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实践智慧”概念的历史考察
“实践智慧”一词具有深远的历史渊源:“首要且流传久远的实践智慧维度就是规范性实践智慧。”(18)最早使用“实践智慧”概念的是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把人类的活动分为三类:理论、实践和制作。理论是指求索事物本质的思辨活动;实践则是合乎理性的善的行为,主要涉及伦理活动和政治活动,其中伦理活动是基础。实践智慧在这里是指用来指导伦理行为和政治行为的内在品质。这一分类方法对西方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后来,康德的实践概念仍然坚持着实践和制作的二分法,即把实践分为“道德的实践”和“技术的实践”。康德所谓的实践智慧就是实践理性,涉及的领域仍然局限于道德和政治领域,更多地指向普遍的道德律令——人的善良意志。其次,效能层面的效能性实践智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技术理性大行其道,实践更多地被指向物质生产活动,实践智慧常常被认为是技术理性的代名词。实践智慧意味着效益、低投入、高收益、最优化、利润最大化。再次,意义层面的存在性实践智慧。随着资本主义的深入发展,技术理性给人类带来的巨大负面效应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哲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则在反思技术理性无情吞噬人的存在意义的基础上从“存在的意义”角度重新诠释了“实践智慧”的内含。“存在的生命意义”成了实践智慧的核心内容。以上三种探索“实践智慧”的进路都从自身角度深刻地揭示了“实践智慧”的丰富内涵,为我们进一步理解“实践智慧”奠定了历史基础。
社会实践的深入发展要求我们发展出一个更具建设性的“实践智慧”概念,以便使规范性实践智慧、效能性实践智慧和存在性实践智慧相互协调。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为之提供了思路:马克思不再满足于实践仅仅适用于伦理和政治领域的偏狭观点,而将其扩展到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的一切实际活动。这样,“实践智慧”变成了一种改造世界的综合性行动能力,涵盖规范、效能和意义三个维度,涉及人类的一切实践领域。其内涵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实践智慧是行动智慧。实践智慧是做的智慧,其目的是将事做成,主要的问题是“怎么做”。做的过程就是改造世界的过程,而改造世界则以理解世界为前提,涉及到理论智慧。理论智慧是一种综合性的认知能力,即人用以把握世界之本来面目为目的的认知能力。实践智慧虽然以理论智慧为基础,但却有别于理论智慧:实践智慧以行动为核心,旨在改变世界;理论智慧以认知为核心,旨在认识世界。第二,实践智慧所适用的领域不仅仅是政治活动和伦理活动,它适用于一切改造世界的活动领域。将实践智慧局限在道德领域或技术领域,不利于把握实践智慧内涵的丰富性。第三,实践智慧是一种综合性能力,至少涵盖规范性实践智慧、效能性实践智慧和存在性实践智慧三个维度,而不是其中的一个维度。规范性实践智慧要处理的问题主要是行为的合法性问题,效能性实践智慧要处理的问题主要是行为的有效性问题,存在性实践智慧要处理的主要问题是行为的意义性问题,三者是一个综合的整体,区分只是为了逻辑分析的方便。近年来,“实践智慧”成为中国教育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但遗憾的是大多数学者却在规范性维度或效能性维度上使用实践智慧,这造成了实践智慧内涵的狭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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