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的素质论争

三、校长的素质论争

校长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历来是一个众说纷纭且无定论的话题。

1.职业管理者:理想校长的根本依据

研究和经验性的观察表明，决定学校效率的主要因素之一(如果不是唯一主要因素的话)就是学校校长。一个有能力组织有效集体工作，并被视为懂行和思想开放的优秀管理人员，常能成功地在其学校中引进重大的质量上的改进。因此，必须把学校托付给合格的教育管理人才。优秀专家和优秀校长是两码事。校长必须是专家，但校长更应该是教育家。这里的教育家，不只是指会教书，还意味着懂教育、会办教育和会管理学校。

第一，从实际管理过程来看，一个好的教授并不能保证是一个好的校长。领导者的专业化、知识化不等于专家化。知识结构、学历结构和能力结构三者是有差别的。

美国科研管理研究的权威杜克曾提出作为科研领导人应避免犯错误的12条著名措施，人称“杜克十二戒”。其中第十一条说，假如一个科研人员很有科研水平，就马上将其提升为科研经理，这样做是不对的，因为科研有才能不等于在企业管理和经营方面有经验，这是两码事。美国管理学家巴达威因此指出，管理理论是一门科学，管理实践则是一门艺术。专家做管理者，必须注意向管理者转型。

第二，一流的学者不应该做校长，一是可惜了;二是当校长的，除了学术眼光，还需要有管理经营才能。

一流学者大都有强烈的学术兴趣，当了校长，放不下自己的研究，还在拼命争课题、带学生，这样一来，两头都做不好。因此，校长的主要任务是当伯乐，而不是自己争着去做千里马。一流学者大都性格坚强，认准方向后，不听劝阻，锲而不舍，一直走下去，才能取得如此成就。作为学者，这是优点;作为校长，则未必。过于强烈的学术背景，有时候会阻碍他们以平常心看待其他学科，弄不好还刚愎自用。

学者陈平原在《“兼容并包”的大学理念》一文里谈到蔡元培的素质结构时认为，现代学术的发展日趋专门化，因此专家易得，通才难求。作为总揽大学全局的校长，需要的恰好是“通才”而非“专家”。看看蔡校长兴致盎然地谈论文学、史学、哲学、美术、音乐、政治、伦理、教育等，而且全都具备“高等常识”，你不能不佩服。这样的大学校长，方才配谈“兼容并包”。学识渊博而且兴趣广泛，才能有学术上的前瞻性与判断力，所谓“识鉴”，所谓“气度”，均以此为基础。^[5]

2.教育家、学术专家兼社会活动家

其基本标志一是具有学术专家的素质和人格;二是具有教育思想理论修养和管理经营头脑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的人格特点和素质。

世界知名的荷兰格洛宁根大学校长斯瓦茨认为，大学校长应该是一位科学家而不是政治家。只有自己是科学家，才能保证从科学角度考虑问题和执行管理，确保教师和学生的质量。哈佛大学第27任校长劳伦斯·萨莫斯曾经是克林顿政府的最后一任财政部长，2001年3月被哈佛大学校长遴选委员会推举为校长。他是从最初多达500人的候选者中脱颖而出的，被他击败的对手包括政坛人物戈尔。哈佛校长遴选委员会认为，哈佛校友戈尔缺乏学术界的经历和成就。萨莫斯不但在专业领域具有说服力的成就，而且交友广泛，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就是他的网球球友。

东京大学校长小宫山宏认为，优秀的学术背景和在教授中的威望，是当代大学校长的两个必备素质，是政治家还是教育家并不重要，但最好兼备管理和学术两方面才能。虽然二者兼备很难，但小宫为了确保素质平衡，既坚持为学生讲授课程，而且为了加强管理才能，曾经尝试在很多行业交朋友，甚至还曾经是橄榄球俱乐部的成员。

3.校长:一种专门职业。职业化管理者

随着高等学校的规模化及其内部结构与外部关系的日益复杂化，使得高校的管理越来越需要专业化与科学化。高校管理的这一变化，使校长的职业化与专业化成为必然趋势。

第一，大学校长的职业化和专业化，在于肯定校长是一种专门的社会职业门类，在于否定校长的官僚化。作为学校管理者，大学校长的心神应该立定于教育界，即应致力于教育与学术管理，而不能演变为行政官僚，也不能异化为学术官僚。

这里，大学校长应该是政治家还是教育家的命题，既是一个是否承认校长为一种社会职业的问题，也是一个是否承认学校的社会专业属性的问题。从当今世界大学发展史和校长职业发展趋势看，校长是“家”不是“官”;校长是“家”不是“商”;校长是“家”不是“匠”;校长是“家”不是“神”。换言之，校长的职业性质及其基本素质要求应是教育家或教育经营管理专家，而绝不是什么政府官员、市场商贾或政治神灵。

第二，职业化和专业化已成为现代校长职业发展的一种趋势。美国学者哈罗德·施托克(Harold W.Stoke)在其1959年所著的《美国大学校长》一书中指出，美国大学校长已经开始从学者型变成管理型和经理型的校长。近年来，美国高校从企业家或企业管理人员中聘选校长的人数越来越多。而且，院系领导人选的聘选也越来越注意他们的管理素质。

第三，大学校长必须职业化和专业化，因为任何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如果一位学者身兼学术与管理两任，等于让他一人从事两人的工作，即便个人愿意，但他也无法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大学的管理中。

比如英国的大学校长在任职期间，不能再将自己的时间精力全部放在专门学术研究上。因此，英国的大学校长们清楚地知道，他们从学校领取的每一镑薪水，都是其作为职业管理者的酬劳。剑桥大学校长艾丽森·F.理查德教授曾在演说中指出，作为校长，她很难兼顾学术事业与校长工作，尽管她本人很喜欢自己的学术事业。因此，她个人必须以职业管理者的角色把握自己作为校长的主要工作目标，搞好学校的整体科研、教学与人才培养工作，促进学校良好运转。使学校保持世界一流的位置，并走向更辉煌的目标，才是她的工作重点。^[6]

综上所述，一是大学校长一旦任职，则不能再一心二用于自己的学术事业与学校的管理事务，任职期间必须停止手中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全心全意投身学校发展的筹划与营谋。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当年谈到校长的使命时曾经说，要“做整个的校长”，而“不做命分式的校长”。换言之，校长要有一种精神，“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执著追求，全心奉献。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指出，要搞科研就不要当官，要当官就不要搞科研，当了官就要好好为科研工作者服务，既想当官又想搞科研肯定什么都做不好。

二是校长不必是一流学者，但应是称职的管理者。

首先，大学校长的选聘观念必须更新。时下大学校长的选拔甚至形成这样的“思路与惯例”:大学校长最好是一流学者，即大学校长起码是院士，再不济至少也必须是个资深教授。此种学术权威当校长的选拔思路，对学术发展和教育管理都构成了妨害，往往是“双肩挑”变成了“双耽误”。

显然，校长在任职之前究竟是几流学者并非关键，真正的关键在于他是否或愿否矢志成为一流的教育家或职业化的教育管理专家。现代企业需要职业的经理人来打理;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法律事务，需要职业的律师来操持;办教育或办大学，同样也需要职业化、管理思想精深的教育专家来主持。

其次，高校管理是一门独立并且专业要求极为精深的学问，大学校长需要专门的管理经营者才能胜任。不是一流学者但是是一流教育家和管理家，且成功地将任职学校办成世界高水平大学或一流大学，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以蔡元培为例:他是一个老同盟会会员，为了推翻腐朽的晚清政府，他曾自学化学，自制炸弹，试图刺杀朝廷大臣;辛亥革命成功后，他当过实业总长和教育总长;除了出任过北京大学校长之外，后来又一手创办了中央研究院(即我们今天称为的科学院)和故宫博物院。纵观其一生，可以说为开创中国现代教育文化事业和创办现代高水平大学立下了丰功伟绩。但是，他并非一流学者或学术大师。但是，谁能否认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和一流的大学校长?

清华大学历史上最著名的校长是谁?不同的人虽然会有不同的回答，但是，绝大多数人会认为是梅贻琦。梅贻琦一生办了两个清华:北京的清华和台湾的清华，由此成为清华大学历史上贡献最大也影响最大的校长。但是，如果我们查一下梅贻琦的个人简历也会发现:虽然他是化学博士，但他一生查得到并留下来的论文只有两篇。在学术上，他既非院士，也非化学界的领军人物。但他同样是一位被后人公认的一流“教育家”校长。^[7]

再次，校长职业化与专业化已经是当代大学校长职业发展的一种基本趋势，同时也是当今世界一流大学的通行做法。2006年曾访问中国的耶鲁大学校长雷文就曾这样评价自己的职业:“作为一个大学校长，一定要有展望大学发展方向和提升大学品质的愿景，能够制定远大而且可以实现的目标，能够将大量时间集中在主要的行动上。”为此，雷文任校长12年，放弃自己曾经的专业，没有带过一个研究生，唯一专著是有关教育管理实践的研究——《大学工作》。^[8]

第四，在一个组织中，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评价标准。对于一名大学教授来说，对他(她)的评价标准当然是专业学术水平和科研水平，是院士或博士生导师。但是，对于一名大学校长来说，对其评价标准就不能是学术专业水平，或者是否院士，而是他有没有独特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有没有大学整体发展的战略眼光，有没有对人类科学发展的超前预见和战略把握，有没有对有着高学历但又很有个性的大学学者群体的管理与协调水平，有没有对如何优化校内外办学资源的营谋能力，有没有引进顶级学者的办法，这才是评价一名大学校长“岗位绩效”的真正内容。

今天，在中国大学跨入21世纪的时候，我们的大学校长当然不可能再是一个没有获得博士学位、没有专业学术职称的普通人。但是，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蔡元培和梅贻琦的故事就能明晰，在大力培养创新民族和建设创新国家的时代背景下，一个知识型的组织需要什么样的领导人，以及这种领导人必须具备什么样的智慧与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