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职业教育发展模式的借鉴与启示

2.3　国内外职业教育发展模式的借鉴与启示

2.3.1　借鉴国内职业教育模式应坚持的原则

（1）发展阶段的协调性

我国经济社会和现代化建设正处于快速发展的新阶段，职业教育的生存与发展面临着新的外部环境。一方面在走新型工业化、城市化和建设世界制造业中心的道路中，对于技术的引进、开发、消化、吸收、创新，职业教育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另一方面，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工人转岗培训，亟需提高自身的技能和素质来面对新的岗位和适应新的社会需求；此外，我国每年近千万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推进，致使城市每年都面临着就业与再就业多重压力，这都是世界其他各国职业教育发展所未曾面对过的，迫切需要发展职业教育共同来破解这个世纪性难题。

现阶段我国职业教育模式没能有效地实现沉重的人口压力向巨大人力资源的转变，形成的办学体制、管理体制、运行机制以及相关政策还不能满足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要求。我国现阶段的职业教育模式在发展规划中还不能满足城市人口规模增长需求，不能适应工业化迅速发展的需要，未把职业教育发展放到区域经济发展中去考虑，未以当地的支柱和特色产业为支撑并确定学科专业，因此不能着眼更长的时期来制定发展政策和长远规划。在区域统筹上，东部与西部、城市与农村的职业教育资源分布严重不合理，我国还不能把东西部职业教育发展统一起来，整体规划、统筹布局，层次不清、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为此，在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推广其他地区成功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需要充分考虑所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使之更具协调性。

（2）地域适应的普遍性

国内以上几种职业教育发展模式主要形成于东部沿海地区，这些地区（如长江三角洲、环渤海等几个不同类型的经济区域）得益于国家优惠的经济政策，以及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相对深厚的基础条件得以迅猛发展，更显科技发达、产业结构合理、人才资源丰裕，充当着我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目前，其经济发展已逐步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时代和信息化时代推进，产业结构在面向国际市场调整过程中不断升级。由此，这些职业教育发展模式具备着充足的条件和优势：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和特色的产业聚集区；城市化的整体水平较高，都市圈的聚集效应明显；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完善，衔接顺畅的区域综合交通体系逐渐形成；人才优势和人力资源优势十分明显等。在北京、天津等大城市，高校及科研院所密集，使职业教育依托大都市的桥头堡作用，利用众多高校、科研院所和试验区的教育资源优势，建立共享的实验实训基地，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在“长三角”地区，民营经济十分发达，民营企业众多，民营企业和民营资本广泛参与职业办学，各行业、企业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和行业依托，保证了学校技术应用性人才的培养方向和发展空间。

我国职业教育在地区间、城乡间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中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较低，“三农”问题突出，人口素质低，工业基础薄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缓慢，服务业发展水平较低，相对于东部发达地区来讲，中西部企业的数量、规模和技术含量比较低，短期内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不可能大幅度提高，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十分突出。由此可以看出，国内前述的几种职业教育模式的地域适应性比较强，西部地区目前难以具备广泛推广实施的条件。

（3）与经济发展的互动性

职业教育是否满足社会需求的一个主要表现形式，就是职业教育是否与生产结构及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否与经济形成良性互动。职业教育模式实施后所取得的社会经济效果是对其进行评价的重要标准。成功的职业教育不仅会极大地带动当地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还对改善人们生活质量、推动社会公共文明具有重要作用，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教育效益的多赢。

以制造业为例，我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效率仅为美国的4.4%、日本的4.1%、德国的5.6%，说明生产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是技术工人的素质相对较低，尤其是中小企业多数工人是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的，甚至还有文盲或半文盲。据有关资料统计，我国目前技术工人只占全部工人的1/3左右，而且多数是初级工，技师和高级技师只占4%。说明我们的职业教育没有与经济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制约了经济的发展。

（4）职业教育发展的适应性

职业教育起步维艰。就业难决定招生难，招生难必然制约政府和企业对职业教育的投资热情。各级政府没有真正认识到发展职业教育就是体现教育公平，片面侧重普通教育，对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导致职业学校经费有限，影响其办学规模，制约办学条件，如基础设施的建设、教学设备、试验设备的完善，直接影响教育质量的提高；资金不足，直接影响了人才的引进与培养，导致师资不足，师资结构难以改善，办学效果不佳，教育、教学质量水平偏低。许多省市的高等职业技术学院都是由原来的师范、财经、农、林、牧、医类中专学校合并改制升格而组成，使刚刚起步的职业技术院校在校舍建设、专业设置、实验、实训基地的建立、师资培训、学校管理和校园文化形成等诸多方面远远赶不上形势发展对职业教育的需要。形成全社会办好职业教育、重视职业技术人才的良好舆论氛围还要做大量工作。

2.3.2　国外职业教育模式的启示与思考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借鉴国外职业教育发展模式的经验，以深化职业教育改革，进一步深入探索、充实、完善适合中国国情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非常必要。

（1）适应国情发展的特色化之路

一些欧美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政府和企业积极地支持职业教育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它们有一个共同特征：即与本国的国情高度适应。以德国为例。德国的“双元制”模式形成于其重视技能、作风严谨的文化传统的沃土。“双元制”有着悠远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学徒培训习俗与文化传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百废待兴的战略选择，以及政府的重视与立法保障，使得“双元制”不断发展成熟，成为德国“经济腾飞的翅膀”、“经济发展的柱石”，甚至是“民族存亡的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第一位总理阿登纳曾说：“职业教育应该是全民族的事业”，德国的某些政治家以及一些大企业家出身于手工业者，他们的职业生涯大都是从技工开始的。新加坡的“教学工厂”模式是借鉴了德国“双元制”，很好地与本国国情相融合形成了新的教学模式，将先进的教学设备、真实的企业环境引入学校，与教学有效融合，形成学校、实训中心、企业三位一体的综合性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融合了优秀的教师队伍、先进的教学设备与课程，取得了职业教育的成功。英国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美国的社区学院亦是如此。综上所述，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模式无不表明，一种成功的职业教育模式必然是在本国国情之上的特色化模式。

我国在2005年10月28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目标：进一步建立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满足人民群众终身学习需要，与市场需求和劳动就业紧密结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结构合理、形式多样，灵活开放、自主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同年11月7日，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大力发展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的新命题。^[26]

研究中国职业教育的特色，首先必须了解中国的国情，即职业教育所面临的现实社会状况，以此为基础，才有可能进一步分析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目前，我国的基本国情具有三个比较显著的特征。一是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特征十分突出。一般认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指发展中国家传统部门（如农业）比重过大、现代经济部门发展不足以及城乡差距十分明显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既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存在的突出矛盾，也是相对贫困和落后的重要原因。二是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自然资源相对不足和资金短缺的发展中国家。^[27]三是我国劳动力素质整体偏低。劳动适龄人口具有比较优势，但是整体文化素质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明显。^[28]

在这样的国情之下，我们不能盲目照搬发达国家职业教育发展模式，而必须从人口大国，且农民占人口总数2/3、劳动者队伍整体素质偏低、城乡差异大、东西发展不平衡等实际出发，来研究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职业教育策略。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中国正在举办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我们必须走自己的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在实践中探索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路子。”^[29]

（2）突出政府的统筹作用

市场调节对职业教育办学资源起基础性配置作用，但是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法规的规范引导。在发达国家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政府通过宏观决策，制定政策法规，充分发挥统筹、协调的作用，规范政府、学校、企业、咨询机构等在职业教育办学中的权利与义务。德国对职业教育的管理、监督、组织实施，主要通过立法的形式来保证，1969年颁布了《职业教育法》之后，相继出台与之配套的《企业基本法》《培训员资格条例》等，明确规定了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责、权、利，这些政策法规有效地保证了“双元制”模式的有序推进。新加坡的职业教育，是在对人才的需求周密预测下发展的，国家设专门机构预测中近期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而且从国际经济环境的大背景出发，培养对口人才。英国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更是表明了政府统筹对职业教育发展所具有的关键作用。

职业教育发展如何与当地政府对职业教育的统筹力度息息相关。职业教育事业是一项社会事业，由于原来各方面的基础差，社会上存在的偏见，目前它还处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之中，有很多困难和问题需要解决，譬如，职业教育经费严重不足问题，各类教育以及职业教育内部的协调发展、布局调整问题，学生的技能考核问题，毕业生的就业问题等，这些涉及职业教育发展的一些基础性、根本性问题都必须由政府及有关部门统筹解决。

统筹职业教育的发展，是政府的重要职能。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政府对学校的职能将由直接的行政管理，转变为运用立法、拨款、规划、政策指导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进行宏观管理。《职业教育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业本地区内职业教育工作的领导，统筹协调和督导评估。”因此，政府抓职业教育的统筹，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重要职能。^[30]

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迫切需要政府统筹。《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指出：“十一五”期间，在办学格局上，要继续完善“政府主导、依靠企业、充分发挥行业作用”；在管理体制上，逐步完善“在国务院领导下，分级管理、地方为主、政府统筹、社会参与”的职业教育管理体制。目前我国职业教育体系中，政府部门存在职能错位、越位、缺位现象，缺少财政、评估、中介服务等配套系统。各类职业学校、培训中心归口不同，制约着职业教育的发展。必须打破部门界限，简化理顺关系，努力实行各地方职业教育统一领导。政府应该树立现代化“大教育”管理理念，履行“统筹规划、督查指导、管理服务”三大职能，协调教育局（教育委员会）、财政局、计划局、大行业协会等不同的职业管理机构，对职业教育的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投资体制进行改革创新，按照宏观上“管得住”和微观上“放得开”的原则，统筹调整学校布局与专业设置，协调学校与学校、学校与企业、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职业教育与高教的关系；遵循市场规律，以市场机制为基础配置职业教育资源。政府职能“归位”，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创造市场环境，维持公平竞争秩序，从资金引导、发展中介网络，加快推动职业教育市场化发展，逐步形成集约化办学与教育资源共享的新模式。同时要以恰当的评估手段，指导职业教育良性发展，提高办学效益与教学质量，推动职业教育的突破式发展。^[31]

（3）注重吸纳社会资源

吸纳社会资源，主要指办学过程中注重引入社会资金的投入；管理方面引入企业、行业协会、政府职能部门人员参与；教育活动中，注重与政府、企业、行业、科研机构等进行合作，共享硬件资源与知识技能资源，提高教育质量。吸纳社会资源，可以有效弥补职业教育内部资源的不足，加强职业教育内部与外部经济社会的互动性，使得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培养目标等要素与社会需求紧密衔接，使市场机制更好地渗入到职业教育的内部系统。

通过前面的介绍可以看出，国外几种职业教育模式都比较注重吸纳社会资源，这也是世界范围内职业教育的一个发展趋势，意味着职业教育不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而越来越趋向于开放化。以新加坡为例，“教学工厂”模式中，职业学校十分注重与企业的联系。学校直接为企业开发项目，或直接进行生产经营；企业与学校合作建设实验室，并随时向学校提供先进设备，及时更换陈旧的设备；校企双方利用合建的实验室进行共同开发，或对学生进行专项训练，从而在实际活动中培养学生的各项职业能力。美国社区学院的职业教育也极其重视学校与企业的广泛合作，社区学院通常采取与企业合作办专业以及与企业进行协作教育，为企业培训职工等方式迸行合作。这些合作方式，对学生本人而言，有利于提高自己的职业能力和增加就业机会；对企业而言，有利于提高职工素质和扩大未来可供选择的高素质的新增劳动力来源；对学校而言，不仅能充分利用企业的设备等教育资源，使教学过程理论联系实际，而且能保证学院的生存和发展。此外，德国提倡国家、行业、企业、个人举办职业教育，实现办学主体多元化，也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经验。我国目前职业教育的办学主体仍然以国家和行业为主，社会团体、企业和个人举办职业教育数量很少。如果实现办学主体多元化，则可以充分有效地利用社会的一切人力资源和财力资源，调动各方面办学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仅能够解决办学经费短缺、国家财政负担重等问题，而且能够在职业教育中充分体现办学主体的意志、观念和主张，加速受教育者的社会化和企业化进程，满足社会经济以及个人发展的需求。

（4）与经济发展紧密衔接

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高度相关度，表明两者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经济发展为职业教育带来更多的教育投入、教育需求、就业机会，决定着职业教育发展的规模、速度、质量、结构与运行机制；职业教育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影响经济，一方面是直接显性影响，职业教育培养的劳动能力最终要进入社会经济活动，并为区域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另一方面是间接隐性影响，职业教育培养的劳动力在现实社会经济活动中，通过其示范作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来实现。因此，职业教育必须与经济发展紧密衔接。

通过对德国、美国、新加坡、英国的职业教育模式的分析可以看出，职业教育的变革、职业教育模式的形成，是与经济发展变化相联结的。职业教育因经济而变，经济也因职业教育而得到推进。新加坡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进行的浩大的职业教育改革，其关键动因就是适应经济的转型。当时新加坡经济正由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转型为技术与知识密集型产业，这就要求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要作适应性调整，更多地培养知识密集型产业所需的高技术技能人才。20世纪80、90年代，德国“双元制”的改革亦是如此。知识化、信息化社会的挑战，经济全球化与劳动力市场全球化对职业人才提出了更高要求，德国政府对“双元制”进行了进一步的改革，明确“双元制”模式改革的原则，即“四个坚持”和“四个建立”，其实质依然就是满足经济发展变化对职业教育提出的客观要求，是职业教育对经济发展变化的因势而动。并且，德国“双元制”在组织、管理上既强调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又注重发挥企业、学校与行会的职能，从而更好地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要，满足社会对合格劳动力的需求，解决社会就业问题。由于教育体制与就业体制相互衔接，社会经济结构变化能尽早地反映在学徒培训中，使得培训结构与就业结构保持平衡。^[32]实际操作中，德国职业教育的专业划分采用了职业性方案，即“国家承认的职业培训”，并根据生产结构、劳动组织的变化，对从业者的资格不断提出更高的要求，每年颁布一次“国家承认的职业培训”名称和数量。^[33]

目前，我国的职业教育市场化程度偏低，不能满足适应社会的发展要求，许多职业学校与培训机构的课程呆板，专业陈旧，教师队伍实践技能落后，培养目标不明确等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推进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着力优化产业结构。面对这样的形势，必须加强职业教育与经济的互动，对职业教育进行调整和变革已经是必然的选择。

（5）与普通教育交融互通

在职业教育的发展史上，相当长一段时期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分立并行的。国外几种主要职业教育模式提示我们，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已经日益趋向融合。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之所以行得通、协调得好，很重要的原因是职业教育既形成独立的系统，同时又是开放的，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紧密衔接。

德国职业教育体系的各个层次，以及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可以交叉和相互沟通，形成纵向衔接、横向贯通的系统，职业教育是每个从业人员的终身教育，即培训—就业—再培训—再就业，可谓“立交互通”。德国职业教育的“立交互通”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职业教育与传统意义大学教育体系的“立交”，进入职业教育体系的学生事实上具有可以转到传统大学教育体系的多次选择机会，在职业院校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理论上可以到大学继续深造，在实际操作中是各门课程达到一定优异度的学生可被接受到大学学习。其次，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实现了很好的共建、融合。在德国，约有超过60%的中学毕业生，毕业后选择350多种职业培训中的一种接受职业培训，之后走上职业生涯。再次，学校理论教育与企业生产和管理实践互通，在教育计划方面，职业教育相当于一般意义上的大学教育，有严格成体系的课程学习和实践计划，除了相当于国内的课程实习、毕业实习和论文实习外，部分学校甚至每周有3～4天在企业中接受实践教育，而仅有1～2天在职业学校进行专业理论学习，培训时间持续两年到三年半。这样一个立交互通的职业教育体系，使得德国职业教育成为受教育者在理论与实践的自我认知的反复过程中，具有多（次）向选择性。学生的学校学习与企业劳动（实践）良性互动，素质培养过程中的知识与技能有机结合，人才培养过程中的教育与就业自然贯通。

美国职业教育也是注重与普通教育相融通的。这种融合表现在：中等职业教育在公立中学实施。开设普通职业教育课和特别职业教育课。中学后的高等职业教育则以预备教育的形式作为高教的一种，这就是社区学院，两年制的社区学院学生毕业后，既可就业，又可升入对口大学继续深造，成为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并重双重目的的教育模式。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融通有利于消除传统上对职业教育的偏见，有利于职业教育普通教育的相互完善，有利于调节学生毕业后就业和继续深造的选择，更使职业教育适应于社会需要。^[34]

我国的职业教育体系已经初步形成，但是，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以及职业教育体系层次之间缺乏联系和沟通，尚未形成相互沟通、补充和交叉的结构网络。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分立并行，普通教育中缺乏职业教育的内容，职业教育中普通知识教育内容偏少。各层次职业教育基本上都是从零开始，以就业结束，没有合理的梯次结构，缺乏很好的衔接。如何实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交融互通，将职业教育置于现代教育体系之中，同普通教育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形成一个开放的、多样的、灵活运行的系统，以形成“职业教育—就业—继续教育与培训—更高层次的再就业”这种良性循环机制，将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挑战。

综上所述，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既要尊重传统职业教育，又要根据现代社会发展要求改造传统职业教育；既要学习、借鉴国外现代职业教育思想、观念、制度等，又要结合中国国情对其进行合理的取舍。在正确了解并深入分析国情的基础上，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模式。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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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杨玮.德国职业教育给我们的启示[EB/OL].http://www.encollege.cn/ArticleDetail.aspx?DetailID=1388，2007-01-05.

[7]张承奎.经济腾飞的“秘密武器”———关于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思考[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1999（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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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王国超.美国社区学院的职业教育功能及其启示[J].职业教育研究，2007（1）：176-177.

[12]George A.Baker.a Handbook of the Community College [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6：18.

[13]王国超.美国社区学院的职业教育功能及其启示[J].职业教育研究，2007（1）：176-177.

[14]胡健梅.美国社区学院职业教育的特色及启示[J].中国培训，2002（12）：43-44.

[15]胡健梅.美国社区学院职业教育的特色及启示[J].中国培训，2002（12）：43-44.

[16]施永达.英国职业教育透析及其给我们的启示[J].外国中小学教育，2005（11）：32-35.

[17]黄日强，邓志军.英国推行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基本经验[J].青海师专学报（教育科学），2005（1）：94-98.

[18]施永达.英国职业教育透析及其给我们的启示[J].外国中小学教育，2005（11）：32-35.

[19]祝怀新.英国基础教育[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3： 218.

[20]施永达.英国职业教育透析及其给我们的启示[J].外国中小学教育，2005（11）：32-35.

[21]郭伟萍.英国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研究[D].天津：天津大学，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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