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国民性问题的探索与贡献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国民性问题的探索与贡献

周若炜

摘　要：戊戌时期开始酝酿的对中国国民性的反思以及重构，到了五四时期成了启蒙思潮的主题。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国民性的探索，展开了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华民族精神认识和改造的历史行程。

关键词：国民性　中华民族精神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洋务运动的破产，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相继失败，使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解决中国问题，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也不是单纯的政治问题，而是更深层次的文化问题。也就是说，近代中华民族在被迫进行现代化的过程中，经历了从器物现代化、政治制度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的发展过程。而这一过程的实质是在对现代化的追求中，从外在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不断逼近到内在的精神文明的过程，其核心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化。

戊戌时期开始酝酿的对中国国民性的反思以及重构，到了五四时期成了启蒙思潮的主题。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无论是其倡导者还是其反对者均高度关注中西文明的比较问题，即探讨当时日益颓废和麻木的中华民族精神问题。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国民性的探索，展开了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华民族精神认识和改造的历史行程。

一、陈独秀对国民性问题的探索和贡献

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和早期的著名领导人之一。从20世纪初开始，陈独秀从爱国、救国思想出发，对国民性的劣根性给予深刻的剖析与批判，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目标、路径，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建构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一）批判国民的劣根性

一是奴隶劣根性；二是私德低浅，表现为懒惰、奢侈、贪婪、不洁、虚伪、无信等方面；三是缺乏公德意识，国民“没有国家观念”、“无公共心”、“无爱国心”、“一盘散沙”；四是缺少主体意识，思想保守，信仰贤人政治，习惯偶像崇拜；五是在文化心理上缺乏主见和创见，好同恶异；六是强烈的官本位意识；七是以感情为本位的处事方式。

（二）揭示造成国民劣根性的原因

陈独秀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数千年来统治人们的孔子之道；二是君主专制政治制度；三是大一统的封建主义经济制度。他认为，正是中国经济、政治、文化教育三个力的合力造成了国民的劣根性。

（三）提出重塑现代理想新国民的目标模式

一是破坏偶像崇拜，树立国民主体意识、自我本位意识，不做他人奴隶；二是铲除封建等级观念，培养国民人权平等思想；三是根除“奴隶道德”，培养国民独立自主之人格；四是克服国民柔弱守雌、退缩苟交的习惯，培养国民奋斗抗争精神，增强抵抗力；五是克服国民“只知有家，不知有国”的狭隘自私心理，树立国家观，增强爱国心；六是克服愚昧迷信，以科学精神武装国民的身心；七是摒弃旧道德，弘扬新道德培养国民公德意识。

为此，陈独秀具体提出了每一个爱国者都必须遵守的“勤”、“俭”、“廉”、“洁”、“诚”、“信”的“六字格言”。他认为此乃“救国之要道”，并倡导全体国民要“以此为持续的治本的真正爱国之行动”。

（四）提出改造国民性的思路

五四时期，陈独秀提出通过思想启蒙，用积极创办报纸杂志、批判封建纲常礼教、戏曲改革来唤醒民众；大力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变革传统的经济生产方式，为改造国民性提供物质基础。

俄国十月革命后，陈独秀在中国进步知识分子中率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在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来改造国民性的社会政治斗争之中，他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发生了新的飞跃。这种飞跃集中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在总结辛亥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要求国民必须具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革命彻底性；二是开始强调国民参与政治和创建先进政党的必要性，呼吁全体国民要挺身而出参与政治建设、组建新型政党；三是通过国际“巴黎和会”与国内的“南北和谈”，认识到由国民以暴力手段实现“根本改造”的紧迫性；四是开始用阶级观点分析国民性问题，坚持改造国民是为了建立劳动阶级国家的目的。

1920年9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八卷一号发表长篇论文《谈政治》，明确宣布：“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1］。应当说，《谈政治》一文的发表，表明了他已从一位具有救国救民抱负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二、李大钊对改造国民性问题的探索和贡献

李大钊是新文化运动另一位主将。他不仅是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第一人，而且还是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国民性改造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的第一人，他创造性地开辟了现代中国科学研究改造国民性的新时代。

李大钊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变，即由封建士大夫到民主主义者的转变，再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与此相联系，他的国民性改造思想经历了辛亥革命时期的萌发阶段、五四运动前的形成阶段、五四运动后思想的飞跃三个阶段。关于三个阶段之间的关系，正如有的学者所分析的那样：“辛亥革命时期是李大钊国民性改造的萌芽阶段，他用儒家文化观思考这个问题，强调自我修养和从上至下的教育引导。五四前是其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改造国民性的时期，他的‘青春’思想，反孔思想，‘民彝’思想，第三文明思想是改造国民性的基本原则。……五四后是他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辩证法改造国民性的新时期。他分析了传统国民性产生的政治经济文化根源，并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根本原则、指导思想、实现途径、依靠力量，从而使他的思想变为可操作的无产阶级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2］

（一）剖析国民的劣根性

李大钊主要通过中西民族精神的不同，来阐明中国民族心理的弱点与不足的。他从动与静、人为与自然、安息与战争、消极与积极、依赖与独立、苟安与突进、因袭与创造、保守与进步、直觉与理智、空想与体验、艺术与科学、精神与物质、灵与肉、向人与立地、自然支配人间与人间征服自然等不同方面的对比中，来说明中国国民性有以下一些弱点：“一是厌世的人生观；二是惰性太重；三是不尊重个性之权威与势力；四是阶级的精神视个人仅为一较大单位中不完全之部分，部分之生存价值全为单位所吞没；五是对于妇人之轻侮；六是同情心之缺乏；七是神权之偏重；八是专制主义之盛行”^［3］。如果我们作出进一步的分析，这种国民劣根性可以概括为如下层次：一是“尚情不尚理、任力不任法”的处事方式。李大钊认为“国人第一弱点，在凡事皆以感情为主，不以理性为主。”国人第二弱点，在凡事好依腕力而争，不依法律而争。应当说，李大钊在这里点出了中国传统国民性的根本痼疾所在：它们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自然经济结构导致的政治封闭状态和思维定势的产物，也是宗法制家族制度和缺少文化启蒙的结果；二是缺乏独立自主人格，皇权思想与草民意识严重。李大钊认为，国民长期处在专制主义统治之下，缺乏独立自主之人格，导致皇权思想严重、草民意识根深蒂固。他批评国人蔑视自我，“失却独立自主之人格，堕于奴隶服从之地位”；养成了事事仰仗他人的“依赖根性”，总是崇拜圣君贤臣，“祷祀以求非常之人物出而任非常之事业”^［4］；三是缺乏主见、“好同恶异”的社会心理。李大钊认为，国民表现出好同恶异的心理排他性，缺乏个性平等，思想自由争锋的习惯。在文化上，排斥新思想、新创造，新思想被当做异端邪说，而加以摧残和扼杀；在政治上，不容异派势力的存在发展，不容自由思想传播，党派之间搞意气之争而不是政见之争。

此外，在当官与为民的关系上，表现出强烈的官本位意识；在古与今关系上，表现为厚古薄今、崇古轻今的文化保守心理；在对内和对外的关系上，表现为怯于外敌、热衷内斗的民族内耗。

总之，李大钊对国民劣根性的剖析，揭示了国民缺乏法制思想、自由思想、理性思考、理想情操等现代民族精神，这对寻求改造国民性的途径是有积极意义的。

（二）分析国民劣根性形成的原因

与同时代人相比，由于李大钊精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他对造成传统国民劣根性形成原因的分析要深刻地多。他认为的原因：一是封建的农业经济制度是最主要的经济根源。民族性格受到民族社会经济生活的决定与制约。马克思曾精辟地分析过东方民族的社会经济对民族性格的深刻影响，“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5］李大钊认为：“中国的大家庭制度，就是中国的农业经济组织，就是中国两千年来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政治、法度、伦理、道德、艺术、思想、风俗、习惯，都建筑在大家族制度上作他的表层构造”^［6］。二是长期的封建专制制度是产生国民劣根性的政治根源。等级森严、上下有别、长幼有序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基本要求，是导致国民劣根性长期存在的政治根源。李大钊认为：“国人以专制积习之未除，嫉媢褊激、刚愎专擅之风，仍复漫布于社会，虽素号恂恂之君子，亦时于绅士之风度有亏。”^［7］三是腐朽的封建纲常名教是产生国民劣根性的文化根源。封建伦理是维护封建社会存在的精神枷锁，是毒害劳动群众的精神鸦片，是压抑国民性健康发展的道德桎梏。李大钊写道：“看那二千余年来支配中国人精神的孔门伦理，所谓纲常、所谓名教、所谓道德、所谓礼义，哪一样不是损卑下以奉尊一长？哪一样不是牺牲被治者的个性以事治者？哪一样不是本着大家族制下子弟对于亲长的精神？所以孔子的政治哲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全是‘以修身为本’；又是孔子所谓修身，不是使人完成他的个性，乃是使人牺牲他的个性。”^［8］他对封建纲常伦理的社会作用的分析，可谓切中肯綮、入木三分。

（三）提出改造国民劣根性的新思路

五四前李大钊主要是认为通过创办刊物、广兴演讲、推行文艺教育等多种形式的启蒙宣传和教育，来促进国民意识、民族精神的提高。但是，由于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的局限性，使得他改造国民性在理论上的科学性和实践上的彻底性大打折扣。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完成了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由于有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指导，他的国民改造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是从主张人心改造论到“物心两面的改造”论，倡导国民性改造与社会改造的一致性。他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9］实际上，他这里辩证地把握了“革心”与“革命”的一致性，认为它们是“车的双轮，鸟的双翼”，是密不可分的，他的这种认识较之同时代的其他人而言是深刻的。二是在改造国民性的价值工具与价值取向上实现了由西方文明到社会主义文明的飞跃。俄国十月革命前，李大钊对东方文明偏于灵、西方文明偏于肉都表示了不满，开始探索一种更符合人性发展的、灵肉一致的“第三”文明。他提出：“盖‘第三’之文明，乃灵肉一致之文明，理想之文明，向上之文明也。”^［10］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他欣喜地看到了不同于东方西方两种文明的第三样文明的出现。他兴奋地写道：“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俄罗斯之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11］1918年12月，他在《Bolshevism的胜利》的一文中，进一步指出布尔什维主义精神是“20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12］三是找到了改造国民性的依靠力量和现实动力。在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观点以前，李大钊把改造国民性的希望寄托在社会的上层，“唯上流社会，以身作则，而急急以立宪国性之修身相劝勉。”^［13］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他把阶级斗争看做是贯穿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部分的“一条金线”，被压迫阶级要实现自己的解放就非拿起阶级斗争的武器不可。因为“社会组织固然可以说是随着生产力的变动而变动，但是社会组织的改造，必然假手于其社会内的多数人。而为改造运动的基础势力，又必发源于在现在的社会组织下立于不利地位的阶级。那些居于有利地位的阶级，除去少数有志的人，必都反对改造。一阶级运动改造，一阶级反对改造，遂以造成阶级竞争的形势。”^［14］四是提出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是改造国民性的历史主体。戊戌维新以后，改造中国国民性问题就成为先进知识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的核心问题。但是，无论是改良派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由于没有从根本上找到改造的历史主体，最终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李大钊从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成功和五四运动的巨大威力中，看到了工农群众及其政党改造国民性的巨大力量。他把希望寄托到了新型的无产阶级身上，认为他们是“永远的胜利者”，是现代社会一切构造的唯一的基础，号召他们起来自己解放自己。他提出建立共产党，他认为“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决非简单的团体所能办到，非组织强有力的政治团体去解决他不可！有了强有力的政治团体，则能握到政权。”李大钊提出创建一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他指出：“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15］。

值得一提的是，五四时期关于国民性改造问题的探讨主要是在知识分子中进行的，李大钊最早提出了知识分子与民众相结合的口号。1919年2月，他提出知识阶级应与劳工阶级打成一片的口号。他说：“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要求“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16］

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在集中探索国民性改造问题过程中，实质上已经接触到构建中国现代民族精神的核心问题，他们的探索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体现改造国民精神的针对性、自觉性、实践性，也比较深刻地回答了民族精神建构过程中必须解决的文化革命与政治革命、改造主体与改造客体、阶级斗争与人的个性自由全面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廓清了现代中华民族精神建设的历史地平。当然，在他们的思想中也存在抽象的人道主义的痕迹，存在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但是这些不足以遮掩他们思想的穿透力和震撼力。

参考文献

［1］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中）［M］.北京：三联书店，1984.

［2］郭国祥.李大钊国民性改造思想研究［J］.中国学术期刊网

［3］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6］李大钊.李大钊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