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美国基础教育质量提升和评价的政策演进
美国的教育行政实行地方分权制。“美国实施和管理教育事业的责任,以州为主体负有主要责任,地方承担具体责任,联邦具有广泛的影响。”[1]基础教育管理方面,州决定基本方针,大部分实际管理权委托给学区行使。美国现行学制是单轨制,各级各类教育在结构上相互衔接,上下沟通,体现了现代教育的民主性。总体上看,美国实施从学前到高中12年级的免费义务教育,简称“K-12”教育。学前教育机构主要包括幼儿园、保育学校和日托中心三种,或单独设置,或附设于其他机构。初等教育机构为小学,主要包括四年制、六年制和八年制三种小学,其中六年制小学占绝大多数。小学课程主要包括阅读、语言技能、数学、社会研究、科学。中等教育包括初中教育和高中教育,实施机构为中学,依学制划分主要包括四年制、六年一贯制和三二制三种。中学以综合中学为主体,但也有单独设立的普通中学、职业技术学校和特科中学。中学教育要完成教学、指导和服务三项任务。中学课程包括英语、社会科学、理科、数学、外语、人文学科,以及卫生、体育、家政、音乐、美术、工艺等。基础教育课程设置均由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决定。
一、政策议题的讨论
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国社会由工业化向信息化发展,工业生产从劳动密集型为主逐渐向知识密集型为主转换。这就要求工人必须接受高中以上教育,具有较高科学文化水平,以适应新科技革命的挑战。同时,在国际竞争中,美国面临来自日本、德国等盟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挑战。一些美国有识人士认为,加快教育发展步伐是确保美国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基础教育改革方面存在三个重点关切领域:一是实现社会公平;二是促进各种族融合;三是在中小学办学水平上达到优质水平。20世纪60年代,美国基础教育改革重点关注教育机会均等和教育公平问题的探讨和解决,70年代,美国出现了回复基础教育运动(Back to Basic Movement),但是到了80年代,如何提高基础教育质量成为美国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美国基础教育质量提高成为社会各界持续关注的焦点问题。
(一)颁布《国家处在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推动基础教育“去平庸化”和优质化
1981年,美国成立了一个由18人组成的国家高质量教育委员会(National Educational Excellence Commission,NEEC),其成员包括大学校长、教育厅长、中学校长、社区学院院长、教授、州教育委员会委员、前州长、中学教师等。经过一年半的调查研究,1983年4月,国家高质量教育委员会向美国教育部长提出了《国家处在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报告书。
报告书认为,美国教育改革迫在眉睫。报告书指出:“我们的国家处于险境。我国一度在商业、工业、科学和技术上的发明创造毫无异议地处于领先地位,现在正在被世界各国的竞争者赶上。”[2]美国之所以处于险境,主要是由于教育平庸化。“我国社会的教育基础目前受到日益增长的庸庸碌碌的潮流的腐蚀,它威胁着整个国家和人民的未来。”[3]教育平庸化见之于一些关键指标值方面的表现不佳。报告书列举了12项美国中小学生学业不佳的表现。就其中前三项表现而言,“十年前对各国学生成绩所作的国际比较表明,19项学业考试成绩评比中,与其他工业化国家比较,美国学生从未得过第一或第二,有7项获倒数第一。凭借最简单的测验,即每天的阅读、书写和理解,美国有2300万成人是半文盲(文化程度不足于履行自己的职能)。17岁的美国青年中,约有13%可以说是半文盲,少数民族中半文盲的青年可以高达40%。”[4]为改变美国教育落后的面貌,就要确立新的教育发展目标。报告书从达成目标的角度提出了高质量的三层含义,就学习者个人而言,高质量“意味着每个学习者无论在学校或者工作岗位上,应在个人能力的极限上工作,从而可以考验本人的极限,并把这种极限推向更高”。就学校和学院而言,“高质量指的是一个学校或学院为全体学生规定了高标准和目标,然后想方设法协助学生达到这些目标。”就社会而言,“高质量指的是社会将有能力通过教育和提高本国人民的能力对迅速变化的世界的挑战作出响应。”[5]就未来时期教育发展目标而言,“我们的目标必须是充分发挥个人的才能。达到这一目标需要:我们希望并且帮助所有的学生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能力。我们应当希望学校建立真正的高标准,而不是最低的标准,同时,我们希望家长支持和鼓励他们的子女去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天才和能力。”[6]为了实现教育发展的宏伟目标,报告书提出了五大改革建议。建议之一涉及教学内容改革。报告书指出:“我们建议提高州和地方中学毕业生的要求。凡是要取得高中毕业文凭的学生最低限度应有‘5项新基础课’的基础,即在他们4年的中学期间要学习下面的课:4年英语,3年数学,3年科学,3年社会方面的课程,半年计算机科学。对准备升入大学的学生,不管他们以前学过多少外国语,强烈建议他们在中学期间再学两年外语。”[7]建议之二涉及教育标准和要求。报告书指出:“我们建议学校、学院和大学对学生的学业成绩和品德采取更严格和可测度的标准,提出更高的要求,并且提高四年制学院和大学的入学要求。这样有助于学生在一个支持学习和真正成就的环境中,面对挑战性的学习材料,能全力以赴地学习。”[8]建议之三涉及时间安排。报告书指出:“我们建议把更多时间用于学习‘新基础课’,这就需要更有效地使用现有的在校日,每天在学校的时间更长一些或者延长学年内的学习天数。”[9]建议四涉及教学的具体实施。报告书指出:“每个部分都试图改进培养师资或者把教学变为更值得从事的和受人尊敬的职业。”[10]建议五涉及领导和财政资助。报告书指出:“我们建议全国公民要求教育工作者和当选的官员负责领导完成改革,同时公民们要提供财政资助和实现改革所需要的稳定性。”[11]《国家处在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报告发表之后,关于美国教育改革的报告书铺天盖地地涌来。这些报告书关注的焦点是“平庸”(mediocrity)问题,是公立学校的质量问题,是教育效能问题。徐辉指出:“20世纪80年代,如何提高教育质量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正因为教育改革重点的变化,美国教育学者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改革看作是美国历史上继进步主义教育改革和20世纪60年代的公平教育改革后的第三次教育大改革,也即优质教育改革。”[12]
(二)颁布《普及科学——美国2061计划》,提出科学扫盲的新构想
美国科技教育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一方面,科技精英取得的成就令人刮目相看;另一方面,普通大众科技知识贫乏。这种情况严重影响美国科技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更好地实施科技教育成为美国专家学者和普通大众关注的热门话题。
2061年彗星会再次临近地球。为了使美国当今儿童适应那个时期科学技术和社会生活的新发展,在卡内基(Andrew Carneigie)公司和安德鲁·梅隆(Andrew Mellon)基金会的资助下,自1985年开始,美国促进科学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of Science,AAAS)聘请和组织了几百名知名专家学者和部分教育实际工作者,组成全美科学技术教育理事会和5个学科专家小组,总结战后科学、数学和技术领域的深刻变化和未来发展趋势,汲取美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进行教育改革和实践研究的成果,希望提出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进行基础教育改革的基本构想。理事会和5个学科专家小组于1989年递交了《普及科学——美国2061计划》总报告和《生物科学和保健科学》《数学》《自然科学》《信息科学和工程学》《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技术》等6个分报告。
全美科学技术教育理事会和五个学科专家小组提出了“三步走”的实施计划。第一步,研究改革理论和指导思想,设计总体方案,明确未来时期儿童和青少年从读小学到高中毕业为止应当掌握的科学、数学和技术领域里的基础知识。第二步,设计不同课程模式,确定课程实施所需的条件、手段及战略;同时,就研究报告展开广泛讨论,制订相应的教育改革的计划。第三步,用十年或更长时间,在争取从美国总统、国会和政府到社会各界的支持的前提下,在一些州和学区进行科学、数学和技术教育革新试验。
总报告指出普及科学基础知识的必要性。总报告指出:“普及科学基础知识包括普及科学、数学和技术,它已经成为教育的中心。然而,在今日美国,普及科学基础知识问题仍在困扰着我们,近10年的研究清楚地表明,不论参照国内标准或是国际标准,美国未能给予许多学生充分的教育,从而导致国家衰退。不论出于何种考虑,美国没有任何事情比进行科学、数学和技术教育更为迫切。在教育改革方面,对美国人希望他们的学校应该取得什么成果应当在全国达成共识。”[13]总报告提出了普及科学基础知识的行动策略,它包括厘定科学基础知识的内容,依据内容提供可供选择的课程模式,促进科学基础知识在全国的普及。
总报告提出了精简内容这一重要建议,“‘2061计划’的前提是,无须要求学校讲授越来越多的内容,教学的重点应集中在最基本的科学基础知识上,并且更有效地把它教好。因此,理事会提交的关于人人应当学习的核心内容的建议书,限制在对普及科学基础知识来说最富于科学和教育的意义的范围内。”[14]总报告提出了更好地普及科学基础知识的四个建议:第一,“为了确保所有学生具有科学基础知识,必须改变课程,减少教学内容的绝对数,软化或者排除僵死的科目界限,更多地注重科学、数学和技术之间的相互联系;指明科学事业是一个社会性事业,它强烈地影响人的思维和行为,同时又受人的思想和行动的影响;培养科学的思维方法。”[15]第二,“有效地讲授科学、数学和技术知识以及其他的知识和技能,应根据经过系统研究并认真验证和亲身体验的学习原则进行。而且,同普及科学基础知识有关的教学应该与科学探索精神、科学的价值观融为一体。”[16]第三,“教育改革必须全面,应该注重所有孩子的学习需要,包括所有的年级和全部的科目,涉及教育系统的各个部分和各个方面。”[17]第四,“改革必须协同进行,必须包括行政人员、大学教员、社团、商界、劳工和政治领导人,以及教师、父母和学生本人。”[18]《普及科学——美国2061计划》重点将基础教育改革目标锁定为科学扫盲。科学扫盲有四个要点:一是让所有学生在毕业时都了解现在科学界正在做哪些努力,了解这些努力与他们的文化和生活有什么关系。二是学生应该树立一套由科学的概念和原理所阐明的令人信服的世界观。三是学生能从文化和科学史的角度看待科学努力,并熟悉跨越科学、数学和技术前景展望的一些强有力的观念。四是所有学生都掌握科学价值、态度和思想形式。
(三)颁布《国家为培养21世纪的教师作准备》,致力于解决教师质量危机
美国社会各界向来重视经济发展和人力资源开发之间的关系,并为应付面临的经济挑战制定相应的教育政策。1986年,卡内基教育和经济论坛组建“教育作为一种专门职业”工作组,并于1986年5月发表了《国家为培养21世纪的教师作准备》的报告。这份报告书分析了当今动荡时代的基本特征,指出教师队伍建设面临的挑战,提出抓住机会的设想,描绘21世纪学校蓝图,提出完整的发展计划,并关注计划实施。
该报告书提出未来时期教育发展战略目标,即“现在又一次适时地提出改进青年人的知识、精神、精力、技能的教育方面的要求,使国家在工业、商业、社会公正和进步以及捍卫自由社会的思想方面再一次恢复全面的竞争力”[19]。该报告书充分肯定教师队伍建设在提高教育质量方面的关键作用。“第一,美国的成功取决于更高的教育质量,这一质量标准是迄今从未有人敢于提出和追求的一种高标准;第二,取得成功的关键是建立一支与此任务相适应的专业队伍,也即一支受过良好教育的队伍。”[20]“没有这样一支教学水平高、业务能力强和具有远大抱负的专业队伍,任何改革都不会长久。”[21]在提高教育质量的具体措施方面,该报告提出,要“建立一个全国教学标准委员会,成员由地区和州的相关成员组成,它负责确定教师应当达到的高的应知应会标准,并为达到标准的教师颁发证书。改组学校,为教师提供一个良好的教学环境,使学校充分享有决定最好地满足州和地方对儿童培养目标的要求的权力。同时学校对学生的进步负责。改组教师队伍,在学校中推出一种新型的教师,他们被称为‘领导教师’(lead teacher),这些教师在重新设计学校蓝图和帮助同事提高教育质量和教育水平中,显示出积极的先锋作用。把取得文、理科学士学位作为学习教育学专业的学生的前提条件。在教育研究生院为攻读教学硕士学位制订新的授课计划,该计划以系统学习教学理论、见习和在中小学实习为基础。调动国家资源培养少数民族青年从事教师职业。把对教师的奖励与全校学生成绩挂钩”[22]。该报告提出高质量教学的新标准制定的建议。“工作组建议成立一个全国专业教学标准委员会。委员会的根本职能是,建立专业教学的高标准,给达到标准的人颁发资格证书。”
《国家为培养21世纪的教师作准备》指出美国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强调基础教育确立优异标准的重要意义,制定高质量教育新标准,制定师范教育的高标准严要求,从而为美国教师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了一份具有前瞻性的计划书。
(四)颁布《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提出高质量教育目标
《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是由时任美国教育部长的亚历山大起草、时任美国总统的乔治·布什于1991年签发的主要由四个部分策略和六项教育目标组成的纲领性文件。《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内容,即面临的挑战、全美教育目标和教育行动策略。《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提出2000年全美教育目标。它包括:(1)所有美国儿童入学时乐意学习;(2)中学毕业率至少提高到90%;(3)美国学生在四、八、十二年级毕业时,充分证明其有能力应对英语、数学、自然科学、历史和地理学科内容学习方面的挑战;(4)美国学生在自然科学和数学方面的成绩居世界首位;(5)每个成年美国人能读书识字,并胜任在全球经济中进行竞争的角色;(6)每所美国学校没有毒品和暴力,并提供一个秩序井然的有益于学习的环境。[23]《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提出了今后美国教育改革的基本策略:为今日的学生创建更好和更负责任的学校;为明日的学生创建新一代美国学校;为其余人创建一个全民皆学之邦;为普通民众创建可以进行学习的社区。
就基础教育质量评价方面的关键举措而言,报告提出确立新的世界标准;进行全美成绩测验;鼓励大学采用这种测验结果;设立总统优异教育成就奖;设立总统成绩奖学金;提供成绩报告卡,进行报告卡撰写所需的资料收集;增加学生及家长的选择权;促进学校改革;设立优秀学校奖;建设州长负责的学校领导学院;设立州长负责的教师薪金;颁发遴选教师和校长的证书;嘉奖教师。[24]《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还指出:“如果各种标准、各种测验和报告书向家长和选民通报他们学校办得怎么样,那么选择权就赋予家长和选民采取行动的杠杆作用。”[25]
总之,《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清晰地厘定了六大教育目标,指出了四大行动策略,明确了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社会团体、学校、家长、教师和学生各自的职责。
(五)发表《基础学校:一个学习化的社区大家庭》,强调抓住质量评价枢纽
1995年,美国著名教育学家厄内斯特·波伊尔出版了《基础学校:一个学习化的社区大家庭》一书。在厄内斯特·波伊尔看来,通过推广一种将优质教育的各种基本因素都综合起来的方法,将有可能使每一个孩子都能接受高质量的基础教育。
厄内斯特·波伊尔系统地探讨了基础教育评价问题。他指出:“基础学校是一个负责的学校。它对家长、学生、社区负有责任。学校制定了语言和核心知识成绩考核的标准,并利用指标以监控学生的学习成绩。学校关注学生的个人素质和社会素质,并由教师进行正式的评估。基础学校所作的评价是为学生的学习服务的。”[26]
厄内斯特·波伊尔认为:“基础学校参加地区和州的评价活动,并对学生能够取得好成绩的能力充满信心。基础学校把评价和教学直接联系起来。这是教学的一个重要部分。”[27]基础学校评价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制定标准,二是收集材料,三是对学校进行评价。就制定标准而言,“评价首先要有目标,要明确我们期望学生所达到的目标”[28]。这些评价目标包括学生的语言水平、核心知识、学习动力、良好的社会和情感状态、责任心等。厄内斯特·波伊尔指出:“建立目标之后,下一步就要制定出学业成就标准及基本指标,以便定期检查学生的语言水平。”[29]就收集材料而言,“要对一个学生进行评价,需要利用大量的材料加以证明,而且还要长期地收集反映学生学习成绩的样品。”[30]收集样品的方式包括笔试、教师的观察、学生的作品和表现、家长和学生的资料。就学校评价而言,基础学校评价的目的就是要使全体学生成功地达到五个目标,即具有文化知识、一般知识、动力、良好的生活观、责任感。
厄内斯特·波伊尔的《基础学校——一个学习化的社区大家庭》系统地论述了美国基础教育结构、办学思想、教学内容、课堂组织,并归纳出优异的基础学校的四个基本要素,即学校成为社区大家庭、具有连贯一致的课程、具有良好的学习环境、注重学生品格的塑造。
(六)颁布《我们的学校与我们的未来:我们仍然处在危险之中吗?》,进行改革展望
2003年,克莱特基础教育工作组发表了《我们的学校与我们的未来:我们仍然处在危险之中吗?》研究报告。该研究报告着重探讨了建立中小学教育责任制,改进中小学教育评价问题。该研究报告指出:“基于标准的改革还没有实现其潜在的效能。虽然前景看好,但却很难获得公正的待遇。从一些州的实践效果看,如果教学责任制得到坚持贯彻且实施得当,它将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特别是少数民族和贫困家庭学生的学习成绩。但各州在标准的设立上很难达成一致,同时,将考试与标准挂钩以及让严格的责任制发挥作用,也有相当的难度。”[31]克莱特基础教育工作组指出:“美国人需要利用更好、更及时的信息反映学生的学习情况,不仅仅是反映全国情况和国际比较的信息,还需要获取针对每所学校和每个师生的信息。我们需要更多、更明晰的数据来了解学校做了什么、钱花在哪些地方以及取得了怎样的成绩。”[32]克莱特基础教育工作组就基础教育质量评价问题提出了如下建议:“与学术标准相配套,每个州还需要设定一套考查学生对各学科知识掌握程度的评价系统,包括针对基础知识和基础技能的测试。每个州需要通过考试和其他评价方法来准确测量每个学生、每所学校、每个学区对学术标准的执行情况。这些评价应该成为对每所学校进行增值评估的基础,对学校的奖惩应该由学校对学生学习的贡献大小来决定。”[33]
克莱特基础教育工作组探讨了教育教学责任制的实施问题。“每个州制定的教育教学责任制,要使结果不仅由学生承担,同时也由负责的相关成人承担。取得成功的应该给予奖励,未达标的学校应该关闭、重组、被其他行政机构接管、对外承包给私人办学机构,或者给予学生转到更好的学校上学的权利和充足经费。”[34]
克莱特基础教育工作组提出,学校应该用三种方式报告学生的学习成绩:一是绝对值的方式,它反映学生按照学校的标准加以评定的条件下表现如何;二是增加值方式,它反映学生学年末比学年初多学了哪些内容;三是比较值方式,它反映学校在学区、州和全国的标准框架下表现怎样,以及和其他学校及学生的比较情况。”[35]
二、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一)召开三届教育峰会,明确基础教育质量评价的目标和任务
提高教育质量是美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教育改革的重要目标。美国先后召开了三届“教育峰会”,以便达成基础教育改革目标。
1989年由时任美国总统的乔治·布什召集的美国首届“教育峰会”(Education Summit)在弗吉尼亚的查特鲁特什威尔召开,历史上称其为查特鲁特什威尔峰会。在本次峰会上,提出了四项极其重要的教育改革任务:(1)创建国家教育目标;(2)各州必须重视所有学生成绩水平的提高;(3)形成关于教育改革的共识;(4)明确下列要素在教育改革中的重要作用:财政支持、研究和传媒的支持、赋予管理计划以更大的弹性。
1998年6月15日,第二次教育峰会召开,时任美国副总统的戈尔到会并发表演讲。本次峰会将建立严格的学业标准和准确测量学生学业成绩的考试制度作为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写进大会决议,各州州长承诺在其后两年时间里,在自己州内制定和实行具有竞争力的学业标准,各州负责重编高质量、严要求的教学大纲。在这一系列大纲的指导下,编制出全州统一的各个年级考试卷,进行考试和成绩分析。
1999年9月30日至10月1日,第三届教育峰会在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的行政中心举行。这次峰会的主题主要集中于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教师质量的提高和教师工作努力相联系的奖惩制度的完善。
(二)通过制定法律落实责任制
2001年1月23日,时任美国总统的乔治·布什向国会递交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教育改革计划,这是布什上任后的第一份立法动议。2002年2月8日,美国国会通过了这一法案。
布什总统指出:“公立学校的质量直接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不论是家长、学生还是公民。但是,美国有太多的孩子因期望值低、识字少和缺乏自信而被隔离开来。在劳动力技能要求日益复杂化而且不断变化的世界里,仅就识字而言,孩子们正落在后面。情况不应该是这样的。”[36]《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提出:“今天,将近70%的城区四年级学生在国家阅读测验中未达到基本的阅读水平。在国际数学测验中我们的高中学生落后于塞浦路斯和南非的学生。将近三分之一的大学新生在他们能够开始正常的大学课程前却不得不参加补习课程的学习。”[37]《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提出四大教育改革措施,即强化对学生业绩考核的责任制,注重可行的项目,减少官僚主义、增加灵活性,加强家长的作用。同时提出下列立法条款,即通过高标准和教学效能核定来实现教育平等目标,通过把阅读放在首位来提高读写能力;提高教师质量;激励英语熟练程度有限的学生达到英语流利水平;促进家长的选择和革新计划;建设21世纪的安全学校;等等。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提出的评价改革举措包括:“对三至八年级的每一个学生进行年度测评。每年的阅读和数学测验将为父母提供需要的信息,让他们了解孩子在学校的学习情况,以及学校对孩子进行教育的情况。各州可以有充分的时间进行规划、实施教学改革和设计适当的测验。唯一的要求是对学生成绩进行逐年比较。各州将用三年时间开发测验。联邦经费将支付开发测验的全部费用。要求报告所有学生的成绩。配合联邦政府制定的法律,各州要求学校将向家长报告学生的成绩评价结果。为了履行学校提高所有学生成绩的责任,这些结果必须按照种族、民族、英语能力、能力和社会经济地位分类公之于众。”[38]“在目前的法律制度下,学区必须根据学生是否达到州设定的内容和成绩标准,判断每所第一条款要求的学校是否每年取得了足够的进步。”[39]“一个学年中没有取得足够年度进步的学校和学区将被学区认定为需要改进的学校和学区。被认定后,这些学校和学区将立即得到外部的帮助以提高成绩。”[40]
(三)制订战略规划、引领基础教育质量评价
2002年3月7日,美国教育部颁布《2002—2007年战略规划》。《战略规划》提出了六大行动目标。目标一为创建业绩文化。具体措施包括:将联邦教育拨款与学业成绩问责制联系起来;提高教育管理的灵活性,扩大地方控制权;为家长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和信息;鼓励在联邦教育项目实施中应用基于科学的方法。目标二为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具体措施包括:确保所有学生在小学三年级都能达到本年级水平的阅读能力;提高全体中学生的成绩;提高教师和校长的素质。目标三为建立安全的学校和培养学生坚强的品格。具体措施包括:确保学校是安全的、远离毒品的,学生不喝酒、不吸烟、不使用其他毒品;促使年轻一代形成坚强的品格,增强他们的公民意识。目标四为将教育转化成有科学证据支持的领域。具体措施包括:提高由教育部资金支持或由其主导的科研项目的质量;提高研究的适用性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目标五为提高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的质量。具体措施包括:在提高全体学生的学习成绩的同时,缩小由于种族和民族的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和身体残疾造成的不同人群大学入学和完成学业方面存在的差距;完善中学后教育机构的问责制度;建立有效的中学后教育拨款机制;关注传统的黑人学院和大学、拉丁美洲裔族群服务机构、部落学院与大学的建设;提高美国成人的读写能力和工作技能。目标六为改进教育部的管理方式。具体措施包括:维护财务稳健,改进财务管理及内部控制;改善教育部人力资本的战略管理;管理信息和科技资源,应用电子政府改善为顾客和合作者提供的服务;促进学生资助项目的现代化并降低风险等级;将预算与绩效挂钩,将拨款与成效联系起来;激发社区组织的作用,提高教育部各项目实施的效益;将教育部变成绩效优良、关注“顾客”的组织,并争取赢得“总统质量奖”。
美国教育部《2002—2007年战略规划》提出了基础教育质量评价的实施策略。具体实施策略包括:(1)提高全体学生的数学成绩和科学成绩;(2)利用评估数据改进教学,教育部将与各州和各学区通力合作,以确保各个学校可以获得评估数据,从而为学校制定战略及开发针对每个学生的干预措施提供信息,将对各个学校、学区和州教育机构使用以网络为基础的数据传输工具而进行的培训予以资助;(3)将接受特殊教育的学生和英语学习能力不足者纳入数学评估对象之中。教育部将执行《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提出的各项要求,以确保将接受特殊教育的学生和英语学习能力不足者纳入数学评估之中。[41]
(四)实施国家教育进展评估,确定质量提升幅度
1981年以来,美国各州大幅度增加了地方教育投资,这些投资主要来自于税收。因此,越来越多的美国公民想知道,来自税收的教育经费是否得到了有效运用,公共教育的实施效果如何,学校教育工作的进展及学生的学习情况如何等。
为了满足这一需要,教育部教育研究及发展办公室设立了“教育问责制”研究小组,指导各州实施教育问责制评价项目,并对各州教育情况进行总结。所谓教育问责制评价项目,是以州为单位对学校和学区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并对各校、各学区甚至各州进行比较。美国国家教育进展评估项目实施和各州最低能力测验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国家教育进展评估又称为国家教育报告卡,是美国教育部委托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实施的一项全国性评价考试项目。考试的首要目标是向美国公众报告学生接受教育的状况。为此,美国中小学采用两种类型的评估:一种是全国评估,另一种是长期趋势评估。评估的测试对象是美国四年级、八年级和十二年级的学生,评估报告反映以性别、种族为划分标准的群体的学习结果。
(五)改革标准化考试,关注综合能力考查
各州举行的高中毕业水平考试一般被称为最低能力测验,它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得到广泛的重视。1990年出版的《美国教育新闻报》头版头条刊登的消息指出,美国一个由36个教育和公民权利团体组成的联合组织呼吁,希望对标准化考试进行改革,建议采用多种形式的考试来测量教育效果。这个联合组织的一位发言人强调,标准化考试的选择题不再是一个恰当的测量教育进展的方法,考高分也不再是一个适当的教育目的,更有意义的测量方法是客观存在的,它将成为一个改进教育实践、测量教育成果的基础,同时该联合组也提出一个对聪明才智进行测量的标准。[42]
(六)改革各州中小学考试制度
传统上,美国各所中小学的考试办法由各州自行决定。一般说来,考什么科目,哪几个年级的学生参加考试,都通过立法形式来确定。数学和英语科目几乎每州都考,但不一定每个年级都考。自2001年开始,《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首次要求各州必须在2005—2006学年实行三至八年级的英语、数学统一考试,并以考试成绩来衡量学校的教育质量;连续两年不达标的地方或学校,必须采取措施提高考试成绩,否则,联邦教育部将扣减其联邦教育拨款。目前美国各州的做法有所不同。在俄亥俄州,2004年参加统考的学生只包括三、六、九年级的学生。有些州进行统考的年级更多。一般州法律只是大致规定考试日期,具体考试日期则每年由州教育厅确定,大部分州的考试安排在3—5月间。学校或学区集体报名,直接向考试公司提供学生资料。考试保密要求严格。考试试卷编制规范,技术要求高。美国各州中小学考试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一是对成绩差的学校和学区造成压力,迫使它们改进教学内容和方法,以提高成绩。虽然考试分数不一定能完全反映一个学校的教育质量,但是目前考试分数可能比任何别的指标更能准确地反映学生的学习成绩。二是促进考试内容的规范化。美国各地中小学没有统一的教科书,也没有法定的教学大纲,考试成了推行课程标准的有效工具。三是引起全社会对教育的关注。教育拨款是各州政府财政预算中最大的一项,约占总预算的三分之一。诚然,州考试制度也会产生一些消极影响:一是它可能导致教学以考试为中心。考什么就教什么的现象增多,课程标准变相成为考试大纲。二是考试是有误差的。既然如此,以学生考试成绩来评定教育质量难免有失公正。三是在考试试题方面,标准化考试和论述题考试在考查学生的特定能力方面均不够完美;而选择题形式的考查容易流于肤浅,不能很好地反映学生的理解深度和抽象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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