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相关理论的借鉴

第四节　其他相关理论的借鉴

一、托达罗的人口迁移理论

托达罗(1969)提出了人口迁移理论，认为城乡人口流动决定于两个变量:一是城乡实际收入差距，二是迁入城市后能够找到工作的概率。这两个变量决定了潜在迁移者迁入城市之后的预期收入。预期收入与农村收入差距越大，迁移动机越强，流动人口就越多。

托达罗关于人口迁移决策的表达公式为:Mt=h(PWu-Wr)。其中Mt代表时间t内的人口迁移数量，即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规模，h代表潜在迁移者的响应率，P代表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Wu代表城市的工资水平，Wr代表农村的工资水平。该理论解释了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失业之间的关联性问题，认为片面发展城市工业将会导致失业在城乡间的转移，应注意缩小城乡间的实际收入差距，提高农村的自立能力。这个理论比较好地解释了人口流动和城市失业并存的现象。

二、职业生涯规划理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经过工业革命人口急剧膨胀，都市地区以惊人的速度成长，大量农业人口和外国移民进入美国城市。为了对寻求职业的大量外国移民和年轻人提供教育方案以促进社会就业，1901年在波士顿成立了民众服务中心，由工程师帕森斯(Frank Parsons)担任领导。他创建了对生涯发展理论有着巨大影响的特质——因素理论。特质——因素理论随着心理测量运动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直到今天仍然被广泛地应用。到20世纪40年代，罗杰斯(Garl R.Rogers)以当事人为中心的咨询理论对生涯发展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此帕森斯的直接指导式的咨询理论开始整合人本主义的思想，产生了更关注个体发展和生活经验的生涯辅导方法。二战以后，随着信息革命的到来，社会和工作世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职业生涯的内涵开始发生变化。人们在关注职业选择与发展的同时，开始关注个人工作外生活的选择与发展。舒伯(Super，1976)提出“生涯”概念，认为生涯包括一生中的各种职业和生活角色，包括从青春期到退休后各种有报酬和无报酬职位的综合，包括各种角色如工作者、休闲者、公民和父母等，由此职业辅导演变为生涯辅导。

国外生涯教育思想经历了五个时期的历史演变:一是职业指导理论提出和基本模式建立时期(1908—1939)。1908年，帕森斯在波士顿创办职业咨询所。1909年，他又撰写了《职业的选择》一书，在世界范围内第一次运用了“职业指导”(Vocational Guidance)这一专门学术用语，标志着职业指导活动的历史性开端。二是以咨询者为中心的“指导学派”占统治地位时期(1939—1942)。威廉姆逊提出了系统的分析、综合、诊断、预后、咨商、重复的咨询方法。三是重视个人发展的时期(1942—1953)。罗杰斯于1942年出版了名著《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推动了职业指导从重点开发职业素质测试的技法向职业咨询(Career Counseling)的方法技术转变。四是生涯教育的形成时期(1953—1971)。舒伯于1953年进一步提出了生涯发展理论，把生涯分为成长、探索、建立、维持和衰退五个时期。1957年，舒伯(Super)在他出版的《职业生涯心理学》中使用了“职业生涯”这一概念。生涯发展理论的提出和发展，标志生涯教育开始形成。五是生涯教育成熟、完善和国际化时期(1971至今)1971年美国联邦教育署署长马兰博士第一次使用了“生涯教育”(Career Education)一词，美国教育总署专门对生涯教育进行了界定:“生涯教育是一种综合性的教育计划，其重点放在人的全部生涯，即幼儿园到成年，按照生涯认知、生涯准备、生涯熟练等步骤，逐一实施，使学生获得谋生技能，并建立个人的生活形态。”

目前围绕职业指导的研究较多，但主要集中在国外职业指导理论介绍或国内就业指导实践的总结，而且内容重复，缺乏国内独创性的研究。近年来虽然逐步重视生涯发展理论的介绍，并开始探索生涯发展在学校教育中的应用，也仅停留在介绍、呼吁阶段，并没有系统论证生涯发展理论应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尤其缺乏针对特定群体(如大学生)生涯发展的系统研究。

与理论研究相比，就业指导实践部分的研究，尤其是针对大学生就业指导的研究，习惯使用“就业指导”一词。众多关于大学就业指导模式的介绍、经验总结还停留在人职匹配理论阶段，具体模式上集中于就业政策宣传、就业技巧指导和就业信息传递。关于心理测量在就业指导中应用的研究较少，或者说仅停留在认识阶段，尚缺乏实践。近年来逐渐开展的大学生就业实况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对就业数据的分析。由于缺乏理论指导，无法开展深入分析，在指导大学生生涯发展实践方面缺乏影响力。从2000年开始，内地陆续有学者开始对生涯辅导或生涯教育开始了探索与研究工作。有代表性的便是沈之菲所编著的《生涯心理辅导》一书。全书介绍了生涯辅导的历史与发展、生涯心理辅导的理论基础，特别是学校生涯教育与辅导的实施对我们生涯辅导与生涯教育的研究起到了推进的作用。随后陆续有人开始关注起生涯教育与生涯辅导。

三、需求层次理论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亦称“基本需求层次理论”，是行为科学的理论之一，由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提出。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建立基于以下四个假设:其一，已经满足的需求，不再是激励因素。人们总是在力图满足某种需求，一旦一种需求得到满足，就会有另一种需要取而代之。其二，大多数人的需要结构很复杂，无论何时都有许多需求影响行为。其三，一般来说，只有在较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之后，较高层次的需求才会有足够的活力驱动行为。其四，满足较高层次需求的途径多于满足较低层次需求的途径。

马斯洛理论把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行为和心理活动的共同规律。在马斯洛看来，人类价值体系存在两类不同的需要，一类是沿生物谱系上升方向逐渐变弱的本能或冲动，称为低级需要和生理需要。一类是随生物进化而逐渐显现的潜能或需要，称为高级需要。人都潜藏着这五种不同层次的需要，但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出来的各种需要的迫切程度是不同的。人的最迫切的需要才是激励人行动的主要原因和动力。人的需要是从外部得来的满足逐渐向内在得到的满足转化。低层次的需要基本得到满足以后，它的激励作用就会降低，其优势地位将不再保持下去，高层次的需要会取代它成为推动行为的主要原因。有的需要一经满足，便不能成为激发人们行为的起因，于是被其他需要取而代之。高层次的需要比低层次的需要具有更大的价值。热情是由高层次的需要激发。人的最高需要即自我实现就是以最有效和最完整的方式表现他自己的潜力，唯此才能使人得到高峰体验。

四、改造传统农业理论

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分析较贫穷国家农业增长源泉的经济基础时，有逻辑的总结了两个重要经济特征和其实证结果。

首先，舒尔茨发现贫穷国家农民在使用他们可支配的农业生产要素时，总体上并不是无效率的。由于受制于典型传统农业的特定经济约束，使他们被获得并持有财富的偏好和农业技艺的状况所限制，使他们很久以前就已达到一种静态的均衡。因此，那些认为只要改变这些社区现存农业要素的配置就会极大增加农业产量的观念，与应用于那种静态均衡中农民行为的经济逻辑和已有的经济证据均不相符。有严格的配置实验显示，这些较贫穷国家的农民甚至比许多现代农业中的农民更有效率，因为后者处在一种失衡的状态中，而这种失衡是迅速现代化的后果。

其次，他发现当论及通过投资增加农业产量时，传统农业中的农民实际已将有利可图的投资于他们所能支配的农业要素的机会发掘殆尽。这意味着投资于农民长期使用的那些类型的农业要素的边际收益率是非常低的，低到无法激励人们储蓄和投资。

上述两个经济特征是理解传统农业中农民行为的基础。事实上，传统农业中的农民在使用他们可支配的土地、劳动力和可再生物质资本的特定组合方面，一般比技术先进国家的农民更有效率。但是，如果设计出来的项目主要是引导传统农业中的农民增加对他们已使用了数代的农业要素的投资，这种方法将难以被接受，因为投资的回报实在太低。而如果想要获取高回报，主要的途径是提高农业投入的质量，农民只能从非农企业或从事农业研究、推广和教育培训的机构那里获得这些高质量的投入。因此不仅需要通过各种途径提高可再生的物质投入的质量，而且需要提高从事农作的人力质量。

五、教育与农业发展关系理论

为了寻求对美国农业生产力改善的解释，一些学者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把教育和农民提供劳务的质量看成迄今未能解释的生产力改善的重要成因。

芬尼斯·威尔奇指出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对农民的教育极富价值，受教育和培训程度高的农民报酬也高，在很大程度上这是教育的配置效应的结果，这种后天获得的配置能力是人力资本的一种特定形式。钱德里发现印度的农业在1960年末已经受到教育水平的很大影响，并且受过教育的农民会率先使用化肥。

有几位经济学家出色的估计了由教育的工作效应和配置效应所显示的教育的经济价值，这一领域的研究应归功于威尔奇以及格雷里西斯在度量包括农业劳动力素质在内的农业投入方面所做的开创性研究工作。越来越明显的是，教育对农业的价值取决于农民是否对其生产实行现代化。但是在世界上有很多贫困的社区，那里缺乏这样的机会，农业仍保持着传统农业的形态，在这样的社区里，无法从教育中获得显著的产出收益。霍尔曼发现对失衡的调整与教育水平之间存在重要的正向关系。比如他的样本是从10年到11年，增加一年的教育，每个农民的利润会增加52美元，这是因为某种农业生产活动的配置效率提高了，而这种效率之所以提高，是因为通过教育学到了在玉米生产中使用氮肥。萨缪尔·波利斯提出，教育的货币回报部分在上升，因为受过更多教育的人能更成功的适应经济失衡，并且教育对个人寻求均衡的过程是有贡献的。教育与农业发展关系理论阐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获取有关先进技术的信息以及经验的取得都提高了农民的生产力，这种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了人口素质，使年轻的农民与他们的长辈的相比获得更多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财富。并且也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教育能够提高成功应对经济失衡的能力，这种能力是教育带给处于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个人主要收益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