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长的职业化与专业化意义

一、大学校长的职业化与专业化意义

职业化与专业化校长命题的提出，表明社会对大学校长这一角色有了新的认识。

现代社会是通过制度化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把以往社会的个体和少部分人改变人类思想、知识和技术的努力，变成制度化的社会推动力量。所以，专业化和职业化是人才生成与成长的前提，是社会事业发展的前提，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前提，当然也是现代大学发展的前提。

随着教育事业的发达，校长已经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成为一个庞大的社会职业群体和社会阶层，大学校长只是他们其中的一部分。

校长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是社会职业制度完善的内容之一，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大学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1.必要性

第一，社会变迁及其校长角色变迁表明，切不可误解专家治校，切不可将学科专门人才等同于学校管理经营者。一个优秀的小提琴手就能做一个乐队的指挥?显然不能成立。同样，一个优秀的教师或某个学科领域里的专家就能做一个学校的校长?显然也是不能成立的。优秀专家与优秀校长是两回事。

公共管理不只是科学与技术理性问题，而更多的是平衡与协调多元利益的艺术问题。作为一个学校领导者或高层管理者，大学校长既要有科学理性，更需要管理治理性、行政理性、法律理性和社会理性;既要有具体的治理技巧，更要有战略洞察与规划决策力、亲和力、沟通力和创新力。而这一切，端赖校长在专业化和职业化的职业生涯与工作实践中得以实现。

第二，大学校长应该是一种专门职业，这种职业是社会分工的体现。作为校长群体，应该作为一个专门的职业和独立的阶层存在于社会，而且应该区别于政府公务员和其他社会机构的领导者。

第三，作为职业型校长，它不仅需要职业化与专业化的知识与技能素养，还需要把学校经营发展好作为自己的从业和敬职标准。那种“双兼挑”的校长任用模式只能导致校长工作的业余化。

第四，校长应该是特别领域的管理专家。整个社会必须把培养和造就职业型的大学校长看作和培养造就企业家一样重要，而能否造就这样一支高水平的职业型、专业化校长队伍，关系到我们能否创办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和成为世界教育强国的问题。

第五，只有通过专业化和职业化，校长才能为大学提供专业化和职业化的服务，才能使个人的管理活动变为集体的制度化活动。

2.如何成为教育家

校长不可能都是教育家，但校长要力争成为教育家。教育家越多，越有利于教育事业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

第一，什么人可称得上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早在1919年就对教育家进行过分类:一种是政客的教育家，他只会运动、把持和说官话;一种是书生的教育家，他只会读书、教书和做文章;一种是经验的教育家，他只会盲行、盲动，闷起头来，办……办……办。第一种不必说了，第二、第三两种也都不是最高尚者。而“今日的教育家，必定要在下列两种要素当中得了一种，方才可以算为第一流的人物”:一是敢探未发明的新理，二是敢入未开化的边疆。“敢探未发明的新理，即是创造精神;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即是开辟精神。创造时，目光要深;开辟时，目光要远……在教育界，有胆量创造的人，即是创造的教育家;有胆量开辟的人，即是开辟的教育家，都是一流的人物。”^[9]

显然，在陶行知先生看来，称得上教育家者，必须拥有勇于开辟教育事业发展道路的远见卓识与胆识。所谓远见卓识与胆识，关键在于“见”，即超出常人的特别“见地”。这个“见”，包括作为教育工作者对人、社会和教育三者关系的卓识与把握。比如，赫尔巴特提出的教师、课堂和教材的教育教学三中心思想，就是“见”;杜威提出的“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就是“见”;蔡元培先生率先提出“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以及学校即训练人格的场所的思想，也是“见”。他们的“见”在今天看来或许有失偏颇，但“片面的深刻”要胜过“全面的肤浅”，更胜过“人云亦云”和“不知所云”。

教育要发展，教育科学理论需要与时俱进，没有教育家们的“先见之明”和超出常人之“见地”，教育理论将陈旧，教育事业将凋敝。

第二，如何成为教育家?要成为教育家，关键在于躬行意志。所谓躬行意志，关键在于“行”，在于超出常人的作为。只有“见”而没有行，或少有行，成不了教育大家。就时下中国的众多校长而言，既少有“见”，也缺乏“行”。

蔡元培先生之所以被称之为中国现代最为著名的教育家，在于他不仅有“五育并举”和“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科学理论之真知灼见，更在于他敢于直面社会与学校之传统陋习而实施大刀阔斧的改革实践之行;陶行知先生之所以被称之为中国现代教育史上著名的教育家，也在于他不仅有“生活即教育”的真知灼见，还在于他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执著精神并身体力行地实践自己的“见”;晏阳初、梁漱溟等先生之所以被称为中国现代社会的著名平民教育家，也在于他们不仅面对“愚、穷、弱、私”的中国社会有开展“新民教育”和“乡村教育”之“见”，而且在于他们勇于以“农民化”之情感与胆识，执著地深入穷乡僻壤去“化农民”。

中国需要教育家，需要大批超出常人的、具有真知灼见的教育家，而敏于“见”和勇于“行”是教育家们生成的必由之路。

第三，如何催生出千千万万个教育家?时代需要教育家，社会发展需要教育家，这已经是全社会上下一致的共识。然而教育家的产生并非贴几个标签就能达成，如何才能催生出千千万万个教育家?这是教育家办学命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