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理念变迁的历史性成就及其问题

三、大学理念变迁的历史性成就及其问题

大学文化之强盛、之高雅，基于大学特有的两个品性:一是毫不动摇地忠诚理念并执著于理念治校的哲学信仰;二是始终致力于在传统与现实变革之间持续开展理念理论重构和实践模式的创新。

1.历史性成就

(1)理念及其理念治校的普世化。伴随着大学的地域性特点与封闭性特征消失，大学理念理论以文化符号形态走向社会，走向世界;与此同时，以理念及其科学理论治校成为普世化的大学行为取向。

(2)理念理论发展的社会化和公共化。在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伴随着大学逐步走出高深莫测的知识象牙塔，大学理念中的平民教育思想要素和社会公共意识日益趋强，大学成为追求社会公共性作用及其社会价值的文化与科学知识共同体。

(3)理念研究及其理论建构更趋理性。大学在社会适应性日益增强的同时，理念理论更趋理性。追溯大学的发展历程，可以深切地把握到大学理念研究及其理论建构的脉络:由因应自身发展逻辑和规律而遵循学理至上的自由主义生存哲学，由因应社会发展需求而遵循实用主义的现实主义生存哲学。选择何种生存发展哲学，各所大学越来越理性地依自身条件与特点而定。大学生存发展方式的种种变化表明，大学在社会适应性日益增强的同时，理念研究及其理念理论建构和实践模式设计更趋理性。

总之，经历着不同时代和社会变迁，经受着各个集团、各种流派、各方利益错综复杂的思想交锋、观念碰撞、文化交汇及道路选择，大学理念理论及其实践模式不断实现着与时俱进的嬗变。

2.现实性问题

针对大学在社会变迁进程中所出现日益深入社会生活的状况，近代著名英国教育家怀特海敏感地发现并忧虑地指出这种世界性的大学发展趋势及其存在的危险:由于对大学服务于国家时应起的主要作用缺乏广泛的了解，大学的基本作用可能会遭到破坏。

综观大学理念建构与重构的历史进程，当社会对大学的社会作用发出种种挑战时，尽管向来以自治、自由为宗旨的大学理念决不会为媚俗而放弃真理的追求，但在强大的社会影响面前，又势必作出某些必要的精神牺牲。这一历史性和普遍性现象说明，大学的理念建构、路向选择及其实践成败并非完全由自身所能决定。

(1)理念重构:内在逻辑与外在逻辑。理念归理念，现实归现实。大学理念总是社会现代性的产物，即大学总是按照社会发展的现代性逻辑惯性行事。

第一，现代性逻辑。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在《学术作为一种职业》的演讲中指出，人格原则一度是大学通过科学进行教育(教化)的基础，但时下正日益被“客观性”所取代。

在他看来，现代科学只是西方“理性化过程”、即我们的世界通过科学和科学定向的技术在思想上理性化构成的一小部分，它只有在它的进展中才有意义，它参与了世界的“去魅化”，它把存在的东西归结为没有内在意义和规范力量的纯粹事实。这种科学因此也没有意义和价值取向，它不可能是洪堡意义上的教育或教化。因此，一切教化的因素日益从科学教育(其实是科学知识传授)中销蚀是现代性的必然现象。

第二，社会需求逻辑。作为一种社会机构，大学必须服从社会市场、经济发展和资本增值的逻辑。这种逻辑要求大学的教学与科研越来越密切与需求、资本和权力结合在一起，要求大学教育越来越以符合效率与效益的要求为准绳，否则它将无法生存。

在这种历史的总趋势下，以明明德和新民为最高宗旨的教学目标往往为谋生吃饭的功利目标所左右和干扰。所以美国学者哈瑞·刘易斯在其《失去灵魂的卓越——哈佛是如何忘记教育宗旨的》一书中指出，经济动机成为“象牙塔”教育的主题，人们已经忘记了教给学生人文知识并怎样成为人;忘记了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与家庭富裕的学生接受教育的目的是不一样的;忘记了如果没有公民的自由理念，大学就无法教会学生认识自身与社会、与全球的关系这一道理。

第三，世界大学理念理论体系总体看是沿着两方面的现代性逻辑惯性建构。

一方面，大学理念应该也必须遵循并阐释自己的内在逻辑与规律发展;另一方面，应答社会发展提出的种种问题和挑战，也是大学现代性的特征及其现代生活的逻辑。只要大学被看做知识创新的重镇以及它也堪任这一使命，大学理念便势必注入外部意识形态。

(2)理念选择:零距离还是等距离? 20世纪以来，随着国家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及其高等学校在世界各国中战略性地位的持续提升，大学理念失衡及其社会角色肢解的现象更加强化。

第一，大学的职能向来被认为应当是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并兼及服务。但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大学的教学、科研与服务三种职能在效率效益第一的社会功利化目标驱动下被肢解。大学在屈从并忙碌于应答社会要求的过程中，服务职能日趋强化，本体职能却日益弱化，大学与社会之间日渐趋于零距离。

第二，由于市场导向和经费困扰，能够赚钱的功能(教育服务、专利转让)被日益强化，教学科研活动的商业化味道将越来越浓。从学科看，重工商轻文理;从学术看，重应用轻基础;从学者看，重科研轻教学。热门学科或搞应用研究的教授，有可能像摇滚歌星那样被众人吹捧，并被机构代理;而基础教学教师少酬劳、基础研究学者有风险则被冷落。

第三，反思。美国著名高等教育学家弗莱克斯纳对大学在走向社会的过程中所发生的种种异化现象深恶痛绝，他在其1930年代发表的名著《现代大学论》一书中反思道，“在一个头脑发昏、大师匮乏、缺少标准和向四处插手的大学里，文化不可能繁荣”^[9]。大学服务社会的最好形式应在于“出书”，而非“出手”。

1994年，美国学者哈威·布鲁克斯在《研究型大学面临不满》一文中，反思现行异化的大学理念及其理念治校的结果后归纳出七大弊端:寓于学科组织教学，不适宜解决社会问题，也不对学校、学生以及投资者负责;重科研、轻教学，特别是轻本科教学;大学科研对社会需要反应迟缓;大学没有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改进教学;大学服务泛化，尝试做太多的事情，结果并不令人满意;大学人事上的终身制不利于激励人们奋发向上;大学的非智力领域的忽视导致学生人格的非和谐发展。

第四，通病。今天大学的一些根本问题，如大学被金钱和权力支配、教育商业化、本科教育空洞化、基础理论尤其是文科基础理论研究萎缩、分数贬值、师生之间缺乏深入的交流甚至没有交流、学术腐败与学术垃圾泛滥，等等，这些都反映着思想认识和理念选择的偏差，它不是中国大学的“地方病”，而是全球大学的“流行病”。^[10]

日本教育家永井道雄曾由此告诫人们:要警惕现代大学的危机，当大学的教育和学术上过于贴近社会的时候，大学的创造性就会枯竭。

(3)理念研究与理念理论话语权:中心化与边缘化。20世纪以来，正向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发展呈现分化一样，大学发展的分化现象也日益严重，在一些优质大学走向社会中心的时候，一些非优质大学则受到社会冷落并在社会边缘徘徊;与此同时，大学理念研究及其理论话语权也在发生着中心化与边缘化的两极分化。

第一，一部分所谓世界公认的一流或知名大学主宰着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潮流，而另一部分边缘大学则始终是中心大学的追随者;与此同时，前者主导着大学理念研究及其理念理论的话语权，而后者只能是大学理念研究及其理念理论的追随者和诠释者。

第二，占世界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基本上都是边缘大学，尽管它们在本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它们在世界大学大家庭中因没有话语权而不得不遵循并效行发达国家的大学经验和模式。此如美国波士顿学院著名高等教育学家P.G·阿尔巴特所指出的，第三世界大学面临着一种奇妙的悖论:从国际范围来说，它们是边缘大学，在许多方面都依赖并效行国外大学;而与此同时，它们在本国却处于中心地位。

第三，大学理念研究与理念理论创新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性的文化活动，但由于研究起点低，加上资金匮乏，发展中国家的大学理念研究及其理念理论发展要从边缘进入中心比以往要困难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