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内部问题严重

（一）组织内部问题严重

从1941年到1955年，协会的组织规模与结构和40年代初期没什么区别。^[24]主席仍然是两年更换一次，从1940年到1955年间协会主席如表3-2所示。1946年到1955年，协会的领导人员来源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也是导致秘书长把持协会并独断专横（其后有专门介绍）的主要原因。1940年到1942年，协会主席是来自西北大学的弗雷德里克（Frederick S.Deibler），他是协会的创始人之一，这也是协会创办人的最后一批成员，其后的主席基本上都是于1923年到1930年间在协会的工作范围扩展和入会资格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加入协会并成为正式会员的。他们在协会的组织与管理、主要工作等上有着十分有限的直接工作经验，所以，容易出现大权旁落，其他领导人专权等问题。

表3-2　1940年到1956年间美国大学教授协会主席及其情况一览表

续表

资料来源：Hutcheson，Philo A.A Professional Professoriate：Unionization，Bureaucratization，and the AAUP.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2000，12；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History of the AAUP.http://www.aaup.orgAAUPabout/history/,2007-12-02

在遭遇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麦卡锡大行其道的这段时间内，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理事会除了在1944—1945年间偶尔碰头以外，从1945—1955年基本没有开展什么活动，即便是召开会议，也只是形式而已。协会其他机构和委员会基本处于停滞（inactive）状态。尽管中间经常有地方分会对协会的这种状况提出抗议，但也无济于事。^[25]协会内部问题重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领导独断专横且懦弱无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协会主席职位有名无实，导致1946年上台的秘书长希姆斯特德（Himstead）和学术自由与终身教职委员会主席拉普拉德一起把持了协会的所有大小事务，并以希姆斯特德为主。在《一个专业的教授会：工会主义、官僚主义和美国大学教授协会》中，作者用了“寡头政治”（oligarchy）这个词语来形容希姆斯特德。“二战后，美国大学教授协会面临两大障碍，一个来自内部，一个来自外部。其内部表现为出现了一个独揽大权且相对没有同情心的秘书长和一个顺从的领导层。外部的则来自于麦卡锡领导对高校教师的连续不断地、恶毒地攻击与迫害。”^[26]

希姆斯特德一方面胆小慎微，生怕得罪麦卡锡和其他学校相关领导人，不敢与他们直面冲突，总是采取退让回避的做法，他习惯的做法就是将重要的事情搁置一边，然后处理一些不足挂齿的小事，使协会纠缠于烦琐细碎的事务，如对华盛顿大学调查的拖延等；另一方面，又将协会的大权独揽在自己的手中，害怕队伍的扩大使自己的权力旁落。如在调查德克萨斯州立大学的学术自由案件时，他采用了第一人单一代名的做法（the first-person singular pronoun），即他一个人签署一份报告，这在协会的历史上是极端不平常的事件。1947年，理事会资助他500美元让他收集有关教师薪水方面的数据。他与美国学院协会、美国教育理事会和美国教育办公室的代表会见之后即以第一人单一签名的方式提交了一份关于《经济地位、专业标准和总体福利》（Economic Status，Professional Standards and the General Wel fare）的报告，并说明他和美国有关高等教育组织机构的领导人均有固定的会谈。^[27]1948年1月他发表了关于40所院校的教师共享院校治理情况的调查报告，但这份报告的内容跟1939—1940学年这些院校分会提交的报告内容十分相似。^[28]同时，他十分敏感，对于他来说，他就是美国大学教授协会，任何来自于内部成员的不同意见和建议都被视为一种冒犯。如当协会坦普尔大学分会写信给总部批评协会无所作为时，他在回信中就抱怨这种批评似乎是对协会专职人员抱有敌意，这种批评无助于改善协会的工作。他不但将与其观点相左者视为不快，还为自己设置了一顶保护伞。他聪明地利用自己手中拥有的安排所有理事会会议和协会年会议程的权力，使得协会领导成员无法讨论任何可能会令其难堪的议题。所以，有美国研究者认为他关注的只是细节和权力，只要有事情发生就以自己事务缠身为由躲到一边，^[29]而不敢与外面的敌对势力较量，更不敢站出来维护教师的利益，从而使协会萎缩于自己的狭小一隅。他不仅没能领导和组织协会使之有所作为，反而导致了协会内部不和和问题百出，并最终导致其在若干重大事情上落败。

二战爆发以及麦卡锡运动的猖獗，侵犯学术自由和教师权益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到50年代初期，协会办公室每年要收到近10万封来信，其中有近2万封需要希姆斯特德及秘书长助理香农（George P.Shannon）过目，每年都有一大批悬而未决的案件被耽搁下来。鉴于此，希姆斯特德提出了增加专职人员的要求，这也得到了协会理事会的同意，但十分奇怪的是一直到1952年他才添用2名专职工作人员，而这对那些纷至沓来的案件、诉讼等都是无济于事的。甚至在得到理事会同意招聘更多的专职人员之后，他始终没有录用过1名应征者，其理由是不想让协会机构臃肿而不堪重负。但如前面介绍过的那样，协会主要依靠会员的会费生存，几乎没有外来的资助和捐赠。尽管经费短缺问题在协会成立之初一直困扰着它，但这种状况自1937年以来便已经有所好转，直到50年代初，协会的财务状况良好甚至还略有盈余，即便是因为增加人手而出现财务周转困难的话，协会也可以通过提高会费来应对和解决，因为当时的一份民意测验调查表明：在215个分会组织中，有180个分会表示愿意提高会员会费以帮助协会有更多的人力和物力来解决日渐增多的案件。^[30]但希姆斯特德却拒绝了众多的求职者，也拒绝了给他增添助手的建议。每到有人抱怨、批评甚至指责协会面对教师权益受到侵犯而无动于衷时，他便以工作太多时间不够作为挡箭牌和借口。一方面是财政收支较好，一方面是堆积如山的事务等着人处理而人手极为匮乏，使得协会无法实施在建立之初所承诺和立下的宗旨，导致外界对它质疑不断，内部怨声载道。

2.成员之间分歧严重

美国大学教授协会是一个由高校教师和研究人员组成的民间组织，因为对学术自由和教师权益等的诉求而走到一起，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学术自由、对终身教职等的理解完全一致。在协会初创时期，大家为了共同的理念而奋斗，尽管其中不乏意见不一、冷眼旁观的人。正如伯顿·克拉克所言，“大学是一个职能多变但名称可能不变的机构”^[31]，学术自由、终身教职等的内涵也是随着时代的更替而不断变化的。从二战时期到全国上下陷入一片反共反民主的赤色恐怖之中时，人们对于学术自由、终身教职的概念更是会发生变化。原来持不同意见者正好趁这个动乱而纷争的年代将意见抛出，还有一些操着老观点老思想不放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下，矛盾、不和等纷纷浮出水面，各持己见的争斗使协会在前25年艰辛努力所铸就的战斗力大大削弱。

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大学和学院校董会与管理方对校内教师进行忠诚调查或者清除共产主义分子等的活动十分猖獗。而协会会员可以说是大多数会员都是直接或间接地赞成校董会和校行政当局所开展的清除行动，他们甚至甘愿忍受外部势力插手校内事务而对学术自由造成破坏时所带来的痛苦。很多会员或教师面对同事受到的迫害，要么无动于衷，有的甚至加入到指控同事的行列。他们不仅不愿意在各种迫害教师的所谓的听证会上站出来为同事说话，也不愿保护受害者，更不愿团结起来挽回解雇或开除行为的倒行逆施。如果他们组织起来，视同事的命运为自己的命运的话，那他们完全可以运用集体谈判甚至集体辞职等手段来伸张正义；即使不能成功，也可以使校董会或校行政当局的行为有所收敛。更有甚者，有个别教师甚至主动助纣为虐，这些支持者中不乏在协会内有地位、有影响力的人士。例如协会的创始人之一洛夫乔伊在对列宁的著作加以断章取义以后认为，追随共产主义就必将抛弃人们已普遍接受的道德准则。似乎由于苏联没有学术自由，因而美国的共产党人也就没有权利拥有它，而如果让共产党人继续在高校执教，那么学术界就无疑在致力于合法而必然的自杀。胡克（Sidney Hook）这位美国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批评家，作为协会的理事，也不遗余力地向人们证明和解释为什么共产党人不配担任高校教师，他甚至还和他人一道组织发起了“自由思想的美国人”以及“自由文化委员会”等组织，强烈支持开除那些援引宪法第五修正案的教师，坚决要求他们检举校内外的共产党人及组织。他们的观点比起麦卡锡主义分子来，虽然说不上新颖，但在学术界内却十分风行而且给协会的立场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洛夫乔伊甚至在一次对共产党人教师进行的忠诚宣誓和调查听证会上，替纽约市立大学校方担任辩护人，向该校教师伯古姆（Edw in B.Burgum）展开声讨。^[32]协会组织内部四分五裂，有的坚定地站在大学董事会和行政管理局一方，高呼高等教育机构内不应有共产主义分子并为清除这些人出力卖命。当然，也有强调学术自由自身的内涵与权利，认为不应该对教师的政治立场过多的干涉，只要不影响教学、研究和危及国家安全；有的则保持中立，看到两边的斗争甚至时不时煽风点火。在这样的情况下，加上希姆斯特德的独断专权，协会经过前面20多年争取来的战斗力大大削弱，再加上外部强硬势力的冲击，已岌岌可危，更不用说在面对教师权益受到侵犯时有所作为了。

3.总部与分会不和

这段时期内，因为协会总部的行为方式、意见与理念不和等也引发了协会总会与分会之间关系的僵化。由于协会是个社团组织，其总会与分会之间不受法律关系的制约，因此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本身就有些微妙和复杂。按照协会的运作程序，地方分会一旦接到会员的投诉，它必须立即将此案的管辖权交给总部。在协会健全的情况下，总会在收到分会的报告后必须马上作出对策，同时尽快派出调查人员联合地方分会进驻当事院校开展活动。20世纪50年代初期，尽管希姆斯特德可能会响应地方分会和当事者的要求前往当事学校调查，但常常会虎头蛇尾，不见下文。在希姆斯特德看来，他或者派去的人员能够解决争端的最好方式是调解，即通过悄悄地沟通而不是公开调查，使得地方分会对他或者总部的这种过于传统或者是谨慎的做法十分不满。总部有时甚至在地方分会介入校方调查时反而要求分会停止干预，这种做法可能被下属分会误解为总部已进入了案件调查程序从而停止干预，导致一部分案件中的教师长期处于孤立无援的漫长等待中。协会的这种怯懦或者不行为引起了地方分会和投诉人的不满，许多地方分会逐渐介入到院校方面的调查中，而不再仅仅将案件移交给总部就算完事，因此越来越多的投诉转而涌向各地方分会。地方分会在努力之下，甚至扮演了较为成功的角色，它们经常能为教师争得一个公开公正的听证会机会，甚至取得最后的胜利，保住当事人的工作，如拉特格斯大学分会、布法罗大学分会、明尼苏达大学分会^[33]等这类坚强而有号召力的分会。这些成功充分证明了它们参与的重要性，提高了它们在学界和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地位，从而对协会总部构成了威胁。不过，也有地方分会很难发挥更多的作用，特别是在校董会势力强大的私立院校，也有分会拒绝为当事人辩护。与此同时，有些州的地方分会甚至联合起来形成更为强大更具影响力的地区性组织，它们对协会总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如果协会再不进行大胆而实际的改革的话，有的地区性分会就有可能选择跟协会总部断绝关系，另谋出路。^[34]

以协会明尼苏达大学地方分会的工作为例。1953年，协会明尼苏达地方分会派出了一名政治科学的教师列维（Werner Levi），让他作为代表列席了协会的年度会议。在这次年度会议上，各与会代表对希姆斯特德的不满达到了自他1946年上任以来的顶点。“当时，众多尖锐且行文极好的投诉信表达了这种呼声。”为了反对协会的不活动状态，列维组织他的同事们极力要求投票以决定重组协会总部，并应对各申诉案件采取行动。当时，年会理事会决定使协会的组织和政策委员会重新活动起来，并选派会员和主席去检查协会中央办公室（Central Office）的运作和它同会员与地方分会的沟通情况。在1953的《公告》中，希姆斯特德特地发表了一份补录，以反驳会员们在年度会议上对他的种种质疑，如他就缺乏沟通事宜指出他收到了37个地方分会的参加地方会议的邀请函但他没去的原因是出于办公室的需要；如就《公告》没有出版适当信息使得沟通不便的解释是因为他没有收到关于地方会议的报告；如就不调查和发表有关学术自由与终身教职的案件是因为还在调查阶段要保密而并没有解释为什么没有调查等。另外，他还发表了两份挑衅性的声明，认为地方分会这样介入调查程序只会使调查更加困难而且是违反协会宪章的。^[35]同时，他以不参加组织和政策委员会、不签署任命等对列维等的行为展开了报复。

在这种情况下，列维发起组织了一个协会地区会议，与会的都是关心协会当前运作的美国顶尖院校的教师和领导。来自21个院校的39名成员参加了会议，他们肯定了地区会议的重要性，并决定起草一份抗议书。这份抗议书第一部分指出了协会在学术自由、与地方分会的交流以及谴责名单等事务上的失败；第二部分指出了协会《公告》信息的毫无价值；第三部分认为中央办公室毫无效率和权力垄断。该份抗议书同时也提出了对协会的建议：认为协会应该建立一个“国家学术自由防御基金”（ANational Academic Freedom Defense Fund）和在中央办公室任命一位全日制的学术自由调查工作者。抗议书得到了各会员的广泛支持和签署，并送交了协会中央办公室。

1954年，协会明尼苏达大学分会组织了第二次地区会议。当时，会员已经找到了协会在内华达大学学术自由事务上不作为的证据。这些信息加上对协会的严重不满，使得这次讨论建议以地方活动补充协会活动，并提出了发展与当地公众关系项目以建立教师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和通知教师与公众有关学术自由的事务，构建一个地区学术自由防御平台使之在需要的时候便可以启动而不需要经过协会总部的同意等。同时，他们还认为应该检讨年度会议和协会工作程序，因为“它们的存在阻碍了对协会中央办公室质疑工作的开展”^[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