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大学理念的理论体系

三、当代中国大学理念的理论体系

20世纪末至今，是中国大学理念研究最为活跃、也是大学理念理论体系的重建时期。

经过30年来的改革开放风雨历程，中国高等教育发生了重大变革，现代大学理念实现跨越式的思想进步与理论发展，初步建构并确立起与时俱进的、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现代大学理念理论体系。

1.大学自治

(1)大学自治的理论依据。自治与自主，是每一个拥有独立法人地位的社会组织或机构的天然属性及其天然权力。

第一，按照系统理论，每个社会子系统都有着一个为其他系统所无法替代的功能，并由此生成与其他系统相区别的独特运作逻辑和特殊资源。每个系统都会通过强化自己的职能、功能及其资源贡献，来凸显并建构自己在社会环境中的主体性和特别性。

第二，作为独立的社会组织，尤其作为专门的教育和学术机构，大学有其独特的运作逻辑和发展规律。大学要是实现自身的健康、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必须遵循自身的运作逻辑和发展规律。

第三，大学对自治与自主权的强烈要求，既反映出大学摆脱外部干预的情感诉求，又反映出大学追求目标的积极主动精神。

(2)如何实现大学自治。大学自治诉求的深层意蕴乃是学术自由，它是大学主体性与自主性生成的重要外部环境。大学自治诉求的目标，一是重构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二是还原高校以完全意义上的独立法人地位，并在此基础上重构大学的内外部自治体制。

第一，让渡政府控制权以回归大学自治，其核心是分离“三权”，解除大学与政府之间的隶属关系，代之建立委托—代理人制度。大学校长可以作为委托人和独立法人，通过理事会对学校工作实行咨询、立法、问责和监督，全权管理和经营大学。

第二，自主管理与自主经营。自主管理与自主经营，是大学作为一个社会独立的学术机构为避免外界干扰而应有的符合大学自身发展逻辑规律的主权，是大学实现内在发展、外在竞争及其追求卓越的基本前提，是实现社会与国家期望的先决条件。自主管理与自主经营，就是让学校按自身规律去独立自主地发展，政府只应充当“守夜人”或“保护人”，从而保证学校实现科学、稳定、健康与可持续发展。

(3)大学实现完全意义上的自治，并非让学校成为游离于政府之外的无序实体。作为政府，其主要职责是通过法律制度、财政制度和科研项目来宏观指导与调控学校发展方向;作为学校，则是通过依法治校及其卓越的自治、自主、自律行为，围绕学校声誉和社会需要高质量、高水平的出人才、出成果。

总之，大学组织的特殊属性决定了它应该也必须对自身的前途负责，对社会成员的和谐发展负责，对社会的文明发展负责，对国家的前途负责。

2.专家治校

专家治校理念，包括教育家办教育和教授治校两个方面的内容。

(1)办教育，教育家当然是专家。教育家办教育是专家教授角色的回归和责任的回归;纠正当前高校衙门化、行政化和官本位化现象，是实现专家教授治校的基本前提。

中国共产党早在1946年2月6日的《新华日报》社论《学校要做民主的堡垒》一文中就有精辟的论断:“学校应该让真正从事教育事业的学者去办，西南联大所行教授治校制极值得赞美，教育行政机关只能处于辅助地位……大中学校长成为委任的官员，是极坏的制度，尤其是大学校长更应该是极荣誉的职位，只有教授与学生的公意才能决定其去留。此后，教科书的统制应该取消，让学生根据民主与科学的精神而自由地编撰……应该征求专家、学者、教育工作者的意见进行修改，学校内教师讲学、学生讨论的自由应该做到充分的保障。此外，现行的统一招考，教育官署审定教授、教员资格等制度也是变相干涉学校行政，也没有保留的必要。”^[20]

2007年3月，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教育家办学这一明确主张。在2010年2月举行的教育改革中长期规划研讨会上，温总理再次强调这一主张。时隔60年后的今天，温总理多次强调教育家办教育，表明我党再次确认教育家而不是“教育官”在高校办学中唱主角这一专家教授治校的思想理念。

综上所述，今日之大学要淡化以至取消大学校长的官员身份，由本校教授组成的学术委员会在更开放的范围内并以民主程序遴选出的优秀适宜的专家教授出任校长，真正实现由“教育官办学”向“教育家办学”的转变。

(2)要出教育家，就要选拔懂教育的校长办学，而且经公选的校长确实有权主理学校。大学校长角色可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学术象征型、教学行政型和校务经营型，一般来说，大学校长应是校务经营型，即应是名副其实的教育家，有突出的组织和协调能力，突出的社会活动与公共关系能力等。

但是，选拔校长无论有多少标准，有三条必须把握:一是要有一定的教育思想及其相应的教育理论水平;二是要有教育管理的实践经验和治学风格;三是要有热心教育的情怀和奉献精神。

(3)教授治校与治学。近年来，人们对教授治校与治学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这种呼声所反映的，不简单地是人们的一种怀旧的情结或复古的愿望，而是人们在寻求“还原大学”过程中所发出的一种自然呼唤。教授治校只是一种符号，它背后反映的则是“大学不像大学”的问题。

第一，人们期望教授治校，说明现实中的教授没有治校，而是行政官员在治校。理由在于，在中国现行大学体制结构下，无论一个人原先是怎样的角色，一旦进入行政管理系统，便遵循行政行权逻辑，这就是所谓的“屁股决定脑袋”和“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更为复杂的是，大学里许多就职行政岗位的人虽然也有“教授”的称号，但他们与教学和学术研究基本没有什么关系。

第二，教授既可以治学，也可以治校。教授皆为学者，学者不治学岂非笑话!因此，教授治学，本意在于治校，在于行使学术权力治校。

其一，教授治校，并非直接指向某个人，而是指教授整体。就教授个人而言，他们中可能很多人并不适合担任校长或其他管理者，但并不表明他们不适合参与治校活动。

一方面，某个教授可能不适宜直接做管理者，但却有权选择和监督“管理者”，有权参与管理大学，有权要求管理者这样管而不能那样管，从而保证大学的学术性、文化性和先进性;另一方面，众多的教授中一定有适合做校长的人选，教授治校也一定能把学校办好。说大学不能由教授治校，就像说企业不能由企业家管理一样荒唐。

其二，教授治校不是一种政治策略，而是一种教育思想，一种大学管理价值取向，一种保证大学之为大的根本制度安排。大学是一个学术性机构，教授既是这个机构中的活动主体，又是这个机构中相对而言学术水平最高的群体。限于专业分工，他们不是全能之才，但他们最理解并能把握大学的本质和宗旨，最熟悉教学科研活动的逻辑和规律，最熟悉大学发展的规律和规则，最爱惜和维护大学的声誉，因而他们在整体上既有智慧和能力、又有义务和责任来治理学校。

其三，教授治校，意味着大学管理体制中政府权力、学校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三者关系的重构，重构的目的是强化学术权力体系。

在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官本位”治理传统构成了全部社会生活。所谓“官本位”治理传统，是指以政统为主导、道统做支撑的社会运行的所有观念及其制度系统，即以权力垄断权力及社会所有资源配置的观念及其运行制度系统。它具体表现为:以政府权力系统为特征的政统可以择定道统，代替法统，统驭学统，或者说政统在社会生活中有择道、代法、统学的所有权能。

“官本位”治理传统及其形成的文化理念对高校危害极大，重申教授和专家治校理念，正在于强调回归并完善以学术权力为本位的现代大学制度。

3.学本位

所谓学本位，即大学发展必须以学者、学生、学术和学科为中心，以学术自由为制度保障，努力实现学者成长、学生成才、学术创新、学科发展和学术卓越，最终实现学校发展。在学本位中，学者、学生是核心，学术、学科是基础，学术自由是关键。

学本位理念的核心是学者第一、学生第一。一方面，学校发展的最终标志及其最终价值，是学者学生发展;另一方面，学校的社会声望与兴旺，均仰赖于学者学生的学说与学术创新。“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学校规模不在大小，有学说乃大，有大师大才则名。^[21]

第一，以人为本的哲学就是学者学生第一。以人为本的“本”有两种理解:即本钱还是本位?以人为本钱，就是工具主义加刚性管理;以人为本位，就是人文主义加柔性管理。

所谓学者学生第一，一是大学为学者学生而立，学者学生在学校所有教育资源中为第一重要资源;二是以学者学生发展为本，让教师在书香校园中成长为名师大师，学生在教学科研活动中成长为大器大才;三是在学校发展运行中，尊重学者学生的尊严并发挥他们的主人翁作用;四是教师自律与学生自治。教师自律和学生自治，即自由、自主、自为和自律。

学生自治是我们长期以来不以为是并极度忽视的问题，而大学和中学的一个根本区别在于:中学生是未成年人，而大学生则已经成为法定公民。学生在大学期间如果不能自由、自主和自治，那是学校管理的重大失误;如果一个年轻的公民在大学期间没有学会自由、自为与自律，那是学校教育的重大失败，由此共和国的公民社会则无从产生，创新民族与创新国家更无从谈起。

第二，学科与学术是大学存在的基础。学科为本，就是努力创建世界一流的前沿学科，努力创建富于生命力的新兴学科和富于生态性的、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学科。

学术为本，就是大力支持和关爱学者对科学真理的探索与追求。温家宝总理指出，一个民族要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22]我们的大学少一些功利主义，多一些理想主义，就会有多一些关注天空的人;大学少一些官本位，多一些埋头办学的教育家，我们的未来才大有希望。

既关注脚下，又仰望星空，是发展学术、学科的理想原则，忠实履行这一原则，学科发展、学术卓越便大有希望。

第三，学术自由是学本位之能否为本位的关键。学术自由与大学实际上是一回事，学术自由既是学者的生活哲学，也是学者的生活方式;既是学术创新的环境氛围，也是学术生存发展的机制。没有学术自由，就没有学本位，就没有学者、学生、学术和学科，就没有大学，就没有创新民族与国家。

4.依法治校

(1)依法治校包括依法治校和民主治校两个方面的价值体系，其核心在于:民主是法治的文化基础，法治是民主的制度体现，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第一，民主与法治说到底，是一种尊重学者、尊重学术的精神信仰、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即:尊重人(需要、能力、个性)、依靠人、为了人和服务人;尊重学术，以学术为本，以学科为本，以学者为本。

第二，根据这一精神信仰、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一是要求管理方式由传统科层制、监控型、授权型向松散耦合型与民主合作参与型转变，并最终转向以智慧潜能开发、人力资本的价值增值为主体。

二是在学校整个运行过程中，力求少一点管制，多一点民主;少一点指令，多一点法治;少一点刚性，多一点弹性;少一点精细，多一点简约;少一点强制，多一点信任，由此使学者真正成为学校的主人、管理的主人和发展的主人。

(2)民主是确保学校文明发展的基本前提。教育管理犹如太阳底下的一面三棱镜，通过不同的文化传统、教育传统和社会制度折射出不同的光泽。

第一，民主治校是实现“求心力”与“远心力”平衡、统一的文明途径。所谓“求心力”，即向心力，指群力求同合一而向中心聚集;所谓“远心力”，即离心力，指众力与中心保持距离而各行其是。^[23]就政治行权方式而言，“求心力”谓之集权统治，“远心力”谓之分权分治。两种方式很难说它们就一定优劣两分，而是各有利弊春秋，关键在于把握行权过程中的平衡有度、张弛有度和适时适度。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之所以能在浩瀚的宇宙间历经亿万年而运转不息，关键在于其能始终保持以太阳为中心运转的位置与速度，进而维持着“求心力”与“远心力”之平衡。现代大学的民主治校理念，也应遵循“求心力”与“远心力”的平衡规律，遵循民主与集中的平衡规律。

中国大学长期奉行集权运作，一直对“远心力”缺乏辨证、甚至带有偏见的理解，导致社会各层面的“求心力”观念坚如磐石，严重地影响了事物的科学与辨证发展。

第二，民主治校，关键在于坚持程序方式，包括扩大管理过程中必要的多方参与、协商与合作，实现民主决策、民主治理和民主监督。

所谓民主治校，不等于是一人一票的少数服从多数的计票游戏，而是一种各方参与的协商过程，一种多数和少数都得到尊重的结局。

一方面，实现民主治理，要求学校领导必须具备尊重各方权利的素质与愿望;有各方是相互依存关系的理念与情怀。另一方面，实现民主治理还取决于多方参与意识的发动，多方参与意识越强，实现参与治理的可能性和成功性就越大。

(3)法治是确保学校科学与有序发展的可靠保证。所谓依法治校，就是使学校的一切决策活动和发展过程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由此使学校实现有理、有据、有序及其健康、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第一，依法治校，一是法制完善，法规完备，有法可依，照章办事;二是政府、市场和学校三方面权利边界清晰，大学举办者、管理者和经营者三方面的责权利内容清晰;三是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包括行政权力、学术权力、教职工权利和学生的民主权利的边界清晰。

第二，实现学校管理体制和运行方式的转型，一是党政分开，实行党委治党，专家治校;二是加强和完善理事会决策下的校长负责制，实行校务民主议事制度及其程序，包括议事、听证、监督、问责及其责任追究制度;三是完善教代会制度，学校总体发展决策应由教代会讨论决定;四是加强和完善学术委员会和教授委员会领导下的包括师资队伍建设、业绩考评、职称评审和学科专业设置与建设等学术管理运行制度。

第三，依法治校的真谛是尊重与保护人权与学权，其要义在于尊重和保护教师与学生的自治权和发展权。对于中国大学来说，学生是学校里时下最弱势的群体，他们的权利最容易受到漠视和侵犯，因而最需要强调以学生为本。

大学生具有学生与公民的二重身份:作为学生，他们理应接受学校各种规章制度的强制性约束;作为公民，他们的合法权利理应得到法律保护。因此，作为学校来说，一方面要“慎用权力”，不能随意介入学生私领域，对待学生的各种缺点错误应尽量采取宽容的态度依法加以量度处理;另一方面要教育引导，帮助学生增强法制观念和维权意识。

人的身心健康发展也需要“求心力”(群体规范)和“远心力”(个性自由自主)的平衡与和谐，如果个人“远心力”(个人兴趣爱好与特长、创造精神与能力)没有得到充分施展，也就谈不上社会整体积极向上与全面发展，“求心力”也将虚拟化。

5.科学发展

科学发展理念，即是高等教育事业和高等学校的科学发展观。

(1)所谓科学发展，一是指遵循高等学校发展规律及其内在逻辑科学办学与可持续发展，二是指大学依据教育科学理论理性发展，而不是凭着经验办，跟着风向走，追随外部意志走。

当前，国内创办一流大学的呼声高涨。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宣传造势是必要的，但先行精心打造一流教育学说、让一流的教育学说推进教育事业科学、理性、健康与稳定发展更为重要。

(2)大学的科学发展，一是要理性与健康发展，防止盲目发展和大跃进式发展，二是必须把官本位、钱本位和物本位等形形色色的非教育和逆教育因素减少到最低限度。^[24]

(3)树立教育长效的战略发展观。教育不是立竿见影和急功近利的事业，因此必须批判短视的实用与功利主义。教育长效论必须在中国深入人心，特别是以教育的优先发展来确保教育的长效。

国内外事实证明，凡是经济发达地区，必定有高水平的大学，必定有超前的、力度较大的经费投入。现实问题是，没有人不说教育重要，但在数字出政绩、出官员面前，真正举重力、举心力投资教育者少之又少。

(4)树立知识整合化教育观。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是社会前进中的双轮，各有分工、各有用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补、共进关系。把它们分离是错误的，相互消解是愚蠢的，相互为敌更是危险的。当今知识社会，文理融合、全面发展的整体知识化教育，既是人才和谐、健康而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大学学科、学术繁荣的必由之路。

(5)树立生态化发展观。大学生态化发展观与科学发展观或可持续发展观，提法不同，视角各异，但内涵本质与外求目标具有同向性。

第一，树立大学的生态化发展观，是指把大学视为一个有机、统一的生态系统，其内外部生态系统中的各生态因子(各种环境资源、学习和其他教育者)都呈有机联系，这种联系又动态地表现为统一与矛盾、平衡与失衡运动。

第二，大学既要探讨与自身生态关系尤为密切的外部生态因子，如自然、社会与规范环境资源等因子对学校生态系统和谐发展的影响;也要认真探讨学校内部各种生态因子，包括教育活动中的授受双方的生理和心理环境等内在的生态环境因子，以及对教育教学活动开展和学生身心发展的其他校园环境影响因子，从而以内外部生态环境影响因子的和谐统一来促进大学的和谐与生态化发展。

6.科教并举

科教并举，既是现代大学之办学基本原则，也是现代大学之办学基本形制。

(1)君子务本，大学之“本”就是人才培养与教学。人才质量和教学水平是体现大学优劣的基本尺度。任何一所一流大学或者好大学，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能培养出在社会各个领域里具有重要影响的精英人才。因此，精英教育与专业教学是所有大学的本体使命，是大学发展的重中之重。

(2)科研反映着大学的学术水平和社会声誉，它支撑着人才与教学的质量向度，故科研必须与教学一道，在高校尤其在研究型大学建设中置于同等重要地位。

大学既是培养直接服务于社会的高端人才的机构，同时也是国家科学技术研发的重要基地之一(还有社会其他科研部门)，因此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文化教育力和科技创新力。当前的问题在于，由于大学普遍过度关注科研指标，由此导致教师重科研而轻教学;科研管理的量化过于刚性，导致教师的短期行为和学术腐败。

(3)钱学森追问之思。2005年，钱学森先生对前去看望他的温家宝总理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个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对于钱老的这段话，不同的人自然有不同的解读。在笔者看来，由于我们的大学肩负社会使命太多、太重，因而往往不得不牺牲其培养专业人才、开展专业教育和为学术而学术的本体使命，这是“没有一个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的根本原因。因此，对于钱老的这段话，大学要认真思考，政府更需要认真思考。

7.“三创”教育

所谓“三创教育”理念，指的是一种创造、创新、创业的新型教育思想及其方针。当今时代，知识经济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形态，更是一种社会形态，一种文化形态，以及与之匹配的教育形态。知识经济时代，各民族生存与发展并在世界竞争格局中确保制胜的核心要素是创新精神及其创造、创业能力，因而“三创教育”势必成为当代任何一个试图建构创新民族与国家的最佳教育模式选择。

(1)文化思想革命和教育范式转型。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中国日益深入地参与世界竞争及其自身发展显现出来的弱势创新能力，三创人才培养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摆到全民族面前。

第一，长期以来，我国教育遵循的是以知识传承为中心的守成与就业教育理念及其教育范式。而“三创”教育则是提倡以促进学生发展、培养创新人才为根本价值追求的新教育理念及其教育范式。

从守成到创造，从就业到创业，从受动教育、互动教育走向创造教育，无疑是教育界的一场现代文化思想革命，它必将促成中国传统高等教育实现向现代高等教育理念及其范式转型。

第二，三创教育的价值选择与目标取向在于两个方面。

一是引导学生构建新的人生观与社会价值观，这种新人生观与价值观以独立人格和主体精神发展为核心。只有当独立人格和主体精神力量得到充分尊重、开启与激活时，知识才能在教育对象的智慧运动中实现创造性的整合。发挥创造性的巨大量能。

二是培育学生的创造性欲望与创新性精神，这是三创教育的实质所在。三创教育不只是一种专业培训，也不只是一种技能培训，而是一种素质整合与精神激活教育。当素质得到完满整合，精神得到充分激活，创新精神、创造性能力及其创业能力便水到渠成。

第三，三创教育能否成功，取决于学校和社会的共同努力。作为社会(包括政府与各界公众)，其责任在于自觉营造一个最有益于师生心灵驰畅和大脑发达的环境，从而为民族、为国家发展智慧与大脑。

(2)教育过程与方法革新。

大学要成为创造性人才成长的摇篮和“创业者的熔炉”，即以创造性的教育思想、创新性的教学方式培养尽可能多的能创新、会创业的新型人才。

第一，高校在播种文明种子的过程中，要特别注重培育具有广泛迁移价值的学习态度和方法，并使这种蕴涵着很高智慧价值的学习态度和方法内化为学生结束课程学习后，获得继续求知以适应瞬息万变之未来的基本能力，以及创业而不仅仅只是接受社会给定职业的人生态度与价值追求。

第二，强化学生的创业能力，没有创业能力的创新教育，等于创新学习的过程没有完成。换言之，创新必须创效，不能创造社会效益的创新则没有生命力;创造创新不是纸上谈兵，只有实现产业与财富转化，它才具有教育价值和社会价值。

创业能力不会自动生成，需要科学的训练与知识技能传授。三创教育不是知识技能培训，但不等于没有知识技能培训。

第三，大学的使命不在于直接为学生提供就业机会和解决社会就业危机，而在于通过践行“三创教育”，促使自己更好地完善社会职能、使命与责任。

8.开放办学

(1)现代大学之为现代，开放是标志，它体现于两个层面:一是作为自在状态，政治上没有限制，思想上没有禁忌，精神上没有禁锢，心灵上没有围墙;二是作为自为目标，建设现代大学，既非图一校独大，也非为向别人看齐，而是办全国性乃至于世界性的大学。

(2)大学的开放性，一是导源于教育之材——知识所具有的普遍性，即知识无国界。世界文化中蕴涵着丰富的本土化文化资源与素材，不同的文化都在不断地进行着适应、采借、吸收、整合，世界文化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文化本土化的历史;二是导源于人类的教育生活需求及其教育资源的分享性;三是导源于从事知识传播与创造的人们普遍具有的自由求知精神和智慧互补优化需求;四是导源于知识的整体性与整合性。知识没有有用与无用之分，无用之用常为大用;五是导源于文化的流动性与教育的功能性。一方面，文化是流动的，对文化的理解也是不断发生变化的。任何民族的文化形成、发展、流动与进化，与他种文化相互沟通与融合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形式与途径。今天的世界已经成为公共领域，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文化都无法回避地在这个公共领域中进行交往、对话、比较和优选;另一方面，作为文化选择、传播和创新的机制——教育来说，开放是其本能、职能和功能。

(3)国际化是开放化的必由之路。

第一，三条措施:一是鼓励文化多样、学派多元、思想价值多元;二是加强学者、学生和学术的跨区域、跨国界交流与合作;三是加强外语教学，加强国际文化课程设置。

后两条好做，前一条最难，但前一条也最为重要。当今世界，任何文化资源、学术研究都不是完美的，声音多样，意见多样，形式多样，才有利于最优抉择和最优发展，而不至于一根筋蛮干到底。

第二，三个目的:文化观念、教育范式和人才生成的国际化;教师、学生来源的国际化;教学、科研、学术活动及其活动手段的国际化。

总之，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发展手段和技术的不断进步，大学开放化和国际化的动力来源将更加多元化，趋势将更为强烈，形式将更为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