公社化”的热潮在全国掀起来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三面红旗”。各条战线，各个领域，都不遗余力地高举三面红旗，大干快上，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力争在15年或更多一点时间赶上或超过英国。

在教育战线上，3月，第4次全国教育行政会议在北京举行，讨论了关于促进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等方面的问题。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新的教育方针产生了，这就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根据这个方针，学校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一般的高校都提出了“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三结合”的口号。生产劳动已在学校教育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那么，又应当如何来贯彻呢?生产劳动有多种形式，比如到工厂、矿山、农村去劳动，到学校办的工厂、农场去劳动。两种形式，两种做法，一个是面向社会，一个是立足校内，贯彻执行的结果，应当说，两个方面都加强了。同年秋天，毛主席视察武汉大学，指出:“学生自觉地要求实行半工半读，这是好事情，是学校大办工厂的必然趋势，对这种要求可以批准，并应给他们以积极的支持和鼓励。”这样，全国高校就兴起了大办工厂、农场的热潮，并汇入了整个大跃进的洪流之中。

当时的江西师院，在高校大办工厂的热潮中，也算放了一颗小小的卫星。据有关人员回忆，这一年由学校开办的工厂就有30多个，其中包括钢厂、机械厂、砖瓦厂、生物切片厂等，还创办了白马山农场。1958年是全党全民大办钢铁的一年，国家制定的钢产量指标是1070万吨。为了完成生产指标，采取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开展轰轰烈烈大办钢铁运动，无论城市和乡村、机关和学校、工矿和企业、家庭和集体、大人和小孩，都投入其中，建起了无数的小高炉，铁水钢花，红遍全国。应运而生的我校钢厂，究竟炼出了多少钢材，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已无数据可资证明，它生存的时间并不长。人们对它没有留下太多的印象。除了学校直接办厂外，各系也在办厂。生物系办起了实验农场和生物教具厂；化学系办起了硫酸厂、化学试剂厂和耐火材料厂；物理工厂扩大了规模，还接受了校外有关部门委托的生产任务，曾造出了400台农机喷雾器，获得了4万元左右的经济效益。不过，随着国家政策的改变，学校大办工厂的热潮很快就退落下去了，特别是“高教60条”的颁行，纠正了过去学校教育中的一些偏向，校办工厂逐步下马，最后只有物理工厂和化工厂保留下来，继续过去的办厂路子。

第二个时期，即“文革”时期，其时间跨度为1966年至1976年。

1958年的校办工厂热潮是空前的，但不是绝后的。“文革”中，校办工厂的热潮再次掀起，较之于1958年，甚至可以说，在许多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历史现象的再现，当然也有深刻的时代背景。

1966年5月7日，毛主席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对军队工作、地方工作，特别是对教育工作，作了重要指示，简称“五七指示”。这个指示文字很长，密切相关的两个部分是:“人民解放军应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当然，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个指示一经发表，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为稍后的部队院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和部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对地方单位实行军管埋下伏笔，为稍后广大学生上山下乡、招工进厂、加入建设兵团埋下了伏笔，也为稍后的学校“斗、批、改”和学校大办工厂埋下了伏笔。

8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公开发表，这是一个指导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对为什么要进行文化大革命，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都有明确的阐述，并制定了相关政策。文化大革命的内容其实不限于狭义的“文化”，它包括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等方面。其中对于教育的论述，是与“五七”指示相衔接的，《决定》说:“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五七指示”有一个宣传、落实的过程，它所涉及的多项内容，是逐步落实的。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开头的一两年，全国的大中学校(甚至包括小学)，都是“停课闹革命”，全身心地投入运动，所能贯彻的，大概只有“批判资产阶级、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这一项了，其余各项，则无暇顾及。等到中、小学“复课闹革命”，“大学还是要办的”“七二一指示”发表以后，才顾及“学文”、“学工”、“学农”、“学军”、“学制”、“教学方针”、“课程设置”、“教材精简”、“考试方法”等诸多问题了。“学工”涉及的是学生下厂、学校办厂的问题。

学校办工厂，或者说高校恢复办工厂，大约始于1969年，略早于“工农兵学员”进校的时间。等到中学(甚至小学)也兴办工厂或农场时，在全省乃至在全国就形成了学校大办工厂的热潮。在这股热潮的推动之下，我校也办起了许多工厂。我校的办厂历程，特别是机械厂的办厂历程，可以划分若干阶段，各个阶段的情况分叙如下:

办厂之议

“文革”初期，学校“停课闹革命”，校办工厂也基本关闭；以后又多年停止招生，干部、教师大部下放农村，学校准备搬迁，“斗、批、改”变成了“斗、批、走”，校办工厂在无声无息中解散了。当时政策规定，工人不下放，只是大部调离了师院，但物理工厂的三位工人师傅仍然留了下来，工厂的设备也完好无损。

1969年1月，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决定，江西师院、江西教育学院、江西大学文科，三校合并后改名为井冈山大学。9月，井冈山大学迁往新校址——井冈山下拿山乡一个叫做“沟边”的地方，此地原是共大井冈山分校旧址。搬迁工作告一段落后，即有办厂之议。此次办厂之议，主要的不是主张原来的物理工厂、化工厂“恢复旧观”，而是一种全新的思考——要创办有别于过去小打小闹的、有规模成建制的正规工厂。根据新校周边环境特点、资源情况，以及学校建设中面临的问题，在群众中展开了广泛的议论。有的说，井冈山最丰富的资源是树木和毛竹，学校四周满山遍岭皆是，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井冈山的毛竹尤其有名，它不仅是一种用途广泛的工业原材料(如造纸、制造竹器和篾器等)，而且具有象征意义，即象征着井冈山人民的革命精神。“文革”前，有一位著名老作家袁鹰，发表了一篇抒情散文，题目就叫《井冈翠竹》。这篇散文比这位作家的名字还更有名，曾入选中学《语文》课本，传诵不衰，影响深远。尤其在上世纪70年代，在江西这片红土地上，《井冈翠竹》更加深入人心。当时有人想，若办一个竹木加工厂，说不定可以搞出一个叫得响的品牌。当时学校附近虽有一个造纸厂，但规模不大，每年消耗毛竹不多，不至造成资源枯竭；同时，我们加工不同的产品，也不至于影响销售。有的说，可以办一个水泥厂，理由有两点:一是制造水泥的原料不难寻找，有相当一部分可以就地取材；二是学校初迁新址，原共大分校房舍有限，满足不了生活、教学的需要，因此，一批基建工程即将上马，这就必须投入很多的财力、物力。能不能办一个水泥厂，立足本校，为学校的基本建设提供方便呢?这种想法，在当时来看，也算切合实际。有的说，应该办一个印刷厂，因为学校打字、印刷的业务量很大，老式的打字机、油印机适应不了新的形势。当时机关配有打字员，只能满足打印文件的需要；当时学校也有一个油印室，其工作程序是先用蜡笔刻写蜡纸，这需要一个文化人，而且要刻得一手好字，一笔一画，不能马虎；然后，将刻了字的蜡纸固定在油印机上，下面垫上白纸，再用上了油墨的滚子回来推动，白纸便成了印刷品。当时“铅印”技术较先进，用铅字排版，机器印刷，不但能够印刷文件，而且能够印刷书籍，效力很高，但限于机器设备和技术力量，在我校以往的印刷业务中没有发挥主要作用。如果办一个印刷厂，不但可以承接校内的印刷业务，改变校内印刷业务到校外找印刷厂家的状况，而且可以把业务做大，接受校外的印刷任务。有的说，应该办一个化工厂，既为教学服务，也研制一些化工产品。当时化学工业勃兴，发展迅猛。仅塑料工厂而言，全省林立，不计其数，省城中市管的塑料工厂，有编号的，不下10余家，在搬空后的师院老校区，就有一个南昌第二塑料厂。至于省管的、县管的各类塑料厂，数量就更大了。当时化工产品也走俏市场，特别是与人们日常密切相关的新兴产品，供不应求。塑料产品，也许较早就在市场出现了，但此时花色品种繁多，且不断翻新，经济适用，用途广泛，在上世纪70年代几乎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依赖。塑料厂的勃兴，这是原因之一。另外，更时尚的、与化学有关的产品，要数布匹，如化纤布、的确良、涤纶先后面世，受到消费者的欢迎。用这样的布料做成的衣服，穿在身上的感觉与一般布料做成的衣服大不相同，挺括、清爽、耐磨，不起皱纹，便于清洗，是最大的优点。于是，人们抢穿的确良衬衣成了一时之潮流。作为学校的化工厂，不一定办成塑料厂，去生产塑料凉鞋、塑料雨衣、塑料脸盆、塑料皮带等，但可以考虑生产某种必需的化学成分的添加剂，如防老剂、软化剂、抗腐蚀剂、抗氧化剂等(据说学校化工厂先后生产过防老剂、软化剂等产品)。作为学校的化工厂，也不一定办成涤纶厂、的确良厂，也可考虑生产相关的添加剂，研制技术含量较高的原料。有的说，应该办一个机械厂……总之，议论很多，设想很多，都带有某些可行性。

1970年，办厂进入筹备、实施阶段，以上所设想之各厂，除竹木加工厂被否决外，其余水泥厂、印刷厂、化工厂、机械厂，还真的办起来了。其中，水泥厂规模较小，只有10来个工人。领导人是肖转泉和王忠。肖是原江西师院化学系老师，王是中央办公厅江西“五七”干校分配来的干部，他们在水泥厂的筹建、生产过程中，是出了大力的。这个厂完全是白手起家，厂房、设备、技术诸多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就匆匆上马，开工生产。工人们是刚刚从南昌招收来的中学生，经过短暂培训，就在简陋的厂房里干起了这项技术活。开始，大家干劲很大，不怕累，不怕脏，显示了小青年的蓬勃朝气。水泥生产有一道重要工序，就是原料粉碎，不仅粉尘多，而且噪音大。由于厂房设在一幢破旧民房内，四周都是住户，既有本校教职员工，又有种地农家，他们渐渐感受到粉尘的污染、噪音的干扰，产生很大意见。水泥厂只存在了很短一段时间，便关张大吉了。但它毕竟造出了水泥，见到了产品，这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化工厂的规模大于水泥厂，工人也是从南昌招收来的中学生，经过培训正式上岗。印刷厂筹办时间较长，首任厂长李厚初，为此作出不少努力，直到学校迁回南昌老校址以后，印刷厂才完善起来。校办工厂的重点是机械厂，它人数最多，规模最大，工种齐全，组织严密，走的是面向市场、正规办厂的全新路子。它是校办工厂的代表。

办厂之初

机械厂为什么办得起来?原因之一是有点薄弱基础，即原物理工厂的设备和工人师傅。前面说到，“文革”初期，学校“停课闹革命”，物理工厂便关闭了；以后教师、干部下放，工人大量调出，学校不招生，“斗、批、改”怎么搞，学校还要不要办下去，都成了问题，真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物理工厂实际已经解散了，不复存在了。但工厂设备仍在，未作最后处理；万克章、徐龚德、谌模春三位师傅仍在，没有调离学校，不过，此时已将他们划归学校后勤部门，属后勤工人，再也不是作为物理工厂的工人，再也不是作为物理系的工人了。所以说，机械厂的创办，不能说它完全是白手起家，也不能说它完全是在物理工厂基础上办起来的。

机械厂既然要走面向市场、正规办厂的全新路子，那就需要解决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包括:

组织领导这是正规办厂的首要问题。像“挂靠”、“代管”之类做法不适于办这样的厂，它必须“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成为独立的单位；它归学校统一领导，但不“附属”于某一部门。在开展具体的筹建工作之前，学校就在考虑成立工厂的领导班子，找了一些人谈话、摸底。当时全国学习解放军，实行军事化管理，当然应有与之相适应的军事建制。当时学校的军事建制一般都称“连队”。学校恢复招生后，也把学生编成不同的专业连队，如干部连、中文连、外文连、数学连、化学连、物理连等，原共大分校的农场职工加上南昌迁来部分教职工(包括“三查”对象)，也编成一个连队，叫生产连，后勤部门的干部和工人，则编成后勤连。那么，机械厂也就当然随大流编成了连队，但在平时，在人们口头上，“机械连”的叫法并未流传开来，还是叫“机械厂”。如果真正按部队的连队配备干部，则须有指导员、连长，以及若干副职，还要有司务长、卫生员、连队秘书等，事实上，学校的各种连队在配备干部的时候，并没有严格按照部队的标准去做。机械厂只设指导员，一人；连长，一人，这就是领导班子。之所以如此，也有一个大背景，这就是当年十分强调精兵简政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机构要精简，每个机构的人员要精简，有人统计，就学校机关而言，只有三部一室:政治部、教革部、后勤部、办公室。每个部室配备人员少之又小，比如教革部，仅有部长一人，文科组组长一人，理科组组长一人，教务组组长一人。后来有人讥评井冈山大学时期是“28人办大学”。如此精简机构的对与错、是与非，后人尽可以评说，但当时没有冗官，没有冗员，没有人浮于事的现象，的确也是事实。教师、干部到机械厂任职指导员或连长，不是人人都能胜任的，即使人选确定了，也不是都能乐意上任的，主要原因是担心不懂行，搞不好工作。革委会主任王怀臣为此很着急，对一个到机械厂任职而“思想不通”的同志大发脾气，很严肃地说:“你已经是40多岁的人了，应当考虑自己对党的事业有所贡献了!”结果当然是服从组织安排，安心工作了。机械厂的连队干部处在不断变动之中。首任指导员是刘学仁同志、连长是张瑞卿同志，他们从筹建到开工生产，身体力行，事事操劳，倾注了大量心血。草创之功，有他们的一份。刘学仁同志离任后，指导员、连长由张瑞卿同志一人兼任，继续带领全厂工人艰苦奋斗，努力前行，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才调离机械厂，不过，那时候的职务名称就不是“指导员”、“连长”了，而是“总负责”、“一把手”了。

基本队伍办工厂要建立一支基本队伍，一支能吃苦、能战斗的队伍。这支队伍是由下列人员组成的:

1．大学生

首先进厂的就是原江西师院的66、67两届毕业留校的大学生，他们是当时学校进行“斗、批、改”即进行教育革命的新生力量，但先要接受“再教育”。所谓“再教育”，当时的说法是:“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这是毛主席提出来的，适用于新老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的方式有两种:一是下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二是下工厂，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66、67两届毕业留校的大学生，有数十人之多，已于1968年下放了一部分，留下的只是小部分。这一小部分随学校迁到了井冈山，此时又进入机械厂，他们是:曾昭轰、孙凌峰、周友华、张会源、吴济生、余富斌、林洪志、黄一勤、李超位、王琦珍、甘久生、黄世相。另有4位因工作需要，暂时没有进工厂，依旧留在机关，其中肖平鑫、张家振二人担任校革委会副主任职务。进入工厂的12位大学毕业生，实际上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工人，也是干部，一边学习车工、钳工等技术，一边担任班组长，协助指导员、连长做些管理工作。等到工厂初具规模，工人大批进厂，这12位大学毕业生接受“再教育”的任务宣告完成，回到了各自的工作部门，从此再也没有进过工厂。这一段经历，丰富了他们的人生，留下了不灭的记忆。后来，又陆续分配了一些大学毕业生进工厂，有省内的，也有省外的。省内主要是工学院、共大总校的大学毕业生，如至今健在的王冬生、徐大顺、桂训泉等人，都是办厂之初进厂的；省外的如南京某大学的陈能涤，他们后来都成了厂里的骨干或领导。与首批进厂的大学毕业生不同的是:他们是毕业分配进厂的，工作单位就是工厂，相对固定；而首批进厂的那些人，不是工作分配，是接受“再教育”，属短期安排。

2．工人师傅

工人与工人师傅本是一个概念，都是工人，但在机械厂创办之初工人师傅显得特别重要。比如说，原来物理工厂的老设备从南昌装运到井冈山，先要拆卸，后要安装，还要调试，平日更需保养，这些活计，连长不会干，刚进厂的12位大学生不会干，只有指导员刘学仁懂行，因为过去他是物理系的老师，对物理工厂的情况比较了解，对工厂的机械设备比较熟悉，但他一个人不能包打天下。为谋求工人师傅，大家想了很多办法。先是将调入后勤部门的徐龚德、万克章、谌模春三位师傅调回机械厂，然后再从外单位引进。引进的师傅中，吴师傅、赵师傅最为有名。他们原来的单位是洪都机械厂。洪都机械厂又称320厂，“文革”前乃至“文革”中，是江西首屈一指的国营大厂，制造飞机，也制造摩托车。从这个厂引进老师傅，技术精湛是不用说的了。特别是那位吴师傅，当过大车间的车间主任，技术全面、高超，同厂工人尤其称道他电焊技术十分了得，面对一人多高的焊接部件，一般的焊接工人会望而却步，即使能够焊接，也要分段进行，这就会留下多处“接口”，质量没有保证，外表也不美观。而吴师傅却能从容操作，游刃有余，从上到下，一气呵成，焊接出来的东西无可挑剔。办厂不可没有师傅，不可没有好师傅，当时的情况真可谓“兵马未到，师傅先行。”

3．普通工人

办厂不可没有师傅，当然也不可没有工人。这个问题是采用招工的办法来解决的。大规模招工，进行了三次。第一次，1970年2月，招收的是南昌二中的学生，名额为20人左右。他们当时在江西共大总校所在地，“文革”中，南昌二中下放到此地继续办学。为此，过去许多人误以为“在共大招收学生”。第二次，1971年2月，招收的仍然是南昌二中的学生，这次扩大了规模，名额为90人左右。第三次，1972年6月，招工地区是安福县，招工对象是下放知青，名额是20人。其中有南昌人、吉安地区人，也有上海人。除了这三次大规模招工外，还有一批教职工亲属也先后进了工厂，其中包括非直系亲属但下放在吉安地区的知识青年，应该说是借招工的名义照顾进厂的。对工人分批进厂，分批培训，一般都到南昌市选择培训厂家，江西柴油机厂、南昌柴油机厂都曾接受过我校工人培训。经过培训，这些年轻人回到厂里，又有本厂老师傅的指导，基本能胜任工作。培训工作都在“山上时期”完成，唯第三批招来的20多人，是1972年6月进厂的，这时学校已经决定迁回南昌，厂里就组织他们学习、参观，不久即参加大搬迁，回到南昌后才正式上班。

厂房建造井冈山大学四面都是高山，只有一段狭长地带可称原野，附近农民耕种的水田、旱地不多，但学校搞基建却不缺少闲地，缺少的只是资金。于是，大家就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办厂”的革命精神，因陋就简建厂房。一般的建筑，都是砖木结构，而机械厂的厂房则是“木皮”结构。何谓“木皮”?木头树皮是也。搭架子，做门框，用的是木头；围四周，盖房顶，用的是树皮。井冈山的木头多而且便宜，几乎所有的教职员工，都曾购买或制作了数量不等的家具，搭建木制厂房所需木材就更不成问题了。井冈山的树皮也多，一般作为民用建筑材料。不是什么树都可以剥皮，什么树皮都可以做建筑材料，它必须是杉树皮。农民用刀具剥皮时，可根据实际需要规定长短尺寸，一般为2米长，至于皮的大小，那就要看杉树的大小了。杉树是圆形的，剥下的皮也会自然卷成圆筒形，不便使用，需掰开，摊平，一层一层积压成型。这种树皮挡风挡雨的效果很好，但有一个很大的缺陷:怕火。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工厂开工后，锻工车间和翻砂车间就特别小心和紧张，因为这两个车间都与“火”相关。有一次，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锻工车间在锻打工件时，火星飞溅，溅到了“树皮墙”上。一般情况下，火星射程不远，在溅射的过程中会自动熄灭，这一次操作时可能火星较大，持续时间可能较长，所以引燃了“树皮墙”，眼见越烧越大，有蔓延的趋势，于是赶快扑救，迅速将火苗扑灭，没有造成灾害。这个简易厂房一直使用着，到了1972年下半年，机械厂随学校迁回南昌，而厂房则与学校其他房产一样，都留给了当地有关部门。

车间设置既然正规办厂，车间设置就切忌单一。车间与工种有关，有时候，一个车间就是一个工种。机械厂办起来后，可以说是“工厂虽小，工种齐全”，于是就设置了许多车间。这也有一个初步完善的过程，大致说来，先后设置的车间有:木模、油漆、电工、修理、翻砂、木工、锻工、金工、装配、保管等。其中金工车间是最主要的，没有金工车间就不成其为机械厂；金工车间又是最有基础的，从技术力量来看，有原物理工厂的三位老师傅(后来又增加了几人)；从机械设备来看，有原物理工厂的许多机床、车床、铣床、钻床、刨床，还有一些配套的小工具、小设备。不同的机床有不同的活计，后来工厂规模大了，根据不同的机床，不同的活计，又细分出好些车间，如此，金工车间就成了大车间、综合车间了。

组织生产工厂开工生产，从组织、管理上说，有复杂的过程，有众多的环节以及说不完的细节，只要是认真负责的管理者，而不是敷衍塞责的管理者，就应有一种“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自危自儆的心态，认真解决每一个过程、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中出现的问题。当年是计划经济时代，按计划生产，按计划销售，但也不是完全不讲市场，什么样的产品市场最需要(市场的需要也就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这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想回避、绕弯子，是不行的。在反复考虑、多方调查之后，初步设想是:既造千斤顶，也造教学仪器(如地球仪之类)，兼带搞些小加工、小修理。在当地，对口联系的单位有井冈山汽车制造厂、井冈山罗浮机械厂。制造千斤顶，原设想是这样操作的:由井冈山汽车制造厂下达生产任务(即现在所说的接受订单)，产品出来了，由井冈山汽车厂回收。这就是说，产销两个关键问题都解决了。至于井冈山汽车厂根据什么下达给我厂的生产任务，回收的产品销往何处，那是链条中的另一个环节。千斤顶生产出来了，某些教学仪器也造出来了，但技术不过关，质量没有保证，特别是千斤顶，质量更差。这期间，通过翻砂车间，铸造过一些小东西。可以说，在“山上时期”的三年中，机械厂还处在起步、摸索阶段，在生产上没有大的作为，在经济上没有什么效益。但这并没有影响工人的生活，即使工厂亏本运作，也照样按月领工资，他们的工资由学校“包”下来了，这体现了事业单位的优越性。

鼎盛之时

1972年9月，学校迁回江西师院在南昌的老校址，江西教育学院、江西大学文科部分并未马上分离出去，仍然保持井冈山大学的基本面貌。但校办工厂的情况在起变化。

化工厂迁回南昌后，厂房设在第五学生宿舍前面的浴室和开水房，由化学系管理，实质上是化学系的一个实验工厂。与“文革”前比较，办厂规模变大了，更注意开发新产品了。由于水泥厂解散，大部分工人进了化工厂，所以仅就工人数量和工作管理上来看，可谓今非昔比。至于产品开发，不仅品种多，而且品质好，科技含量高，跟进市场，领先市场，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消失了10多年的物理工厂重新出现了，又搬回了老地方。它是从机械厂分离出来的，还是原来的机床，还是原来的师傅(万克章、谌模春二位师傅另有重用，没有回厂)，轻车熟路，稳稳当当。最大的变化也是规模更大了，更注意开发新产品了。一批小青年进厂，改变了过去“只有师傅，没有工人”的状况。产品研发方面，以机械、电子产品为主，曾生产过JT－1晶体管特性图示仪。当然，在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不少困难，曾一度并入机械厂，成为机械厂的一个车间。印刷厂的变化也是显而易见的，它成了学校的第二大厂。它有一个打印室(也可叫打印车间)，继续过去的油印业务，用的仍是老式的打字机——这不算发展，不算特色，也不是主要业务。令人刮目相看的是铅印部分。通过几年的努力，先后建起了检排车间、机印车间、装订车间，添置了不少设备。要扩大业务范围，要提高印刷质量，除了更新设备，还要加强技术力量，特别是检字、排版、机印操作，最为关键。检字，主要是青年工人，女工尤多。一手拿着文稿和托板，一手拿着镊子，要从铅字架上一个一个地取字，讲究的是准确和速度。铅字检好后，还要排版，把字距、行距调整好，按照书写惯例设定标题位置、分段低格等——这道工序难于检字，需要有技术、有经验的老师傅把关。于是，通过多方寻觅，终于找到一位高手，姓宗，吉安某印刷厂师傅，刚被财大“挖”走，我校又设法将他及爱人从财大印刷厂“挖来”，后来在工作中，这位宗师傅发挥了很大作用。经过几年发展，铅印完全代替了油印，印刷能力大大提高，不但可以承印表格、文件之类，而且可以承印书报、杂志，我校的学报、校报，一般都在本校印刷，还不断接受校外印刷业务。

机械厂的变化也是有目共睹的。由于机械厂的规模比较大，迁回南昌后，校内没有适合的地方可以安置，于是就安置在附中。附中的大礼堂是最主要的厂房。不久，机械厂引起了省教委的关注和重视，首先拨款10万元，用以解决厂房问题。因为机械厂已经占用了附中的大礼堂做厂房，附中需要另做大礼堂，所以这10万元就用来做大礼堂而并非真正用来做厂房。在当年，10万元是一个不小的数字，那么，省教委舍得为机械厂投入这笔资金，有没有别的用意呢?有的，原来它是想把机械厂当成自己的生产基地，专门生产教学仪器。经过酝酿、协商，决定机械厂另改厂名，叫做“江西教学仪器厂”，简称“教仪厂”。迈出这一步，可算是该厂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从此，向校内校外亮出了新牌子，厂内也出现了新气象。这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说。从生产上来说，原来抱有很大希望的千斤顶项目是搞不下去了，那么，下一步应当上什么项目呢?这是全厂的困惑，是亟待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现在好了，“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产品方向、目标明确了，就是生产教学仪器。至于教学仪器的市场需求如何，前景如何，用不着厂方去搞市场调查，省教委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对全省大、中、小学在教学仪器方面的需求了如指掌。生产什么教学仪器，数量多少，厂方不必去摸底，去统计，省教委会按时下发任务清单，照着清单生产就是了。产品出来以后，如何销售，销往何处，这也不用担心，把产品上交省教委就万事大吉了。每年，省教委还时不时下拨一些资金，用以扶持厂里的生产、开发。这种状况如果能长期保持下去，教仪厂真要前途无量了。后来，又上马了一种新产品，叫做“325”，是一种电子产品，当时市场看好，价格很高。光这一品种，就有很大数目的进账，经济效益相当好。从发展规模上说，机械厂把“蛋糕做大了”。不仅人员增加了(包括部分教职工家属安排进了厂)，内部机构健全了，管理工作更加正规化了，而且财大气粗，能够对其他校办工厂提供帮助甚至“兼并”其他校办工厂了。这里要说到教仪厂与物理工厂的关系。如前所述，物理工厂从教仪厂分离出来后，走过了一段独立发展的道路，但资金不足，影响发展。为此，曾经一度并入机械厂，作为教仪厂的一个车间、一个部门；后来又说只是“合作”，并非“合并”，又脱离了机械厂。机械厂方面认为，在合作或“兼并”期间，机械厂投入资金太多，有点不堪重负的感觉，于是，“共同开发新产品”的热情逐渐消退。那么，两家合作要开发什么新产品呢?这是一种电子产品，俗称“井下电视机”。一般的电视机，只能在地面上、房间里使用；而要开发的这种电视机，可在很深的地下使用，照样可以显示清晰的图像，看到各种电视节目，应当说，这是一种创意，具有超前性。果能如此，这种产品是有开发价值的，但两厂的合作也好，兼并也好，并没有维持很长的时间，所谓“合作开发”也便没有了下文。无论结果如何，当时教仪厂的实力是客观存在的，毋庸置疑的。从职工业余生活来看，在一个时期内显得相当活跃。包括文体活动在内，凡学校统一组织的比赛、联欢等，都有教仪厂的代表参加。比如体育方面，教仪厂的男子篮球队是实力很强的一个队，每有比赛，必组队参加，有过上佳的表现，取得过骄人的战绩。在教职工篮球队中，体育系篮球队当然实力最强，公体组篮球队次之，而教仪厂篮球队在实力上可与公体组篮球队相抗衡。文体活动的开展，可以展现一个单位的精神面貌，显示一种蓬勃向上的活力。——这也是人们认识教仪厂、关注教仪厂、评价教仪厂、欣赏教仪厂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大好形势之下，教仪厂的领导及职工们雄心勃勃地筹划着未来，谋求新的发展，也尝试着改变自己的经济地位，调整利益分配的办法。他们设想，放弃一贯实行的由学校统一发放工资的老办法，尝试自筹资金，自发工资，自谋福利。这个“三自”构想，从减轻学校经济负担、调动全厂职工积极生产、改善全厂职工生活的角度来说，有它的积极意义。但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社会背景、价值判断、政策走向，超前的设想要变成现实，就绝不是“一会儿的工夫、一句话的事”了。为此，他们特意派代表找到党委书记胡廷棠面陈一切。胡书记又是一个脑袋，他有自己的想法，这是很自然的。在现实生活中，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想法“不谋而合”、“想到一起去了”的情况，总是可遇而不可求。结果可想而知，“三自”构想被否定了。

第三时期，“文革”后时期，亦即改革开放时期，其时间跨度为:1977年至2001年。

这个时期的开头几年，继续着过去的辉煌。人们精神奋发，生产蒸蒸日上，一派兴旺景象。与此同时，我国的政治、思想、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正在发生和经历着全面的、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新情况、新局面。比如，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办企业就是要追求效益和利润，没有效益和利润的企业，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国家对企业或某些部门不要“统”得太死，“包”的太死，一定要搞“活”；办企业或办其他事业不要完全依赖政府，要敢于闯出新路子，要自己养活自己，发展自己；国家要放宽政策，不要老是做“婆婆”，权力要下放；不要闭关自守，要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努力引进外资；不要忌讳一个“钱”字，不要怕“露富”，就是要发家致富，少数人可以先富起来……许多的新名词、新说法、新观念、新思维，让人们应接不暇。人们一边倾听、理解，一边尝试、践行，校园打破了平静，办厂形势又起变化。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校掀起了几次“创收热”、“经商热”。在这些热潮中，又出现了一些新办的工厂，如中文系就办起了“思达化工厂”。这个化工厂生产一种叫“百可耐”的产品，它看起来就像皮鞋油，但比皮鞋油的用途更为广泛，用于涂抹旅游鞋，可以防酸防碱防尘，可以使表面润滑有光泽。参加办厂的教师大都是研究生，年轻有热情，脑子也灵活，开始工作有声有色，中文系领导对他们的工作表示满意，全系教师、干部也盼望他们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当时，已经办起了厂子的，或正在筹划办厂的，不止中文系一家，其情其景，可用热气腾腾、风风火火来形容。老厂也出现了新面貌，特别是学校印刷厂，发展的步子走得很稳健。因为各种原因、各种关系调进学校的人员，有相当一部分安排进了印刷厂。正是印刷厂具有很强的“消化能力”，所以才能大胆地、不断地“吃进”，为学校排难分忧。当教仪厂解体时，剩下最后20位左右的工人和一些生产设备无法安排，又是印刷厂大度地接纳进来，稳定了秩序，安定了人心，再一次为学校排难分忧。在所有的校办工厂中，印刷厂的生命力是最强的，至少目前看不到它的终点。

然而，事物发展变化的轨迹不可能永远都是一条直线，它也有转弯的时候；而且，事物在新陈代谢的过程中，总有旧的事物退出历史舞台，而新的事物却在不经意间出现在人们面前。在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的环境中和态势下，校办工厂正在经受着生死考验。那些服务于内部的校办工厂，只要学校在运转，生命的周期可能很长，而那些面向社会、面向市场的校办工厂，有机会也有挑战，切莫为一时的成功而忘乎所以。应该时刻意识到自己是在履薄冰，走钢丝。教仪厂正是在“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之时，“渐渐露出那下世光景来”，进入了它的第三个时期，这就是:

衰落之日

如同一部戏剧，高潮之后便是结尾。教仪厂的“鼎盛之时”维持了一段时间。之后，慢慢感到后劲不足。首先，跟省教委的合作不如过去那么密切了，省教委推销教学仪器也遇到了困难，现在厂里既要抓生产，又要抓销售，不像过去只管生产，不管销售。业界之外的人，不在其位的人，只知道推销的好处，只知道推销产品有提成，只知道有人靠推销“发”了，而不知道其中的辛酸。推销是一件求人的事，人家需要不需要，购买不购买，决定权在人家，而不在自己。但自己又不能太被动，只做姜太公，也来一个“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而应主动出击，八方联络，广交朋友。各种各样的产品展销会、物资交流会，是必须参加的；有利于销售的相关人员，是必须结交的，这就不免生出许多事情来。产品销路不好，生产自然萎缩。其次，技术力量薄弱，不足以保证产品质量，不足以开发新产品。工人操作机器，是一种技术；技术人员设计产品，是另一种更重要的能力和技术。工人是按照图纸生产的，而图纸是要技术人员设计的。工人们反映，厂里搞仿制产品都走样，更不要说搞创新产品了，别的不说，图纸就画不出来。一个厂子，如果大家都争着去搞“管理”，谋个一官半职，而不愿分出心来钻研技术，搞技术改革、技术创新，这样的厂子，一旦失去优惠条件、政策支持，还能走多远呢?第三，自负盈亏或上缴利润的压力越来越大。教仪厂的人员，无论干部与工人，一贯拿国家工资，旱涝保收，没有风险。上世纪80年代后，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打破铁饭碗、自负盈亏形成风气，生产经营单位不能解决上缴利润问题，职工吃饭问题、职工福利问题，一切都由国家(学校)包下来，已经不合时宜了，至少面临舆论上的压力。事实上，教仪厂也搞过一段时间的效益工资，不像学校每月发放工资那样，按时按数发给个人，而是计件算工作量，再按工作量计发报酬，工作量大的，报酬自然就多；工作量小的，报酬自然就少。但个人的效益与厂里的效益是联系在一起的，“大河有水小河满”，只有厂里的效益提高了，个人效益的提高才有可能。销路不畅，生产萎缩，何来效益?在这样的情势之下，教仪厂的振兴就显得很渺茫了，即使有人主张勉力维持，避免倒闭，最终也感到孤掌难鸣，回天无力了。

此时，一件加工资的好事却引发了一次小小的风波，造成人心不稳的后果。原来，有一年按照国家的政策，事业单位的职工都要加薪，我们学校也不例外。但传闻教仪厂不在此次加工资的范围之内。加工资关乎个人的切身利益，同一个学校，别的部门都加了，唯独教仪厂不加，心里能够安定吗?这里有个情况，就是教仪厂正在实行效益工资，新增加的工资一时难以从效益工资中体现出来，不像其他教职员工，领取工资时一看工资条就知道自己有没有增加，增加了多少。无论如何，既然有传闻，工资又未到手，心里就不踏实。于是，有些人觉得教仪厂不是久居之地，开始另找出路，而且不露声色，抢先行动，调入校内其他部门任职。接着，其他职工看到有人走了，也纷纷四出活动，争取找到一个好部门、好岗位，谁有门路谁先走，大家都急急忙忙奔走于校内各部门之间。教仪厂呈现一片倒闭前的景象。

在为落实接受部门而辗转奔走的日子里，苦了一些没有门路、没有特长的人。有的找了好几个部门，一个也落实不了；有的部门，你找上门的时候，先答应“研究研究”，后来却没有下文；有的自知无门路，听天由命，等待机会。结果，原是干部的，都进了机关处室或院系；原是工人的，大都进了后勤部门，也有进入处室、院系的，也有进入附中的。另有一部分工人和几部机床，分派到后勤部门成立维修部。最后，有大约20位工人没有着落。还有一些未作处理的机械设备，仍然留在厂房内。至此，教仪厂基本解体，走到了它生命的尽头。——时间是1991年。不过，它应该还有一个“尾声”。

关于对大约20位工人和剩下设备的处置，就可算作尾声了。这些人员和设备谁来接收呢?一番周折之后，才决定下来:并入印刷厂，当成一个车间。当时的印刷厂厂长陈能涤同志，为接受、重组、管理这个车间，做了许多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这个车间的厂房设在校内北区，靠近“博士楼”，是全新的三层建筑。这个车间对外仍称教仪厂。搬迁的时候，从附中厂房到校内厂房，隔着一条马路，费时费力。为节约经费计，陈能涤同志决定采用机械搬运与人工搬运相合的办法，尽量少用机械，多用人工。机床都是笨重的，要用人力抬起来再过马路，那是不可能的，怎么办?他们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利用杠杆原理，将圆木垫在机床下面，或用铲车推，或用人工拉，使之滚动前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机器设备搬进新厂房，圆满完成搬迁任务，人心也才安定下来，准备为生存而战，破釜沉舟地干一场。开工后，他们仍然生产教学仪器，主打产品是三球仪、地球仪。有时候，也接受学校的某些业务，如加工学生用的双层铁床。关键还是产品的开发、销售、质量三大问题，这是教仪厂存在时期的老问题。产品研发问题，在鼎盛之时就开展不起来，现在只有免谈了；产品销售问题，更是前景堪忧，每推销一次产品，都得使出浑身解数，对那些“主顾”既要请吃，又要送礼，有时还要给点回扣，真是富了商家，苦了厂家，厂家的利润空间大大缩小了；质量问题，向来是难题，而质量又与价格密切相关，市场是“按质论价”，如果质次价高，哪来市场竞争力?哪有销路畅通之理?

这个教仪车间实行效益工资，学校依然按月按人头将工资拨给车间，由车间自行处理。由于整个车间经济效益不好，职工个人的收益自然受到影响。为了维持正常生产，也为了保障职工生活，车间不得已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变卖机器，二是出租厂房。机器对于工厂，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大家都是老工人了，谁不爱惜机器?不到万不得已，谁会去变卖机器?但整个教仪厂都垮掉了，这个车间的消失只是时间问题，“东山再起”是绝对不可能了。既然如此，那些暂时派不上用场的机器，为什么不能变卖?现在变卖，只是价值上打些折扣，总还是作为机器来出售，若等到锈蚀太严重，完全失去使用价值，那就只能当成废铁来卖了。厂房出租，主要面向学生。当时“非学历教育”在我校很“跑火”，安排学生住宿成了难题。只要是空房，便有人争着来联系，无论条件好坏，都有人来住宿，一些部门正好借此机会来创收。厂房共有三层，楼上两层全都用来出租，车间工人上班干活，只在一楼进行。对于一个经济效益不好的车间，利用空房出租，是不要本钱的买卖，一年所得，不无小补，真是何乐而不为!尽管想了很多办法，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整个衰败的局势无法彻底扭转过来，日子只会越过越紧。

正当工人为车间前途、为个人出路担忧的时候，传来一个消息:全校工人集中办理退休，并且可以根据各人工龄的长短，得到一笔数目不等的退休补贴金。原来，这次大面积退休，是学校的一种考虑和安排，根据规定，到了一定年龄和工龄，可以办理退休和退休补贴。执行结果，只有少数工人仍然在岗，有的是因为退休年龄临近，提前退休，所能得到的补贴微不足道，不如留下来，工作到正式退休，这样得到的福利、奖金要多得多。还有那些年龄相差太远的，也仍然在岗，等待正式退休。已办理退休的，其退休补贴令每一个人喜形于色，津津乐道，他们多的接近5万元，少的也有二三万元。有了这笔补贴金，使许多工人能够从容安排家庭生活，有人高兴地说:“我儿子读大学的学费不成问题了!”有人还清了债务尚有结余，可以用来改善生活；有人领了补贴往银行存，以备不时之需。总之，这次工人退休，既有政策规定的退休工资、公费医疗及其他福利待遇，又有退休补贴金，真是皆大欢喜。当然，随之而来的，是教仪车间的关闭，教仪厂的一抹余晖最后消失。——时间是2001年。从1990年教仪厂解体，到2001年教仪车间关闭，惨淡经营了11年，苦苦支撑了11年，这在“后教仪厂时期”，在教仪厂的全部历史中，都应该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教仪厂的历史画上了句号，那么，其他校办工厂的生存状况又如何呢?化工厂、物理工厂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就走下坡了，它们在衰落过程中几乎与教仪厂同步。先是两个厂的工人分流到了其他部门，少数几个人留下来“善后”，不久又转入实验室。作为实验人员，他们有的已获得相应的技术职称。与其他工人一样，在2001年全校工人大退休时，基本都办了退休，也按规定得到退休补贴。工厂，对他们来说，已成了历史的记忆。

至此，教仪厂、化工厂、物理工厂三大校办工厂都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在“创收热”、“经商热”中出现的工厂，如思达化工厂，其兴也匆匆，其亡也匆匆，已渐渐为人们所遗忘。目前，只有印刷厂还在生存，还有活力，没有衰败的症候，真可谓“诸花皆谢，一枝独秀”。不过，印刷厂有它的特殊性，虽然也称校办工厂，但不同于教仪厂，也不同于化工厂、物理工厂，其生存与发展，似应另当别论。

校办工厂半个世纪的兴衰史，很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清楚，应当还有下文，去续写这段历史。续写的时候，除了采用“通史”、“概说”的写法外，还应当写“厂别史”，如教仪厂史、化工厂史、物理工厂史等，两种写法和两种体裁同时运用，就可以更清楚地显示历史原貌。校办工厂半个世纪的兴衰史，还可以引发许多思考，从中获取某些启示，这就更有文章可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