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等教育收费制度序幕再度拉开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启了我国社会各领域的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在高等教育领域,人民群众非常渴望上大学接受高等教育,以此来提高自身的素养,改变自己的命运。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20世纪80年代初以降,我国高等教育规模逐步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导致了教育经费需求快速增长,而“同期我国预算内教育经费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3%,大大低于世界发达国家的8%,也低于第三世界国家4%的标准”[16]。国家在教育领域的经费投入严重不足,高等教育办学经费异常紧张。加上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电子信息技术被引入大学的课堂,引起了大学课堂的革命性变革,提高了课堂教学效果和效率,但也导致了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成本的不断攀升。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与教育财政供给出现了日益严重的矛盾。
为缓解办学经费紧张,满足人民群众上大学的愿望,部分高等学校开始尝试招收自费上学的学生。1978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出现了招收自费生的雏形,即出现了“收费走读,国家不包分配”的大学生。1980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提出,一些高等学校和地区在完成国家下达的招生任务之外,可以招收一些自费走读学生。“担负培训在职干部和职工任务的高等学校,应在首先完成招生计划的前提下安排培训任务,培训干部不得影响到全国招生计划的完成”[17]。根据这一会议精神,不少高校在当年就开始招收少量的自费走读学生,这些学生实行缴纳部分培养费和走读上学、国家不包分配的办法。1980年,上海市“24所高校试招收费走读生三千人,入学条件和普通高校新生一样,是在一般高校录取之后,作为第三批优先录取。学生一律走读,生活费、医疗费自理。毕业后不包分配,择优推荐”[18]。武汉地区武汉大学等14所高校和6所分校举办自费走读班,开设34个社会急需的专业,招收自费走读学生。哈尔滨工业大学、黑龙江大学等10所院校在计划外录取了286名自费走读生,黑龙江省高校招收自费生体制开始实施[19]。另外,根据中国教育年鉴的统计,1980年全国高等学校计划招生27万人,但当年全国共有333万人报名参加高考,共录取28万人;一些省、市、自治区扩大招收自费走读生7000多人。1981年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由于“有些院校在国家招生计划外办所谓的‘自费’走读班、培训班等,挤占了学校的办学条件,校舍紧张”。因此,高等学校“举办的培训班,必须在保证完成国家招生计划的前提下安排,决不允许冲击国家招生计划”[20]。从此,中国高等教育收费制度的序幕再度拉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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