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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科学观的形成与发展

时间:2023-03-0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其科学观随着党的建设逐步形成和发展。今天,中国共产党提出《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科学观又得到新的发展。到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纲领。中国共产党初期展开的自然科学研究与社会科学研究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次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召开的自然科学方面的大会。

中国共产党科学观的形成与发展

赵青霞

摘 要:科学作为抽象生产力、一般生产力,通过与社会技术结合成为具体生产力、现实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科学本质的基本观点。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其科学观随着党的建设逐步形成和发展。由建国初期对自然科学有无阶级性的探讨到对自然科学客观性的逐步承认,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大力提倡科学技术,中国共产党的科学观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今天,中国共产党提出《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科学观又得到新的发展。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科学 科学观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来看,科学观即是对科学的根本看法和一般观点。马克思曾对科学的本质作过深刻论述,指出科学和工业是“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1],明确指出科学属于一般劳动,属于“精神生产领域”[2],分析了科学在生产力中的地位和作用,作出“科学是生产力”的论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在进行社会实践的过程中,使其不断发展,逐步完善。

一、中国共产党的科学观初步形成

近代自然科学和哲学从清末民初开始大规模自西方输入中国,对近代中国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1915年,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写道:“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和人权并重”,提出了新文化运动的两大口号“德先生”和“赛先生”。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也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科学观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先导和同盟的作用。

1919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称陈独秀是“思想界的明星”,指出国人迷信甚深,其原因全在国人科学思想不发达。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宣传科学思想、反对“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的热心战士。到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纲领。毛泽东解释“科学”的内涵,强调“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边区的自然科学研究会宣言致力于“破除迷信,并反对复古盲从等一切反科学、反进步的封建残余毒物,使人民的思想意识和风俗习惯都向着科学的进步的道路上发展”。[3]296-297

中国共产党的科学观在形成初期主要表现在由自然科学发展中体现出来的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科学首先被看成反对迷信、盲从、愚昧的思想武器。

中国共产党初期展开的自然科学研究与社会科学研究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1938年,高士其、董纯才、陈康白等在延安的自然科学家在边区的国防科学社下面成立了一个自然辩证法座谈会。1939年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成立,研究院召开的科学讨论会上讨论的问题之一,就是运用唯物辩证法于自然科学。1940年2月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在延安成立,毛泽东等领导人出席会议并讲了话。这次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召开的自然科学方面的大会。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了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力得到自由。”并说:“自然科学是要在社会科学的指挥下去改造自然界。”朱德在翌年8月发表庆祝自然科学研究会第一届年会的文章《把科学和抗战结合起来》,是最早的指导自然科学工作的基本纲领。也是《新民主主义论》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总纲领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具体体现。[3]20

二、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的科学观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得到全面展开。此时由社会科学(主要指马克思主义)来指导自然科学发展的思想占主导地位。1950年正式成立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中国科学社”等都是它的前身)首任主席李四光,在“科联”的机关刊物《自然科学》第一、二卷上发表连载长文《科学的中心思想在怎样转变》,通过详细分析机械论对科学方法的限制,阐发了唯物辩证法的一系列科学方法论原则;古生物学家裴文中发表了《学习自然科学的人是否要学习马列主义》;数学家华罗庚发表了《一个数学工作者学习<实践论>、<矛盾论>的初步体会》;社会科学工作者胡绳发表了《唯心主义是科学的敌人》;艾思奇发表《以辩证唯物主义武装自然科学——介绍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等,这一系列文章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对待自然科学的思想和态度。

这个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学习前苏联先进的科学和技术,一方面也学习在自然科学领域“批判资产阶级科学”的许多活动。前苏联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在自然科学理论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对所谓资产阶级学说的批判,提出一些口号和观点。如“自然科学的党性原则”,“在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对所有一切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观点予以无情的批判,无论它们是怎样伪装起来的”,“改造资产阶级科学,反对向资产阶级科学投降”,“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改造自然科学的内容”,“争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自然科学”,“马克思主义自然科学家的任务,在于改造资产阶级学者作出的成就,善于消除它们的反动倾向,贯彻自己的路线,同敌视我们的各种力量和阶级的整个路线作斗争。”[3]71-95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前苏联展开了批判摩尔根的遗传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哥本哈根学派的量子力学、鲍林的“共振论”等一系列“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同时也树立了一批“无产阶级”的自然科学的典型,如李森科的生物学、勒柏辛斯卡娅的细胞学说、波什扬的病毒和微生物相互转化的学说等。苏联曾经走过的这段弯路,新中国同样也跟着走了。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把自然科学看作具有阶级性,严重阻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

之后,前苏联开始逐步纠正在指导自然科学发展方面的错误,中国共产党也随之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指导方针。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双百方针”时说道:“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4]。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深知自然科学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1956年党中央专门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毛泽东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内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在党的八大第二次预备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一个重要论点:我们对新的科学技术还不懂,还要作很大的努力。现在中央委员会是一个政治中央,还不是科学中央,将来,中央委员会就是科学委员会了。1958年初,毛泽东要求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经济建设上来,并说:“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过去我们有本领,会打仗,会搞土改,现在仅仅有这些本领就不够了,要学好新本领,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3]136

1963年12月,聂荣臻等同志向毛泽东汇报新的十年科学技术规划的时候,毛泽东说:“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5]。这段话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意识到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意识到自然科学和技术在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遗憾的是,这样的指导思想没有坚持贯彻执行,之后反而越来越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直至演变为“文化大革命”,严重地损害了经济建设,也严重地损害了科学发展。

三、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共产党的科学观

1975年邓小平提出马克思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点,用来指导我国的科技工作和经济整顿工作。1978年3月18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鲜明地重申和深刻地论述了马克思的这个论点,使之成为指导全党全国工作重点向四个现代化建设实行战略转移的一个理论根据。邓小平同志提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指出:“不论是现在或者今后,还会有许多理论研究,暂时人们还看不到它的应用前景。但是,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说明: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生产力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

这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的正式继承,给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的作用以充分的肯定,并提出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科技在经济工作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科技工作者在社会上的地位从此也逐步提高。邓小平提出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思想迎来了新中国科学事业的春天。

1985年3月7日,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的闭幕式上邓小平同志发表了题为《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的重要讲话,进一步肯定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著名论述。他说:“我很高兴,现在连山沟里的农民都知道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他们未必读过我的讲话。他们从亲身的实践中,懂得了科学技术能够使生产发展起来,使生活富裕起来。农民把科技人员看成是帮助自己摆脱贫困的亲兄弟,称他们是‘财神爷’。‘财神爷’这个词,不是我的用语,是农民的发明。”

1988年,邓小平同志又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概括,对马克思主义的论点作出重大新发展。邓小平曾同胡萨克谈道:“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 “我们的根本问题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原则,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为此就必须开放。否则,不可能很好地坚持社会主义。拿中国来说,五十年代在技术方面与日本差距也不是那么大。但是我们封闭了二十年,没有把国际市场竞争摆在议事日程上,而日本却在此期间变成了经济大国。”

1995年,在我国召开的科技大会中,党中央提出“科教兴国”思想,指出要总结新时期科技事业发展的经验,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的精神,在全国形成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热潮,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科技生产力,积极促进经济建设转入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

1999年,在全国技术创新大会上,江泽民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号召:“向新科技革命进军,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被确立为中国科技跨世纪的战略目标。指出要进一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国家知识创新体系,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提高我国经济的整体素质和综合国力,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

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科学观从制度层面向科学理念、科学思维的提升,强调了创新在科技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强调了向知识经济社会进行转变的重要性。但也不难看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科技工作的重心放在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方面,而忽视了对科学、技术更深层次本质的考察,从而没有对公众进行科技精神、科技思想方面的普及,甚至整个社会也没有形成真正的科技意识和科技氛围。热衷于财富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片面地追求科技的生产力价值,追求科技带来的经济效益,使得科技的负面作用日益凸现,环境破坏、资源浪费、生态恶化等后果不仅严重限制了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带来了很多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如一方面是技术成果不断创新,一方面却是迷信愚昧思想沉渣泛起;伪科学在商业、政治、科研等领域大行其道等。

这都是由于整个社会没有全面地认识科学,没有真正理解科学思想、科学精神而造成的。在三十年发展经济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已逐步摸索出适合自己的道路,从而提出科学发展观。而如何落实科学发展观,则依赖于全民科学素质的提高。但是经济发展、物质生活改善,人们的科学素质就会自动提高吗?具有较好文化程度和科技知识就一定拥有良好的科学素质吗?中国科协书记处第一书记邓楠表示,从公众科学素养有关调查的结果可以看到,我国公民的科学素质水平并没有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而得到大幅度的提高。由于缺乏科学精神,不少富裕起来的人们却热衷于愚昧迷信活动,这说明公民科学素质不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自动提高;一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成了伪科学甚至邪教的俘虏,这些都说明有一定的科学知识并不就代表有基本的科学素质。公民科学素质水平低下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但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现状仍不尽如人意。

在这种社会现状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于2006年1月9日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上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发展规划纲要》)不久,于2006年3月颁发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年)》(以下简称《科学素质纲要》),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提高全民科学素质的纲领性文件,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科学观的重要转折。

《发展规划纲要》指出,今后15年,科技工作的指导方针是: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自主创新,就是从增强国家创新能力出发,加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重点跨越,就是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选择具有一定基础和优势、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集中力量、重点突破,实现跨越式发展。支撑发展,就是从现实的紧迫需求出发,着力突破重大关键、共性技术,支撑经济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引领未来,就是着眼长远,超前部署前沿技术和基础研究,创造新的市场需求,培育新兴产业,引领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发展规划纲要》首次提到科技发展中的“有所为,有所不为”,更重要的是提到“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的社会环境”,把“科普”首次写入了规划。

《科学素质纲要》指出,我国“人均接受正规教育年限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长期受应试教育影响,学生科学素质结构存在明显缺陷;社会教育、成人教育的发展尚不全面和深入,公民缺少接受终身教育的机会。科学技术普及长效运行机制尚未形成;科普设施、队伍、经费等资源不足;大众传媒科技传播力度不够、质量不高”。《科学素质纲要》指出,要围绕公民科学素质建设最关键、最具基础性的问题,促进科学发展观在全社会的树立和落实,以重点人群科学素质行动带动全民科学素质的整体提高,使公民提高自身科学素质的机会与途径明显增多。

由两个《纲要》的颁布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科学观已逐步成熟完善,对科技的认识已从制度层面向思想层面进行了转换,而正确科学观的形成则有助于科学发展观的践行。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3]龚育之.自然辩证法在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4]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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