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体制改革及其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条件与力量

三、高校体制改革及其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条件与力量

中国大学和世界各国高校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两种教育管理体制的竞争。著名学者邱成桐认为，如果中国的学术环境再不改变，中国的科技不是赶超的问题，而是继续落后的问题。换言之，中国的大学如果不能尽快建立起现代大学制度，那将不是赶超的问题，而是继续落后的问题。

1.社会变迁要求高等教育体制改革

第一，社会经济与政治体制变迁要求相协和的教育体制改革。在市场经济影响下，学校必将全面面向社会运行，由此促使学校运行机制发生相应变化;政治体制改革带来的政府职能转变，引发学校与政府关系发生变化，学校的自治自主地位将得以加强，由此极大地释放学校的发展活力，而建立现代学校制度的诉求正是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标志。

第二，随着社会持续变迁，当务之急和最根本的是继续推动和深化高等教育体制和机制的改革，改革和革新的重点是培育和释放高校的动力、活力、能力、潜力，培育它们的特色，保证学校在如此多重过渡中，处于主动的位置。

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大学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办学自主权力和个性化发展空间，但大学自主性制度创新的滞后又使大学陷入了自我发展的制度短缺困境。大学发达史表明，大学发展既取决于政府和社会为大学提供怎样的资源和制度环境，又取决于大学自身在多大程度上拥有自我管理的条件和能力，两者的失衡必然影响到大学发展。因此，围绕以大学办学自主权为核心的自主制度建设成为大学制度改革的当务之急。

第三，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是以学术发展为中心，运用市场机制来管理、运作和经营学校。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对现行学校制度的调整和改革，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学校制度，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来进一步解放教育生产力和学校发展力，为尽可能多的社会大众提供充分的、平等的、成本较低的、优质的教育服务，并为社会大众获得这种优质的教育服务创造公平的制度条件，其重点是建立开放的、民主的、以人为本的、最终指向育人的学校管理制度。

总之，构建现代大学制度是现代社会发展与大学自身发展的双重与双向要求。现代大学制度除了具有时代性，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社会现实发展需要和与时俱进的精神以外，还应具有人本性、民主性、科学性、开放性、发展性和生态性等特征。

2.体制改革的条件和力量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革故鼎新和变革洗礼后，人们的社会生活日益公共化和理性化，这为现代大学制度改革与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心理基础，并确保高等教育体制步入稳健改革的轨道。

(1)体制改革的内外条件。

第一，政府官员的政治素质提升及其职能转变，对推进大学制度从外控管制式向法人自治式变迁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第二，公众整体文化素质的普遍提升及其社会生活日益公共化和理性化，公众对高等教育的认识、需求和热情不断提高，有利于推进大学体制改革过程中融合更多的智慧和力量，从而有利于创设更具“适切性”的教育管理体制。

第三，高等教育国际化及其频繁的大学国际化交流与合作，使得中西方大学制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一方面，随着人文社会科学和国外制度文明的导入，学者对国内外大学制度的认识不断深化，观念意识不断更新;另一方面，管理科学、教育科学、制度经济学、教育社会学等学科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本土化发展，为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奠定了理论与技术基础，并极有利于降低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与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成本。

(2)体制改革的力量。我国大学制度改革应采用精英推进为主、多元选择为辅的模式。用林毅夫教授的制度变迁理论说，就是采用以强制性变迁为主与诱致性变迁为辅的改革模式。

第一，主体力量。

首先，从总体上说，高校体制改革及其现代大学制度建设需要多方参与，其中:政府是外部关键性组织力量;社会集团、企业和社会各界精英是外部重要性推动力量;大学内部改革的倡导者和执行者，主要是校长书记们和学术界名家，特别是教育家和教育改革家们，他们是制度改革最直接的内部关键性发动力量。

其次，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根本性的变革，这个变革以公民社会的日益壮大为迹象，由此社会公众成为社会建设的重要主体力量。

一方面，日益壮大的社会组织及其所代表的各阶层利益诉求，成为推动社会建设及其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我们不要人为地把社会组织推到对立面。维权围绕的是法律和权利的实现，它是好事而非坏事，一个没有泄压阀的社会恰恰是最危险的。发达国家正是在数百年的民权运动中，通过司法制度规范公民结社及其社团组织活动，从而实现社会的团结稳定和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

另一方面，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及其功能的拓展，为公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个人自由表达空间，它成为公众对公共政策和政府官员形成广泛的舆论监督力量。公民和网民的日益理性与成熟，使政府行为不断受到来自社会的问责和约束。

中国大学既然出现了制度性疲乏，现行的大学制度压抑大学的本性并成为大学新的发展的锁镣，既然这种对大学的过度管制没有提高社会的整体最佳效益，既然时机已经成熟，我们所缺少的就是行动。

第二，理论力量。

其一，系统生态理论。从根本上说，高校体制改革及其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是建设一个生态化的社会系统生态格局并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是社会建设与社会制度创新的需要。

其二，制度变迁理论。制度变迁理论的重要特点是，强调制度及其变迁对于不断优化人们行为方式并改善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的决定性作用。因此，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不仅在经济领域里有着重大解释力，在社会其他领域里同样具有重大解释力。

制度效益理论认为，制度是重要的资源，制度对组织运行成本和收益具有巨大影响。但制度变迁也需要成本，所以推行制度变迁要进行成本——收益分析。

制度变迁受环境、文化的影响并具有三个特点:一是高效制度终归要取代低效制度。中国大学制度运行成本高、收益低，进行制度变迁是必然趋势。二是如果低效制度能够持续存在，其原因是还存在没有被我们发现的可以补偿资源消耗成本的隐藏利益，如监督成本大大下降、某些活动的产出增加了或大大降低事后的风险成本，同时可能存在某种既得利益的强势集团，他们通过竭力维持现有制度为自己谋利。三是如没有发现上述的隐性利益，我们就应该果断进行制度变迁。

其三，权力制衡理论。当今的中国社会，存在一个“威权政治加市场经济”的双轨制度。这种制度容易导致权力的贪婪和资本的贪婪的恶性结合，而这正是当今中国一切社会问题的总根源。

首先，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是配套的。没有民主的市场经济只能是权力市场经济。在权力市场经济下，没有制衡的公共权力，只会导致政治与经济腐败。

针对当前面临的社会问题，改革的紧迫任务是制衡权力和驾驭资本。改革目标是将“威权政治加市场经济”转变为“民主政治加市场经济”。

其次，制衡权力必须有权力体系外部的力量。简单的力学常识告诉我们，内力不能改变物体的运动状态，正如自己不能抓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一样。中国现在也有完善的权力监督体系，但这些监督力量仅是内力。

一方面，外力制衡才能真正限制权力，但这需要民主政治，需要破除政治垄断并开展政治竞争，毋庸置疑这恰恰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敏感而核心的问题。

另一方面，现代民主制度是制衡权力和驾驭资本比较有效的制度，这是人类社会在千百年来的政治实践中产生的制度。我们在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时，应当吸收人类这一具有共性的文明成果。

其四，公共治理理论。随着世界性的公共改革运动，20世纪90年代以来，交叉于经济学、政治学和管理学领域的治理理论兴起。公共治理理论的核心议题是公共利益，它力图通过阐释从主体、结构到手段的现代民主形式，肯定并发展着社会公共性的思想理论内涵。因此，治理理论不仅在经济与政治领域里有重大解释力，在社会其他领域里同样具有重大解释力。

首先，公共治理理论改变了传统的教育管理理念及其管理方式。治理理论不仅指明了在教育事业内部所涉及的各方关系，更要求学校与学者、社会与学校、政府与学校各方之间建构科学、民主的以对话协商与合作式的网状管理系统。

其次，公共治理理论的兴起，一是意味着国家公权必须受到约束，使之不得随意干涉包括高校在内的各个社会组织的内在发展规律;二是意味着政府在社会生活中、在教育领域的角色及其行政管理方式发生变化，教育事业所涉各方利益得到观照，即:学校的组织属性得以强化，学者的主体性得以增强，社会的参与性得以尊重;三是作为公共性教育机构，教育事业的发展关乎国家和社会公众的利益。政府和社会各界出于利益诉求，对高校进行适当干预和约束也具有一定的“应然”合理性。换言之，高校的运行未必都具理性，其自治是有限度的自治。当然，外部干预不得损害学校的组织属性，不得伤害学术自由。

再次，公共治理理论将民主、公民权和公共利益置于核心地位，强调社会各利益主体的平等、合作、参与，这不仅使社会公共性及其公共性制度建构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代，也使高校的公共性治理及其公共性服务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代。

总之，社会建设及其政治改革要采取积极的态度。作为公众，要在各自的岗位上、用各自可能利用的一切资源，努力推进社会民主进程。作为执政者，要积极、主动、自觉地推进改革。民间力量的积极推进和执政集团的主动改革，二者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应当是中国社会建设及其政治改革的动力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