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性视角下的理性观反思

（一）知性视角下的理性观反思

在当代教育哲学中，“知性”是一个相对陌生的术语；即使在其它社会科学范畴内，也仅仅是在知性的译介方面达成共识。⁽¹⁴⁾具体到相应的理论建构与实践活动，知性理念仍旧处于被人有意或无意冷落的缺失状态。结果，教育哲学对人性的认识仅局限于感性与理性的范式内。即从感性的具体升华到抽象，再回归抽象的具体。我们只知两个“具体”的不同，前者是形象的、直观的具体，后者是理性的、抽象的具体。因而，教学中就强化对抽象概念、规范的理解、接受，达到理性的认识，以期指导实践，结果我们在理性认识和实践中却总是走向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等形而上学误区。问题的本质就在于从感性到理性认识中的抽象也是两个层面上的，建立在感性具体基础上的抽象是属于认识者个人的，其抽象的度和性质限于认识者所感知的具体对象而作出具有普遍性、永恒性、统一性的错觉，而非真正理性意义上的抽象；而回归理性具体的抽象则是认识者在感知对象基础上所形成的抽象，是经过辨证的逻辑认识和实践而生成的抽象，这一层面上的抽象是对前面抽象的一种扬弃，既以限于感性对象的抽象为基础，又是对感性基础上的抽象的超越，从而实现认识者人性上的超越，达到理性意义上的普遍性、永恒性、统一性。后者是我们所熟悉的理性认识，前者就是被我们所忽视的提升感性、支撑理性的知性，没有知性的存在和参与，理性不仅不能起到解放人的作用，反而会成为束缚人、压抑人的枷锁，走向理性工具主义。

从知性思想的渊源看，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就第一个提出知性概念，他将知识分为想象、常识、科学和数学、哲学等四类，掌握四种知识的人相应地具备想象、信念、知性和理性四种认识能力。可见，知性在这里的含义是指掌握科学和数学知识而拥有的形式化的、抽象的能力，但这种知性不同于哲学层面上的辨证的理性。亚里士多德将知性称为被动理性，是与感觉、知觉相关联的理性，具有处理感性材料的职能，知性是在扬弃感性的基础上迈向理性层次的一个阶段，但又独立于理性。由此，确立了感性、知性、理性在人类认识的逻辑性和必然性。康德则首次将感性、知性、理性并列提出，并对它们的区别与联系进行了“纯粹理性分析”，“如果把我们的心灵的接受力——心灵在任何方式中被刺激时接受表象的能力——叫做感性，那么，相反，心灵从其自身产生表象的能力，即认识的主动性，就应该叫做知性”⁽¹⁵⁾。这里，感性是主体被动承接外在刺激的一种反应，知性则是主动的认识，这种认识的对象是主体通过自身感性认识所生成的表象，其目标是形成普遍性和必然性的概念性、规则性知识，达到理性，因而，知性是产生概念的能力，用概念统摄感性的具体，体现人为“自然界立法”的主体精神；但知性的抽象又是僵化的、限定性的，不能把握对象的对立统一性，达不到理性的高度。对此，黑格尔的论述击中了知性的要害：“不过由知性所建立的普遍性乃是一种抽象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与特殊性坚持地对立着，致使其自身同时也成为一特殊的东西”⁽¹⁶⁾。也就是说，知性的抽象性、普遍性与其认识对象既是分离的，又是限定的，它既想超越感性建立适用于一切的普遍性、规定性，但又受到既定对象的束缚，其知性的认识因而是将事物孤立化、静止化、片面化，其普遍性、抽象性只能封闭在对象中，而不能走向抽象的具体，上升到理性层次，所以黑格尔称知性所建立的只是一个“静止规律的王国”，这也成为人们日后否定知性的借口。

从知性的词源和思想演变中不难看出，考察知性，必须将其放在与感性、理性并列的人性认识论中分析。与人的感性认识相比，知性是人之为人的标志——自我意识和思维——的起点，它体现出主体人的主动性姿态和追求，“思维无疑地首先是知性的思维”⁽¹⁷⁾。知性认识标志着人由被动、消极地感受、刺激进入主动的、探索的分析阶段；而且这种知性思维在人性的认识中具有质的飞跃意义，知性是对感性的“否定”。借助人的主动思维，知性力求构建普遍与特殊、原因与结果等关系，从而使孤立的感觉、知觉、表象等认识有了必然性的联系。因此，“知性是一切势力中最惊人和最伟大的，甚至可以说是绝对的势力”⁽¹⁸⁾。它是人之尊贵、神圣的资本，没有知性，人与其它灵长类动物无异。所以，从感性到知性是人性的一次升华，是人作为“类”的象征。

与理性思维相比，知性思维的抽象性和普遍性又有自己独特的内涵。知性思维通过分析、规定、划界、分类、定义等性能以概念、规则的形式来寻求普遍的、抽象的本质性，但是这种认识是割裂的、对立的二元认识论，首先，知性与它的认识对象是对立的，本质外在于现象、排斥现象，是抽象的、静止的、僵化的，因而也是片面的、有限的思维；其次，知性与认识主体自身相割裂，在知性那里，“规律或共相依然是独立存在于主体之外的对象”⁽¹⁹⁾。知性排除了本质中内含着主体的思想、价值，成为纯形式化的空壳，所以失去了自我超越性，成为没有活力、没有生命的东西。而理性则追求辨证的统一，是具体的、全面的、无限的矛盾的对立统一。“理性矛盾的真正积极的意义，在于认识一切现实之物都包含有相反的规定于自身。因此认识甚或把握一个对象，正在于意识到这个对象作为相反的规定之具体的统一”⁽²⁰⁾。这正是理性面对有限的认识对象而不局限于个别、不为个别所束缚的特征所在，也是超越知性的标志所在，反映了理性之具体性、流动性、整体性的逻辑规范与知性之抽象的、固定的、分析的范畴图式的对立。所以，理性对知性的态度是在扬弃知性的前提下将知性作为肯定的一环包含于自身。因此，知性是理性实现的基础，没有抽象、普遍意义的知性，理性就是虚无，就是形式；不上升到理性，知性只不过是人类认识的化石，人性的思维只能作茧自缚。不难看出，与理性相比，知性是个性化的，是人作为“这一个”的象征。

对知性的误解、甚至否定主要源于知性的思维特点，即它的有限性、固定性、确定性，将知性孤立地视为偏执、僵化、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进而以知性否认拥有知性思维的主体、否认知性上升到理性的必然性。作为主体性的人，“知性是一个不可少的阶段或环节，但这环节却不是老停滞不前的阶段”⁽²¹⁾。因此，在人的思维运动整个过程中，作为标志着人主体意识和能力觉醒、发展的知性，不是必然要趋向形而上学的思维，而是必然走向辨证的理性思维。在这一历程中，思维由感性具体上升为抽象概念是知性认识的体现，再进展到抽象思维的具体则是理性认识体现，从而完成感性——知性——理性的螺旋式上升。正是因为知性的存在，人作为主体才能不断实现自我超越，成为不同于一般动物的物种；正是由于知性的坚定和顽固，才能不断挑战既有的理性规范和秩序，进而推进理性走向开放、多元，避免理性的知性化。所以，知性的价值就在于其“问题性”，片面、有限、静止既是知性与生俱来的“胎记”，也是个体生命活力的写照。问题的症结不在于知性的“弊端”，而在于如何认识知性、尊重知性、超越知性。

因此，基于知性的人性发展观是整体的、自组织的、未完成性的。所谓人性的整体发展观是指，人的感性、知性和理性认识不是分阶段、割裂的对立、等级关系，它们是以杂糅交错的复杂方式相互促进、不断彼此超越的共生系统，知性在其中既是目的又是手段。所谓人性的自组织发展，是指人作为生命的存在，具有自我发展的潜能、机制和要求，知性是人之自组织的起点、源泉和必备素养。所谓人性发展的未完成性是指，“人类永远不可能肯定地达到一种彻底合目的的生活秩序，因为生活秩序本身被内部的种种对立所撕裂。这种内部冲突的斗争的结果就是，生活秩序在漫长的岁月中始终以不可避免的不完善性不平静地向前运动”⁽²²⁾。正是由于知性的主动和执着，个体才能在扬弃感性、抗争既定理性、迈向新理性的认识过程中构建人性发展的机制，承担起人之为人的使命。

从感性、知性和理性共生的人性观分析，每个个体都参与到理性的生成过程中，并拥有理性的话语权，因而，理性不是作为终极性的一种既定目标存在，它更重要的是体现为一种人类的视野。人性的自组织性、未完成性、有限性等整体性属性打破了人的等级、对立，每个人都应是有限的、生成的、共生的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