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者的社会调查

四、社会学者的社会调查

解放后，在效法苏联的情况下，社会学在1951年到1952年的全国院系大调整中被取消了。“旧社会学家”们改行作了其他工作，有的去讲授和研究劳动问题、人口问题，有的去做统计工作，有的在高校中从事一些闲杂工作。费孝通、潘光旦、吴文藻等一批社会学者在中央人民政府的安排下，改行从事少数民族工作。费孝通于1950年率中央友好代表团赴贵州访问六个半月，向各少数民族解释新政府的民族政策，并搜集有关他们的基本情况的材料。访问结束后，他写了有关这方面的一系列文章，后来编辑成册，题名为《兄弟民族在贵州》。这是一本颇受欢迎的介绍贵州省各少数民族复杂情况的著作，材料是费孝通访问贵州省各个地区时搜集的。

1952—1955年间，费孝通撰写了一些对少数民族历史起源的考证文章，他从《史记》中引证了许多材料，并且考察了许多相关的语言学著作。他的工作开始转向应用人类学方面的研究。1956年，他和林耀华一起，制定了一个名为“当前民族工作提供给民族学几个任务”的研究方案，包括几个研究课题，力图为党和政府制定少数民族政策提供依据，成果则连载在《人民日报》上，同时见报的还有在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支持下拟定的社会调查计划。在这项计划中，费孝通提出由来自各学科的200多名科学工作者组成一支研究队伍，用四至七年的时间对少数民族的社会史和社会经济结构包括生产力、所有制、阶级结构、历史发展和风俗等进行系统研究。这项民族学和人类学调查工作在1956年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却于1958年不幸中断了。

1951—1966年间，中国藏族界人士也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和民族文化遗产的发掘、整理，积累了丰富的科研资料。同时也培养了一批藏学专门人才，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为全面深入地开展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

1954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经济学家马寅初，多次赴浙江、上海等地调查人口增长、粮食生产和文化教育发展等各方面的资料，写成了《浙江温州区视察报告》，表示了对农村地区孩子太多的担忧，认为如果不控制人口，将来国家负担很重，势必影响工业发展。同时，他还查阅了全国其他省份以及世界各国有关情况与资料，写成了《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一文，于1955年提交全国人大讨论。但在当时的大背景下，迎接这篇论文的是一片激烈的批评。在后来的反右派斗争中，他也被免去了北京大学校长的职位。

1962年冬天，已经八十岁高龄的马寅初先生出于对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关注和担忧，再次赴浙江就农业及人口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尽管所有接待他的人都非常冷淡，并且途中还不幸染病，但马寅初还是就浙江各地科技、农业、人口、经济、干部作风等问题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回到首都后，马寅初将调研结果及自己的建议整理成一本综合资料送交人大常委会审阅。但很快，他的人大代表便被除了名。

1956年5月毛泽东同志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之后，费孝通曾赴各地调查知识分子们的有关问题，并撰写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与此同时，许多社会学者们则提出了恢复社会学的建议，著名社会学家李景汉还借这一机会对北京郊区人民的生活状况进行了再调查，调查结果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费孝通则于1957年4月重返江村(开弦弓村)。恰好在一年以前，访问中国的澳大利亚人类学家格迪斯花了四天时间在开弦弓村进行了社会调查活动，取得了各种经济数字，并将调查结果写成了专题报告。费孝通在与格迪斯交流过之后，得知英语国家社会学界对《江村经济》和开弦弓村仍然有着一定的兴趣。于是他希望这次调查能够具有国际意义，并且带了两名助手帮他搜集资料，在姐姐费达生的陪同下，于21年后重返江村。

相比解放初期的热情，费孝通此行更多的是冷静地观察现实的困难。他觉得报刊对于农民生活的改善程度作了夸大的宣传和报道。他甚至发现，相比21年前，农民收入其实下降了，生活水平也在下降。在这个属于“鱼米之乡”的地区，由于对副业、工业的过度限制，许多家庭竟然面临着自种的粮食不够吃，却又无法从外地购买粮食的问题。

在后来发表的《重访江村》一文中，费孝通对当时的《农业四十条》以及农业合作化运动提出了质疑，建议恢复发展副业和村办企业，因为这是农民家庭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但很快，他就因为在鸣放运动中的表现被打成了右派，还遭到了毛泽东的点名批评。“文革”结束前，他都被禁止研究中国社会、教书或出版著作，也不能与外国学者交流，对于社会调查已无法作出任何贡献。而其他知名社会学者在同一时期，命运也多与他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