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产生

（一）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产生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产生于19世纪90年代。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以及1900年八国联军在中华大地的铁骑蹂躏，将中国近代社会推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就是在这种民族危机不断加深、民族精神日益高涨的强烈刺激下得以初步形成的。1895年盛宣怀在天津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和1896年在上海创办的上海南洋公学，可以说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雏形。

1．天津中西学堂

1895年，盛宣怀奏请朝廷拟在天津开办中西学堂。他在上报光绪皇帝的奏折中详细地阐述了建立学堂的目的：“中国智能之士，何地蔑有，但选将才于俦人广众之中，拔使才干诗文贴括之内。至于制造工艺皆取材于不通文理不解测算之匠徒，而欲与各国絜长较短，断乎不能。”^[1]他指出，开办天津中西学堂是教授中西有用之学，培养造就专门技术人才为旨归的。何况树人如树木，学堂晚成立一年，人才培养就晚起一年。中国虽然人口众多，文人学士也不少，但精通技艺之才并不多。他认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学习西方文化艺术，模仿西方大学，广开学堂书院，各类人才均取自学校，仅十余年，国力就强增。中国要自强，就应向日本人学习。“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伏查自强之道，以作育人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2]不但军队是如此，外交使臣和各种专门人才也要取之学堂。所以，中国要效西法，广开学堂，培养精通技艺之人。

天津中西学堂分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头等学堂为正科，二等学堂为预科”。头等学堂相当于国外大学的本科，修业年限为四年。二等学堂相当于大学预科，但由于学生文化程度较低，学习外语有困难，其修业年限也是四年。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的学生规模均为120人，各分四个班，由高到低依次分为头班、二班、三班、四班（末班）；每班学生30人，二等学堂头班学生毕业，即升入头等学生的四班，其他各班依次递升。

天津中西学堂是中国现代大学的雏形，其课程体系是仿照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的课程来设置的。表2－1、表2－2是天津中西学堂设置的各类课程。由表2－1和表2－2可知，天津中西学堂的课程设置分为普通科和专门科两类。普通科有28种科目，四年完成。头等学堂第一年功课不分科，学习几何学、三角勾股学、格物学、笔绘图、各国史鉴、作英文论和翻译英文这些课程。第一年功课学完以后，学生可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将四年所定的功课全部学完，也可以选择某一专门科目来学习。“头等学堂第一年功课告竣后，或欲将四年所定功课全行学习，或欲学习一门，均由总办总教习察看学生资质，再行酌定。然一人之精力聪明，只有此数，全学不如专学，方能精进而免泛骛”^[3]。专门科有五门，即工程学、电学、矿物学、机器学和律例学。学生毕业后，或择优选派出洋留学，分途历练，或酌量委派洋务职事。

对于学堂教习的延聘，盛宣怀聘请美籍著名教育家丁家立（Charles Daniel Tenney）为天津中西学堂的总教习，并对学堂的教习实行严格的聘请制度。“头等学堂，以四年为一任。是以总分教习，均订四年合同。任满去留，再行酌定。”^[4]对于教有成绩的教习，给予奖励。比如，任二等学堂的教习，“如四年任满，所教学生堪胜头等之选，准由总办详请从优保奖”^[5]。

表2－1　天津中西学堂基础课程一览表^[6]

表2－2　天津中西学堂头等学堂专业课程一览表

1898年，天津中西学堂头等学堂的第一届毕业生有25人。到1900年度，相继培养出学生200多人。之后，由于受义和团运动的影响，天津中西学堂的办学活动暂时停止。1902年，清政府将天津西沽武库拨给学堂做校舍，天津中西学堂即复校继续办学。1903年，更名为北洋大学。

天津中西学堂是我国近代最早分科设学、实行班级授课制的新式学堂，首开中国培养高级专门人才之先河。盛宣怀草拟的创建天津中西学堂的办学章程——《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是我国高等教育的第一个章程，它开启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先河的同时，也树立了中国大学的价值取向——“兴学强国”^[7]。

2．上海南洋公学

1896年底，盛宣怀在《请设学堂折》中提出参照天津中西学堂在上海筹建南洋公学。盛宣怀的奏折得到朝廷的重视并很快获得了批准。上海南洋公学以培养政治经济人才为主，同时也培养各类专门人才。盛宣怀在《筹集商捐开办南洋公学折》中写道：“臣今设立南洋公学，窃取国政之义，以行达成之实，于此次钦定专科，实核内政、外交、理财三事。”“公学所教，以通达中国经史大义厚植根柢为基础，以西国政治家日本法部文部为旨归，略仿法国国政学堂之意。”^[8]

上海南洋公学设有师范院、外院、中院和上院四院。师范院也就是师范学堂，以培养各级学堂的师资；外院是仿照日本师范学校设置的附属小学；中院也就是二等学堂，上院即头等学堂。师范院从全国选择有才之士入读，聘请外国人作教习。外院生招收十岁至十七八岁的儿童，由师范院学生充当教习。外院、中院、上院学制均为四年，相互衔接，依次递升。“外院生至第一班递升中院第四班；中院生至第一班递升上院第四班；上中外三院学生皆岁升一班。”^[9]师范生在学堂中具有双重身份，对于教习来说是学生，对于外院生来说是教习。“上中两院之教习，皆出于师范院”，这样“师范诸生且学且诲，颇得知行并进之益”^[10]。由此可见，上海南洋公学的外院和中院相当于小学校和中学校，上院相当于近代的大学，师范院相当于高等师范院校。

上院开设的课程有英文、币赋税、审计、统计、国际条约等。1901年春，南洋公学设特班，“专教中西政治、文学、法律、道德诸学，以储经济特科人才之用”^[11]。同年夏天，南洋公学设政治班，由中院毕业的十人升入，课程有宪法、国际公法、行政纲要、政治学、经济学等。

盛宣怀特别重视礼聘贤能之士总理公学。严格聘请教习，提高教习待遇，并对任教多年的教习给予出国游学的机会。“三年期满……择教诲有方造就最广者，分别褒奖”^[12]。南洋公学的毕业生，可以有三种出路：第一，成绩优秀者可以被选送到京师大学堂继续深造；第二，有些毕业生被委派到各洋务任职；第三，仿照日本海外留学生的先例，选派比较优秀的学生到日本、欧洲和北美等国留学。“上院学生卒业后，择其优异者咨送出洋，照日本海外留学生之例，就学于各国大学堂，以广才识而资大用”^[13]。

上海南洋公学的创立，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建立了小学、中学和高等专门学校三级既相互衔接又递升的教育体系，而且设立师范院培养其他院的教习，开创了我国师范教育的先河。南洋公学采用分年级按班级授课的方式授课，公开延聘中西教习，开设中西课程。上海南洋公学在1900年以前，是中国“最进步的教西学的学校”^[14]。大量的事实也证明，上海南洋公学和天津中西学堂的办学是成功的。

3．京师大学堂

1896年5月，清朝重臣李端棻在给朝廷的《请推广学校折》中第一次正式提议设立“京师大学堂”。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是因为缺乏人才。为了增强国力，培养各种人才，必须广设学堂。他在奏折中建议清政府在全国推广设立学校。州县设县学，省府设省学，京师设京师大学。“京师大学堂，选举贡监年三十以下者入学，其京官愿学者听之。学中课程一如省学，惟益加专精，各执一门，不迁其业，以三年为期。”学生毕业后，“等其荣途，一归科学；予以出身，一如常官”^[15]。关于京师大学堂的教习，李端棻提出：“今宜令中外大吏各举才任教习之士悉以名闻，或就地聘延，或考试选补，海内之大，必有可以充其任者。”^[16]但由于顽固派以经费困难为由反对创办京师大学堂，建立京师大学堂之事被暂时搁置下来。

1898年1月，随着维新变法运动日益高涨，创办京师大学堂的呼声再起。2月15日，光绪皇帝发布上谕，批准设立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迭经臣工奏请，准其建立，现在亟须开办。”^[17]6月11日，光绪皇帝在《明定国事诏》中强调：“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必须规模宏远，始足以隆观听而育英才。”^[18]维新变法运动失败后，由孙家鼐负责筹办的京师大学堂于1898年12月正式开学。京师大学堂在成立之时，对学堂的办学办法和教育内容等方面有过一些论述和规定。如1898年8月，孙家鼐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就说道：“今中国京师创立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辅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此是立学宗旨。”^[19]1898年制定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对学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宗旨也作了阐述：“考东西各国，无论何等学校，断未有尽舍本国之学，而能通他国之学者；亦未有绝不通本国之学，而能通他国之学者。”^[20]

京师大学堂设立“师范斋”，以“养教习之才”。从学生中“选其高才者作为师范生，专讲求教授之法，为他日分往各省学堂充当教习之用”。设立仕学院，“令进士举人出身各京曹入院学习”^[21]。设立医学堂，“考求中西医理……以期医学精进”，并“兼寓医院之制”。^[22]设立编译局，“取各种普通学尽人所当习者，悉编功课书，分小学、中学、大学三级”。设藏书楼，“尽藏四库所有之书，俾士子借读”^[23]。

京师大学堂的课程分为溥通科目和专门科目两大类。溥通科目有经学、理学、中外掌故学、诸子学、初级算法、初级格致学、初级政治学、初级地理学、文学和体操学10门。这10门科目是全体学生必须修学的。专门科目包括高等算学、高等格致学、高等政治学、高等地理学、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学10门。另外还设有英语、法语、俄语、德语、日语5种外国语课程。专门科目和外国语课程可以选修。学生凡在20岁以下者，“必须认习一国语言文字”，20岁以上者免修；“俟溥通学卒业后，每学生各占一门或两门”^[24]专门科目。可以看出，1898年制定的《京师大学堂章程》中所规定的这些课程是一种西方文化的教学内容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混合体。它在坚守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在一定程度上接受近代西方大学的课程模式或体系。

京师大学堂的毕业生，其出路比较广阔。一是可以作为各省学堂的教习；二是可以作为进士，引见授官；三是可以留在大学堂内授予教职；四是择优派遣出国游学，“大学堂中卒业各生，择其尤高才者先授之以清贵之职，仍遣游学欧美各国数年，以资阅历而期大成”^[25]。

京师大学堂从筹议之日起，就被赋予了两种职能，一是各类学子得以继续深造的全国最高学府，培养国家所需的各类人才；二是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构，掌管全国学务。“各省近多设立学堂，然其章程功课皆未尽善，且体例不能划一，声气不能相通。今京师既设大学堂，则各省学堂皆当归大学堂统辖，一气呵成；一切章程功课，皆当遵依此次所定，务使脉络贯，纲举目张。”^[26]赋予京师大学掌管全国各类学堂学务的职能，在当时来说确实是一种进步。京师大学堂成立后，各省学堂的教科书，也由京师大学堂统一组织人员编纂或翻译。1902年颁布《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也还保留了这些规定，“京师大学堂主持教育，宜合通国之精神脉络而统筹之。现奉论旨，一切条规，即以颁行各省；将来全国学校事宜，请由京师大学堂将应调查各项拟定格式簿，分门罗列，颁发各处学堂”^[27]。1906年学部成立后，管理全国各类学堂学务的事宜归于学部，京师大学堂才成为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办学机构。

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于1912年5月改名为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是我国第一所以国家名义创建的综合性国立大学。京师大学堂的创立，标志着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的正式形成，从此，中国高等教育进入了现代高等教育时代，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也由此诞生。

晚清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形成时期。到1909年，中国高等教育有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开办的公立大学3所，即京师大学堂、山西大学堂和北洋大学堂；有私立大学2所，即中国公学和复旦公学。各省高等学堂有24所，学生人数为4127人；专门学堂有83所，学生人数为15720人，其中法科学堂最多，达到47所，学生人数为12282人^[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