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大学课程分科设置的传入

第一节　西方大学课程分科设置的传入

在明末清初第一轮“西学东渐”中，耶稣会士通过学术传教的方法，译介并出版了大批介绍西学的书籍，在此过程中，国人开始认识并了解伴随西方异质文化输入而至的异质异构的大学文化，包括课程及相关学科设置等内容也开始得到逐步了解。更为详细的介绍性导入则体现在19世纪新一轮的“西学东渐”历程中。

一、传入的前奏：传教士与西方分类学科概况的传播

1704年教皇克莱门特十一世派使者携带禁止中国教徒拜天、祭孔、祭祖的敕谕来华，遭康熙严正拒绝。教廷又于1719年再派使者宣告来华“八条禁约”，康熙立即下达“天主教在中国行不得，务必禁止”的旨令。就此，长达200年时间的第一轮“西学东渐”随着耶稣会在中国遭禁和罗马教廷对该组织的解散而告一段落。新一轮的西学东渐直到19世纪初期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华才揭开了序幕。1839年他创办了马礼逊学堂，开设课程有：天文、地理、历史、算术、代数、几何、初等机械学、生理学、化学、音乐、作文，西方近代分科设学模式正式传入中国。

当时踏上中国国土的传教士们，看到的是处于“日之将夕，悲风骤至”衰境中的传统教育，面对其功利主义的教育价值观、陈旧、空疏、枯燥的教学内容、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及弊端丛生的科举制度，他们纷纷通过著述进行批判和抨击。在他们所著的书中、在报刊上撰写的文章里都对西方大学的教育思想、课程、教材、教法的内容作了介绍。德国传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1839—1899）所著的《德国学校论略》、《自西徂东》，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所著的《七国兴学备要》，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撰写的《西学考略》均论述了西方大学分类设学的课程设置。

1873年出版的《德国学校论略》主要介绍德国近代学校制度，是晚清由传教士撰写的第一部有关西方教育体系的专著。⁽¹⁾李善兰（1811—1882）为该书所做的序言中将德国教育体系概括为“无地无学，无事非学，无人不学，”精练总结了德国的教育体系特色。书中介绍德国初级、中等、高等教育体系。为方便中国读者接受，分别用乡塾、郡学院、实学院、仕学院、太学院指称三级教育系统中的学校名称。乡塾是为贫家子弟提供初级教育的学校，郡学院是较乡塾高一级的学校，实学院、仕学院对应中等教育机构，太学院是国家最高学府。花之安比较详细论述了大学及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的情况。他用“太学院”比附大学，将教师、学生、学制、教学内容等分门别类予以阐述。教师都是“国中才识兼识，名闻于众者”，而学生则为“欲博古穷经的有志之士”。

对西方大学学科专业的介绍与《西学凡》、《职方外纪》中的论述略有不同。花之安把19世纪德国大学专业分为经学、法学、智学、医学四类，艾儒略则用医法、国法、教法、道法来表述。尽管表述不同，但万变不离其宗，西方大学的专业设置还是围绕着医、神、法、文学而发展。只是艾儒略把文学院与神学院的专业合并，用道科一词涵盖两个学科，将法学分离为教会法和世俗法两个独立学科，采用教法和国法命名法学专业。这种安排表明了16世纪耶稣会所办大学的学科建制，即强调神学知识的研究。花之安则用经学指代神学、法学包括教会法和世俗法，智学涵盖文科与理科，不仅有中世纪大学就已开设的语言学、修辞学、逻辑学、算术、几何学、音乐、天文学等，还有新增设的心理学、美学、生物学、物理学。清晰展示了自18世纪以来西方大学教育的专业分科设置趋向与近代学术分科发展轨迹，超越了明清之际传教士输入中国的仅为简略介绍的局限。该书在晚清知识阶层中广为流传，对当时人们了解西方大学分科立学及教学制度影响巨大。这一点，从1882年王之春《广学校篇》、1883年彭玉麟《广学校》、1892年郑观应《论学校》等文中均引用花之安的大学专业分类法，不难看出《德国学校论略》一书的影响力。⁽²⁾

1880年时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受清政府总理衙门的委托，前往日、美、法、德、英、瑞士、意大利考察教育，历时两年。回到中国后，他将考察见闻，参以其他文献资料著成《西学考略》。该书重点介绍各国的大学教育情况与课程设置。他用书院比附大学预科，太学比附大学。指出书院课程广涉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法律学、经济学、哲学，书院修业结束后进入太学，分途研究神学、法学、医学。还提及了西方大学在现代化过程中确立的新学科，如工科、农科、师范科，等等。

李提摩太1889年发表在《万国公报》上的《新学》，后以单行本的形式发行，改名为《七国兴学备要》。该书详细介绍了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美国、日本及印度七个国家的教育实况，包括各国小、中、大学的学校数目，主要课程、学校经费等，并由此推算出中国应有的小学、中学、大学学生人数及所需经费、应有的报馆和图书馆数目。⁽³⁾其写作目的在于介绍“天下学校之大略”，并“酌定中国学校之新章”。他指出西方的学校教育分为初学、中学和上学三个阶段。初学以7～15岁左右为度，以粗通本国语言文字和数学、地理、历史为目的；初学期满后，升入中学，以15～21岁上下为度，学习算学、化学、重学、地学、农学等课程；中学期满后，升入上学，以21～26岁上下为度，所学内容与中学相同，但在程度上更深，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研究能力为目标。这种介绍让晚清国人在较为全面了解西方教育体制基础上开阔了视野，也昭示了近代中国教育的发展趋向。

林乐知翻译了一批介绍美国大学情况的文章。1900年1月到4月，英人布兰著、林乐知译的《美国太学考》以连载的形式刊登在《万国公报》上。通过与英国、德国大学进行比较的方法，介绍美国大学发展史和现状。对哈法德大学（哈佛大学）、烟二大学（耶鲁大学）、柏林诗墩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顾伦皮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名校的情况均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包括各校的类型、数目、教学管理、经费来源及管理、教学方法、教师聘用及薪金、师生比、学籍管理、考试制度、学位、对贫困生的助学金制度、校舍修缮等多方面的内容。⁽⁴⁾另一篇介绍芝加哥大学的文章《美国施嘉哥大学院记略》也由林乐知与任保罗合作翻译，刊登于《万国公报》。此外，当时出版的《西学课程汇编》对英国学校课程设置做了如下介绍：数学三种、几何、代数、微分、积分、平差、变差、数学致用、动学、力学、镜学、声学、光学、热学、电学、吸铁学、制造学、机器各法、御舟天文学、总训法、测海、海疆志、测气候、绘海图、格致试验、各国语言、导生法。

综上所述，19世纪新教传教士继续耶稣会士“学术传教”的模式，通过大量介绍西方近代教育制度文本的出版、发行，将西方大学教育概况输入中国。在传播过程中，西方大学学术分科设置等课程情况也一并为国内学界所了解。传教士们或写或译，完成了相当数量的介绍近代西方教育的文本。通过这些文字让开眼看世界的国人从中获取重要的信息资料，对西方大学课程设置概况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和把握。郑观应写于1884年的《考试》一文中就提出当考之西学为天文、地理、农政、船政、算化、格致、医学、各国语言文字、政事、律例等，表明他对西方学校分门别类的课程设置的认同和熟悉。到19世纪末期，国内学界对西方分类学科概念已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

二、从“通人之学”到“分科设学”：晚清学科观念的形成与课程结构的变迁

中国传统学术显现的特点是“通”，清儒章学诚解释为“通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会通天、地、人为中国读书人阶层的最高追求境界，正如司马迁所云：“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具有厚重的“通人之学”的取向，博通成为判断学者地位等级的主要依据。

王充将人分为俗人、儒生、通人、文人、鸿儒，“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输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故夫鸿儒，所谓超而又超者也”⁽⁵⁾。熟读经书成为通人、鸿儒是中国读书人毕生追求的目标。

儒家学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维持意识形态上的统治地位，除统治者的意志外主要是根植于浓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基础的土壤上。新的生产关系、社会生活结构没有产生，儒家学说的统治地位就难以动摇。从历史的角度看，前近代中国作为亚洲内陆最大的国家，经济和文化一直居其所在地域的领先地位，中国两千年儒学灌溉出来的思维定势、知识价值观及全民族认同的大国心态一直到清政府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冲击下，才被迫改变。中国士人对中国传统教育制度开始进行抨击，“中国之学，有益于世者绝少，就其精要者，仍以究心文词为最切。古人文法微妙，不易测识，故必用功深者，乃望多有新得……然在今日，强邻棋置，国国以新学致治，吾国士人，但自守其旧学，独善其身则可矣，于国尚恐无分毫补益也”⁽⁶⁾。士人们认为“中国千年之士俗，为词章、训诂、考据之空虚”，传统学术“锢天下聪明知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结果是民穷而国弱。

随着改革呼声日起，教育与强国的关系逐渐得到国人的认同，士大夫中的精英分子纷纷撰文介绍西方大学课程与学科内容，提出采西学之长，创设专业课程。驻日参赞黄遵宪在《日本杂事诗广注》中描述东京大学的情况：“生徒凡百人，分法、理、文三部。法学则英吉利法律、法来西法律、日本今古法律；理学有化学、气学、重学、数学、矿学、画学、天文地理学、动物学、植物学、机器学；文学有日本史学、汉文学、英文学。以四年毕业，则给以文凭。此四年中，随年而分等级。”介绍完东京大学的课程设置、学制、学生数量等概况后，黄遵宪赞叹其“所读皆有用书，规模善也”。⁽⁷⁾

又如王韬认为：“西学所重，岂徒在语言文字之末，象纬、舆图、历算、格致、机器制造，以及化学、光学、电学、重学、医学、律学，皆艺术也。”⁽⁸⁾1890—1894年出使欧洲四国的薛福成介绍西方大学情形：“文则有仕学院，武则有武学院，农则有农政院，工则有工艺院，商则有通商院。非仅为士者有学，即为兵为工为农为商，亦莫不有学。”⁽⁹⁾他注意到了西方大学多学科专业设置和接受大学教育的学生背景的多元化。西方大学文、理、工、商、军事、农业等各类专业课程进入国人的视野。

因科设教、专精一门的西方学校课程模式于19世纪中后叶在新式学堂开始得以确立，对一贯以培养“通儒”为己任的中国精英教育是一种强烈的冲击。分科设教、学有专门的课程模式使得儒学从一种整体性知识跌落而成为具体的专门知识，儒学的中心地位实质上已经被动摇了。

课程结构的变迁从同文馆经京师大学堂及其他学堂的例子中可见一斑。1862年，同文馆建立，其课程经历了不断丰富和逐渐规范化的过程。以英语为主的外语和汉语教学是早期京师同文馆最主要的课程。其学习年限最初定为3年，之后课程设置一步一步扩充。1876年，总教习丁韪良为同文馆设立了新的八年制和五年制课程。八年制作为常规安排，可望那些“汉文熟谙，资质聪慧者”有所成就。五年制则是为那些年岁较大、不再有精力学习洋文，只能借助译本来学习西艺的人安排的。从此，同文馆有了统一的课程设置和章程。八年制课程的前5年相当于中学教育，后3年近似于大学程度。前3年主要侧重于外语学习，后5年则重在科学知识的学习。八年制西学课程体现了外语贯穿始终、翻译为核心这一特点。其课程计划如下：

首年：认字写字，浅解辞句，讲解浅书。

二年：讲解浅书，练习句法，翻译条子。

三年：讲各国地图，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

四年：数理启蒙，代数学，翻译公文。

五年：讲求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

六年：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

七年：讲求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练习译书。

八年：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

这份课程表列入了不少自然学科和实用学科，有些课程已经分化得相当精细、专门了。例如自然科学课程中的算学，就分为数理启蒙、代数学、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微分积分等；此外还有天文测算、航海测算、地理、金石、机器和格致；社会科学的课程有：各国史略、万国公法、富国策等。课程计划中没有列入“四书五经”、“章句帖括”一类的传统内容，尽管由于入馆学生是“科甲”出身的官员，已经有了相当的“中学”基础，没有必要再开设传统科目的课程，但这一做法亦可谓是开风气之先。

由于科举考试的导向作用和传统理念的深厚根基，新式课程的大范围推广出现在科举考试停废后。但西方分门设科的课程观念在开明官绅中有了相当程度的普及，晚清学堂大多按此理念安排分门别类的学科专业设置与课程教学。自同文馆设立后陆续开办的广方言馆、水师学堂、武备学堂、自强学堂、实学馆等各类学校课程设置基本按照西方学术分类标准加以制定。

如：1867年福建船政学堂的科目有：英文、算术、几何、代数、解析几何、割锥、平三角、弧三角、代积微、动静重学、水重学、电磁学、光学、音学、热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学。1881年天津水师学堂规定学生4年应习功课；英国语言文字、地舆图说、算学至开平立诸方、几何原本前6卷、代数至造对数表法、平弧三角法、驾驶诸法、测量天象、推算经纬度诸法、重学、化学格致。⁽¹⁰⁾

1895年盛宣怀创办中西学堂，其头等学堂分普通和专门学两类。头等学堂课程为：⁽¹¹⁾

第一年：几何学、三角勾股学、格物学、笔绘图、各国史鉴、作英文论、翻译英文。

第二年：驾驶并量地法、重学、微分学、格物学、化学、笔绘图并机器绘图、作英文论、翻译英文。

第三年：天文工程初学、化学、花草学、笔绘图并机器绘图、作英文论、翻译英文。

第四年：金石学、地学、考究禽兽学、万国公法、理财富国学、作英文论、翻译英文。

专门学分工程学、电学、矿务学、机器学和律例学五门，课程具体有：⁽¹²⁾

一、工程学（专教演习工程机器、测量地学、重学、汽水学、材料性质学、桥梁房顶学、开洞挖地学、水力机器学）。

二、电学（深究电理学、讲究用电机理、传电力学、电报并德律风学、电房演试）。

三、矿务学（深奥金石学、化学、矿务房演试、测量矿苗、矿务略兼机器工程学）。

四、机器学（深奥重学、材料势力学、机器、汽水机器、绘机器图、机器房演试）。

五、律例学（大清律例、各国通商条约、万国公法等）。

从上述所举各类学堂课程看，基本上涉及了西方学术分类标准下的文、理、法、商、工、农、医各个学科，传统注重通人特性的儒学转向了近代学术分科之学。在1906年10月举行的留学生奖励科名考试中也显性地展示了这一点，如考试分“电学、计学、法商学、农学、政治、宪法、化学、哲学、蚕学、医学、机械、牙科、西文、中文等科”⁽¹³⁾。这一转型显示了从经史子集的“四部之学”向“七科之学”转轨的学术路径。原先以六艺为核心内容，以四部为框架予以体现的传统知识分类体系解体后转向哲学、历史、文学、政治学、法学、商学、经济学、医学、社会学、农学等一系列近代学科体系。从表面看，中国近代高等教育课程设置的变化是从传统的经学、史学、诸子学、词章学等转向了西方的文、理、法、农、工、商、医为主的七大学科，但这种显性变化的背后却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种种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