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性调查

地域性调查_中国社会调查史

(二)专属性、地域性调查

1.小城镇研究

费孝通主持的小城镇调查起始于1982年。调查从江苏吴江开始，对苏南的小城镇展开调查，再向苏北、苏中的小城镇展开。整个调查从农村、集镇到县城，并触及中等城市和大城市，历时三四年，形成了十几个省、市、自治区的调查研究网络。这是一项综合性调查，涉及经济、政治、文化、体育、体制、规章制度等各方面，对城市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并就小城镇的发展状况、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小城镇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因素、小城镇在城乡格局中的位置、小城镇与城乡关系以及城市化等问题，发表了众多研究报告与论文，形成了小城镇建设的研究热潮。小城镇研究取得的成果，不仅为中国农村广大小城镇建设的健康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具体建议，并且通过对各种类型、各种规模的城镇社区的系统，提出了许多解释社区发展的理论。

在小城镇研究中，“已有的研究基础”是通过实地调查奠定的，因而费孝通的研究一开始就摆脱了在概念中兜圈子、从书本到书本的经院式研究方法，而注重实地调查，力求在对小城镇的实际考察中形成与深化认识，从而提出“类别、层次、兴衰、布局、发展”的十字研究纲领。就小城镇研究发表的调查报告与论文集主要有:《小城镇大问题》(1984)、《论小城镇及其他》(1985)、《小城镇再认识》(1989)等。

2.社会结构及阶层调查

199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同志指示社会学研究所要进行社会结构变迁的研究。经过酝酿准备，在院领导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社会学研究所于1999年年初成立了“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从此开展了这个重大课题的研究。3年时间内，课题组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阶层和社会结构的理论，并对国内外有关社会阶级阶层问题的文献资料进行了分析和整理，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先后对湖北省汉川市、辽宁省海城市、福建省福清市、贵州省镇宁县、安徽省合肥市、江苏省无锡市和吴江市7个市县、广东省深圳市、北京燕山石化总厂、吉林省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和天津南开大学等市、县、厂、校，进行了抽样问卷调查、入户访谈和召开各种座谈会、调研会，取得了11 000多个样本和近千份各类成员的访谈记录。本文所节选的是有关当代中国十大社会阶层的界定情况^[4]。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封面

(1)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

指在党政、事业和社会团体机关单位中行使实际的行政管理职权的领导干部，具体包括:中央政府各部委和直辖市中具有实际行政管理职权的处级及以上行政级别的干部;各省、市、地区中具有实际行政管理职权的乡科级及以上行政级别的干部。目前，中国的社会政治体制决定了这一阶层在趋于等级分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中居于最高或较高的地位等级，是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主导性阶层，是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及市场化改革的主要推动者和组织者。这一阶层的社会态度、利益及行动取向和品质特性，对于正在发生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和将要形成的社会阶层结构的主要特征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

在改革的最初10年，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是改革的推动者，但却处于政治与社会经济地位不一致的状态，他们的经济利益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在改革的后10年，他们仍是改革最积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并且是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的较大获益者之一。另外，由于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是执政党和政府意志的代表和体现，所以，各社会阶层同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之间的关系——与他们的合作或冲突，经常转而表现为对执政党和政府的支持或不满。目前，这一阶层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约2.1%;在城市中的比例为1%～5%;在城乡合一的县行政区域中比例大约为0.5%。

(2)经理人员阶层

指大中型企业中非业主身份的高中层管理人员。这一阶层同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干部)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之间的区分界线还没有完全明晰化，其阶层内部的不同来源的成员，在社会政治态度和利益认同方面还有明显差异。这一阶层的社会来源主要是三部分人。第一部分是原来的国有和集体企业干部。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这一部分企业干部逐渐从行政干部系列中脱离出来，成为职业经理人。第二部分来自较大规模的私营企业或高新科技产业领域中的民营企业，这些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开始出现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的趋势，一些企业主聘用职业经理人来为他们经营管理企业;另一些企业主则通过企业股份化而使自己从业主型的创业者转变为职业经理人。第三部分人是“三资”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

经理人员阶层是市场化改革的最积极推进者和制度创新者，他们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和现代经济体制的发展方向。这一阶层的成员支配着大量的经济资源，他们都有较高的学历和专业知识水平，同时，他们的政治社会地位也较高，被称为“老总”。许多大中型企业处于国有或产权不清的状态，实际上是经理人员在支配这些企业的生产资料和经济资源。同时，这一阶层的主导成分与国家权力和海外资本有着紧密的联系。

这种状况决定了经理人员阶层在当前的社会阶层结构中也是主导阶层之一，他们在社会经济政治生活领域中的影响力——特别是对政府经济决策的影响力，甚至要大于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影响力，而且这种影响力还在继续扩大。这个阶层还在发展之中，在目前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约为1.5%，但在地区之间的分布极不平衡。这一阶层的成员多数集中在大中城市特别是经济发达的城市。据调查，在深圳市这类经济中心城市，经理人员阶层所占比例高达9%，远远超过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所占比例;但在经济不发达的贵州省镇宁县，经理人员就非常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经理人员阶层所占比例以及这一阶层的经济回报率来衡量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

(3)私营企业主阶层

指拥有一定数量的私人资本或固定资产并进行投资以获取利润的人，按照现行政策规定，即包括所有雇工在8人以上的私营企业的业主。私营企业主阶层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育和发展的过程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他们不仅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之一，而且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实践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织者，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建设者，在二十几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成员最初主要来自于乡村和城镇社会的较低阶层，但在1992年以后，具有文化专业知识的原国有和集体企业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机关干部开始大量加入这一阶层，使这一阶层的社会形象和社会地位有了极大提高。但是，由于传统意识形态的阻碍，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地位一直无法与其经济地位相匹配，他们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参与受到很大局限。私营企业主阶层内部拥有资本规模大小不同，他们自身的政治文化素质也有很大差异，因而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声望是很不相同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社会上对他们的评价有很大的争议。

在人数上，中小企业主构成了这一阶层的主体。就全国而言，私营企业主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约为0.6%，但地区差异比较大。在私营经济较发达地区，这一比例可达3%左右;而在私营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该比例在0.3%以下。

(4)专业技术人员阶层

指在各种经济成分的机构(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全民企事业单位、集体企事业单位和各类非公有制经济企业)中专门从事各种专业性工作和科学技术工作的人员。他们大多经过中高等专业知识及专门职业技术培训，并具有适应现代化社会大生产的专业分工要求的专业知识及专门技术。

专业技术人员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中等阶层的主干群体，他们既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之一，也是先进文化的代表者之一。而且，他们还是社会主导价值体系及意识形态的创新者和传播者，是维护社会稳定和激励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当代中国社会，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在推动科学技术发展和市场经济理念传播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中，中国的专业技术人员群体显现出从传统知识分子到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性的转型，即从以传统的人文知识分子为主导构成转变为以现代的专业技能性知识分子为主导构成。这种转变十分有利于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在市场经济发展中保持较优势的地位，并与掌握着组织资源和经济资源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保持良好的关系。

专业技术人员在中国的阶层结构以及社会中间层中所占比例还比较低，他们主要集中于城镇。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推进，随着教育、科技和各种社会事业的发展，这一阶层将日益壮大。目前，专业技术人员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约为5.1%，但城乡差异很大，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差异也很大。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大中城市中，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所占比例为10%～20%，而在城乡合一的县(市)，其比例仅为1.5%～3%。

(5)办事人员阶层

指协助部门负责人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的专职办公人员，主要由党政机关中的中低层公务员、各种所有制企事业单位中的基层管理人员和非专业性办事人员等组成。这一阶层是社会阶层流动链中的重要一环，其成员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后备军，同时，工人和农民也可以通过这一阶层实现上升流动。这一阶层也是现代社会的社会中间层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目前的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大约为4.8%。在城市中，其比例约为10%～15%;而在城乡合一的县(市)中，其比例在2%～6%之间。随着工业化和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将会有大量的体力劳动者上升流动进入这一阶层，在未来十几年中，这一阶层的人员比例将会有明显提高。

(6)个体工商户阶层

指拥有较少量私人资本(包括不动产)并投入生产、流通、服务业等经营活动或金融债券市场，而且以此为生的人。如小业主或个体工商户(有足够资本雇佣少数他人劳动，但自己也直接参与劳动和生产经营的人)、自我雇佣者或个体劳动者(有足够资本可以自己开业经营，但不雇佣其他劳动者)，以及小股民、小股东、出租少量房屋者等。

在1949年以前。中国曾经大量存在个体工商户和个体劳动者。但经过20世纪50年代的工商业改造和手工业改造，特别是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后，这个阶层在城乡基本消失了，到1978年，全国总共只有15万个个体工商户。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以后，个体工商户首先在各地农村大量涌现，继而又在城镇大规模地发展起来。所以，完全可以说，个体工商户阶层也是经济改革的产物，这一阶层的规模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进而不断扩大。

在20世纪80年代，这一阶层的主要来源是农民和城镇的失业待业人员(尤其是返城的“知识青年”)。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国有企业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大量国有企业工人和城市居民涌入这一阶层。目前，这个阶层是吸纳下岗工人、失业待业人员和进城农民的一个重要渠道，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支很活跃的力量。调查表明，东部沿海诸省、市经济繁荣，个体工商户发展得多，发展得好;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经济之所以发展得慢，个体工商户较少也是一个原因。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是第三产业(服务行业)的发展，这一阶层还有扩充并吸纳劳动力的很大潜力;而且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还将由于有某种特长或因为经营得当而逐渐积累资本，扩大经营规模和范围，从而将上升到私营企业主阶层。

个体工商户阶层是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的主要获益阶层之一。但是，90年代以来，由于一些城市搞所谓的形象工程，大拆大建，把许多较为简易的商业设施拆掉了，把马路市场取缔了，致使不少个体工商户因失去经营场地和经营条件而歇业。另外，由于政府管理部门对这一阶层的管理变得日益严厉，向他们征收的税费也有所增加，他们所能分享的利益相对减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低于80年代，其经济地位与80年代相比也有所下降，所以他们的不满情绪较多。目前，个体工商户阶层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为4.2%，这一比例是根据国家工商部门的登记数计算出来的，但该阶层的实际人数比登记人数多得多。

(7)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

指在商业和服务行业中从事非专业性的、非体力的和体力的工作人员。由于中国目前的商业服务业还不发达，而且产业层次较低，这一阶层的绝大多数成员的社会经济状况与产业工人阶层较为类似。但在一些大城市中，在与国际较为接轨的商业服务业部门中，商业服务业人员的社会经济状况较接近办事人员阶层。随着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推进以及第三产业的发展，这一阶层的规模将会进一步扩大。

目前，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约为12%。但城乡之间的差异极大，因为这一阶层与城市化的关系最为密切。在深圳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的比例为17%，但在城乡合一的汉川市(县级市)和镇宁县，此阶层所占比例仅为3.2%和1.6%。在小城市和乡村中，商业服务业还很不发达，而且产业层次较低，从业人员还很少，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还不够大。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城市化严重滞后，限制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也因为中国目前的服务业发育程度较低，尚停留在餐饮业等传统服务业领域。可以预计，随着旅游业、体育事业、科技教育事业、文化娱乐业以及社会服务事业的发展，这个阶层会迅速发展起来。

(8)产业工人阶层

指在第二产业中从事体力、半体力劳动的生产工人、建筑业工人及相关人员。产业工人阶层是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力量，是近代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随着中国工业化、社会化的继续发展，这个阶层将会进一步提高自身的政治、科技、文化素质，其劳动技能也将不断提高，从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做出越来越多的贡献。

在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的产业工人阶层内部一直存在着企业所有制和户籍身份制所导致的差异。这种差异体现在收入、福利、社会地位、劳动保障等多个方面。近几年来，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和市场经济的深化，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工人之间的差异相对缩小，但户口因素的影响仍然很强。“农民工”应该是产业工人阶层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实际上却成了这个阶层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做的是与城市工人相同的工作，但因为他们的身份是农民，所以在工资、劳保和福利等方面的待遇明显不如城市工人。

除了户籍因素导致的差异之外，单位部门因素也越来越多地引起产业工人阶层内部的分化。福利和劳动保障较好的正规部门的工人与缺乏福利和劳动保障的非正规部门的工人，经济效益低的传统部门的工人与经济效益好的新兴产业和国家垄断部门的工人，在社会经济状况方面有着明显差异。

经济改革以来，产业工人阶层的社会经济地位明显下降，这使产业工人阶层的人员构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工人阶层中一部分成员通过接受成人教育和技术培训离开了工人队伍，进入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其他社会阶层。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有工矿企业改革，实行减员增效等政策，导致大批工人下岗，从而在事实上改变了原来那种终身雇佣格局。有相当一部分人员，在“铁饭碗”被打破以后，处于就业无保障的状况。这使他们在心理上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应当指出，这种变化带来了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好的一面是，促使大多数工人有了学习技术和专业技能并做好本职工作的积极性;不好的一面是，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人阶层长期没有就业压力，因而没有竞争意识，一旦他们的这种既得利益状况被改变，且一时又不能适应这种改变，他们便难免会有牢骚和不满。与此同时，进城的农民大批涌入产业工人阶层，他们成为产业工人阶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整个产业工人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则为22.6%左右，其中农民工占产业工人的30%左右。城乡之间差异极大，不同经济结构的城市之间，不同发展水平的乡村之间，差异也都很明显。

(9)农业劳动者阶层

该阶层是指承包集体所有的耕地，以农(林、牧、渔)业为唯一或主要的职业，并以农(林、牧、渔)业为唯一收入来源或主要收入来源的人员。这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的一个阶层。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农业劳动者阶层曾经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们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真正突破者，是农村经济体制的率先改革者，是市场经济的最早实践者和推动者。而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尤其是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农民得到了自主和实惠，解放了生产力，农业连年获得丰收，不仅在较短时间内一举解决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而且推动了中国整个体制的改革。另外，这个阶层还是通过分化而产生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产业工人等的母体阶层。

尽管如此，由于这个阶层几乎不拥有组织资源，所拥有的文化资源和经济资源往往也低于上述所有阶层，所以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的地位比较低。本来，按照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要求，这个阶层的规模理应进一步分化并大规模缩小，但在目前，这种分化和缩小受到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制度与政策(如户籍制度等)的阻滞。当然，不可否认，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中国农民阶层的规模已经有了显著的缩小，纯粹的农业劳动者和以农业为主业的农民在劳动人口中所占比例，已经从1978年的70%以上减少为1999年的44%左右。但是，农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比重也从1978年的28%下降为1999年的17.3%，两种比例仍然是很不相称的，在经济落后的中西部地区，这种不相称状况更为明显。这种状况决定了农民阶层的较低收入水平和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

尤其严重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农业劳动者阶层，这里之所以用“农业劳动者”，主要是为了区别于身份制下的农民概念，西方国家的农民就是农业劳动者，没有身份制含义。这个阶层是改革和发展的受益阶层，而在80年代中期以后，这个阶层便逐渐成为利益受损的阶层了。特别是在1997年以后，由于大宗农产品从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销售困难，价格显著下降，乡镇企业不景气，进城做工变得更加困难，以农业为唯一收入来源和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民的收入，实际上是减少的，而各种税费负担却没有减轻。所以，这个阶层利益受损的状况表现得更为明显。这是很应当引起注意的问题。

(10)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

指无固定职业的劳动年龄人群(排除在校学生)。体制转轨和产业结构调整导致一批工人和商业服务业人员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就业机会不足，使许多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年劳动力长期待业。城市大量征用农用地，则使大批农民无地可种，而这些农民在城镇一时还找不到合适的职业。另外，还有不少城乡居民因为残障或长期卧病的困扰而不能就业，他们多数也陷入贫困境地。目前，这几部分人的数量还在继续增加。

任何社会都会存在部分的失业者，但无业、失业、半失业者构成一个阶层，却是中国目前这一特殊历史过渡阶段的产物。一方面，无业、失业、半失业人群数量比较庞大;另一方面，这些人具有类似的社会经济背景，比如大多是原国有、集体企业工人及其子女，以及无法依靠农业维持生计的中青年农民。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阶层中，相当一部分人的失业、半失业状态持续数年之久，给他们的生存带来了极大的威胁。

失业、半失业人群的这些特征使他们构成一个过渡性的特殊阶层。这一阶层的许多成员处于贫困状态。目前，这一阶层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约为3.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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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家庭调查

中国五城市家庭研究，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中的重点科研项目。这一项目以家庭为中心，把婚姻作为家庭的基础和起点，生育作为家庭的基本功能，进行了广泛的调查与研究。1982年至1987年期间开展的中国五城市家庭调查，选择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和成都五个大城市中进行。这五所城市代表了中国华北地区、东南沿海和西南内陆的三个地区。调查采用了访谈与问卷相结合的方法，在五大城市的八个居民点，对5 057名已婚妇女和4 385户家庭进行了家庭、婚姻、生育三个方面内容的调查。中国城市家庭调查，在研究方法上，开创了社会调查中大规模使用问卷调查的先例。其成果包括《中国城市家庭——五城市家庭调查报告集资料汇编》(1985)、《中国婚姻家庭研究》(1987)、《中国城市婚姻与家庭》(1987)等。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持开展了全国14省、市农村婚姻与家庭调查。这次调查有天津、黑龙江、吉林、山东、浙江、福建、广西、四川、贵州等14个省、市、自治区的社会科学院和有关高等院校参加，进行大规模协作，采用多段分层定比随机抽样方法抽取样本，共涉及7 258户居民，每省市样本在500～600户左右。各省市采用统一调查问卷，共设计和调查了404个问题和变量。

4.知识分子调查

1981年，费孝通受民盟之托，对中国西南地区进行知识分子调查。这次调查是配合中国共产党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当时知识分子中大多数是中年知识分子。调查采用问卷方法，发给昆明市全体民盟成员。经过统计，发现中年知识分子收入低、生活负担重、身体多病，而且工作繁重。此次社会调查，让费孝通对知识分子问题有了更深入的思考——智力资源问题。费认为，智力资源与教育问题息息相关，且它的开发离不开信息，从而提出了社会经济区域发展的概念。

5.浦东新区社会变迁追踪调查^[5]

浦东的开发开放是一项跨世纪的宏伟工程，为了实施“面向世界、面向21世纪、面向现代化”和“振兴上海、开发浦东、服务全国”的战略任务，把浦东建设成为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的新区，在开发起步阶段就需对浦东社会发展的现状及轨迹，对新区民众的观念及意向进行调查研究。1993年为首次调查，相隔的5年进行一次大规模调查，每年进行一次专题调查，整个研究计划进行10～20年。

通过这样一项长期的研究，达到如下一些理论性与应用性的目标:(1)增进对新区社会、文化、政治状况的全面客观了解;(2)定期的纵观调查，可以把握和预测新区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方向;(3)协助政府探讨民众的实际状况及>面临的问题，以供政府决策参考;(4)高校研究机构凭借逐年积累的信息资料，对有关重要指标进行深入分析，推动教学和科研，深化我国的社会发展理论研究。

《全球化与浦东社会变迁》封面

该研究的总体为在新区具有正式户籍的16岁以上的家庭户居民与村民。采用分段类型系统抽样原则，抽取样本。本研究样本为1 000人/户，在新区518.26平方公里区域、140.67万人口中，根据自然行政区划和人口比例，同时兼顾产业形态及重点开发区的划分，按分段系统抽样法抽取1 000人/户。

“浦东社会变迁”课题获国家“挑战杯”二等奖留影

1993—1994年首次实地调查，以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和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名义进行，由范伟达和阎嘉陵两位老师负责主持。1997—1998年，五年后追踪调查，由新闻报社和神州调查公司组织，美中友好协会福特基金会资助进行调查，范伟达和罗心中负责主持。2002—2003年，第十年追踪调查，以复旦市调中心名义进行，由复旦大学社会学系范伟达教授负责主持，复旦大学2002级社会学专业和法律专业的同学参加入户问卷访问。

6.城中村调查

城市化是现代化重要的表现形式。“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大规模’、‘高速度’地重新配置城市空间，构成在权力与资本联袂推进之下的城市化新阶段的基本特点。对城乡土地的大规模占用”(沈原，2006)，出现了一系列社会及经济问题。

李培林通过珠江三角洲地区“城中村”的研究，指出如果在市场经济和在分配经济之间存在着“混合经济”的话，那么，“城中村”就是在城市和村落之间存在的“混合社区”。“城中村”的生活方式已经完全城市化了，村民们也都居住在市区甚至市中心城区。他们已经完全不再从事或基本不再从事从属于农业范围的职业，甚至他们的户籍也已经全部或大部分转为城市户口。“城中村”的村落特征，显示出一些我们容易忽略的更深层的城乡差异的体质因素:(1)“城中村”嵌入市区的住宅用地和部分村集体房产用地至今还是归村集体所有。(2)“城中村”村落社区的管理由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管理，管理的一切费用由村集体承担。(3)城中村的村民已经由于耕地征用而几乎全部转为城市户籍，但他们仍然保留着“村籍”。1992年开始，项飙主要采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研究“浙江村”，关注社区的形成、运行过程，它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过程。项飙开创性的研究《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表明:浙江村的运营与美国的硅谷、北京的中关村高科技有异曲同工之妙，即通过社区的网络性结构激发创意，在没有资金、没有工业基础结构、没有庞大的组织系统的条件下，靠先进的经营思想，从无到有地创建崭新的产业王国。对于“浙江村”的研究，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视角与理论界定。王春光关注其生产聚居格局的出现与演化结果。周晓虹将“浙江村”称之为“准社区”，王春光称之为“准社区体系”，项飙称之为“跨越边界的社区”。三个研究者都不约而同地把握住了“浙江村”作为一个具有复杂关系的特殊社区，一个新的社会空间。

7.农村调查

1988年至199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陆学艺主持的课题组，对大寨、沙石峪、西铺、华西、刘庄、小岗、茅坪等13个村进行实地调查，对中国农村实行改革开放后所发生的社会变迁进行了深入调查与实证分析。课题组把中国农村区划分为前分化型农村社区、低度分化型农村社区、中度分化型农村社区和高度分化型农村社区四种类型，通过调查研究，从社会结构变迁、农民群体的分化与流动、农村社会生活方式的演变、农民观念的变化等角度，进行了深入分析，对于深入了解中国农村的国情，了解农村社会利益矛盾的焦点和难点，认识农村和农民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所面临的问题，制定科学的“三农”政策，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1996年曹锦清对河南进行考察，以日记的形式将“沿途所看、所听、所谈、所思、所虑”记录下来，写成了《黄河边的中国》。曹认为，观察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可以有两个不同的“视点”(或说“立场”)，每一个“视点”可以有两个不同的“视角”。第一个“视点”的两个“视角”是“从外向内看”与“从上往下看”;第二个“视点”的两个“视角”是“从内向外看”与“从下往上看”。何谓“外、内”“上、下”?所谓“外”，就是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范畴。“由外向内看”，就是通过“译语”来考察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所谓“内”，即中国自身的历史与现实，尤其指依然活跃在人们头脑中的习惯观念与行为方式中的强大传统;所谓“上”，是指中央，指传递、贯彻中央各项现代化政策的整个行政系统。“从上往下看”，就是通过“官语”来考察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所谓“下”，意指与公共领域相对应的社会领域，尤其是指广大的农民、农业与农村社会。所以，“从内向外看”与“从下往上看”，就是站在社会生活本身，看在“官语”与“译语”指导下的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农村社会的实际变化过程。中原乡村社会是“向内、向下看”的理想场所。这不仅是因为中原乡村相对于“现代化”起步较早较快的沿海地带而言属于“内地”的范围，乡村社会相对于政府而言属于“下”的范围，更因为这片古老的黄土地是我们中华农耕文化得以发源、定形且连绵不断的基地。传统从来就是一种现实的力量，它即记录在历代典籍之中，并直接影响着各项制度的实际运作过程，不管这些制度是用什么样的现代名称。因而在某种意义上，所谓“从内向外”、“从下往上”即从传统的角度去看现代化过程。这一视角的重要意义在于: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实现途径及速率，归根到底是受中国农民、农业与农村现代化的目标、途径与速度所制约的。对于乡村社会调查来说，第一个大问题是如何“入场”，第二个大问题是如何保存“现场”。对于调查者来说，中国逐级划定的行政区划差不多是各级“诸侯封臣”的“封地”，在大小“封疆”上，到处树立着一块无形的“闲人莫入”的告示。官吏的防范与村民的疑虑足以使陌生的调查者裹足难前。正式的“入场”方式只有一途，那就是通过官方的许可与支持，自上而下地逐级深入。这一“入场方式”的缺陷是，“入场”环节太多，应酬耗时太多，且官员陪同入场本身极易“破坏”现场，从而使调查失实。另一条非正式的“入场”途径:启用亲友关系网络。依据这条传统习惯所认可的途径，既可“入场”，又能“保存现场”。

访谈式的田野调查，既不是单纯地按预先拟定好的理论框架去收集资料，也不是根据调查资料归纳出一般的结论。一切预设的理论框架差不多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译语”。有了它很可能套裁“事实”，从而歪曲真相;没有它，甚至无法发现“社会事实”。为了了解社会调查过程中必然遇到的这个“两难问题”。而所采取的方法是:暂时把预想的理论框架“悬置”起来。所谓悬置“，既非“抛弃”，又非用以套裁社会事实，而是让一切可供借用、参考的理论、概念处于一种“待命”状态，调查者本人则时时处于一种“无知”与“好奇”状态，直观社会生活本身。“无知”是相对于“熟悉”而言的，而“熟悉”，或“习以为常”恰恰是理解的最大敌人。只有“无知”、“陌生”而引起的“好奇”，才能让开放的心灵去直接感受来自生活本身的声音，然后去寻找各种表达的概念。调查过程，其实是“理论”与“经验”两个层面往返交流，相互修正、补充的过程。只有通过这条艰辛之路，才能指望找到能够理解社会生活的真正理论。

曹在《黄河边的中国》一书中说:他并没有找到能够有效地理解农村社会并指明现代化出路的理论。他期待于这部“纪实”，只是替中原乡村社会保留一段信史，恰如摄制若干照片。在所看、所谈之中，夹杂着一些思考，这些思考远未形成理论，更多的是一些关切与忧虑。在中原大地沿路凡一切有墙的地方差不多都写着诸如“大跨度，超常规，争一流”，“谁发财，谁光荣;谁贫穷，谁无用”之类的口号，一向“知足常乐”的村舍与村落也概无例外地卷入竞逐财富的攀比之中。各级政府官员都在制定雄心勃勃的追赶计划，然而，实际状况是日益庞大、逐渐凌驾社会之上的地方政府，到处在与农民争食那块很难做大的老蛋糕，地方财政用于“吃饭”、“办公”尚且拮据，遑论“办事”。恰如陷入泥潭而高速运行的车轮，无法推动车身前进，徒耗能源而已。看来，单纯的超赶战略，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我们应该把注意的重心从“应该”如何转到“是怎样的”及“可能如何”方面来，并重新确立我们的“应该”——确定我们民族的主体意识与主体目标。这是一个关涉到我们民族前途与命运的大问题。的确，穷有穷病，富有富病，与穷病、富病相比，穷而急富之病更为可怕，因为此病可能使自我迷失，结果便是“邯郸学步”或“东施效颦”。

8.关于性别的调查研究

1989年至1990年，刘达临主持了全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并于1992年出版了书名为《中国当代性文化》的调查报告。该调查的对象是中学生、大学生、城乡已婚者、性罪错分子，涉及15个省市、24个地区。发出问卷21 500份，回收20712份，回收率达到96.3%，其中有效问卷为19559份，合格率为94.4%。在有效问卷中，中学生6 092例，占31.1%;大学生3 360例，占17.2%;城乡已婚者7 971例，占40.8%;性罪错分子2 136例，占10.9%。

潘绥铭分别在1991年3月和1995年11月，两次自费对北京地区的全体大学生的性观念与性行为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发现10%的大学生已经有过性行为，而且1991年到1995年没有增加。除此之外，国内仅有上海在1992年进行过类似调查，但使用的也是潘绥铭的调查问卷。这两次调查的成果，对于国家教委决定在大学里开展预防艾滋病教育的试点的决策，发挥了重要的参考和推动作用。1997年3月和4月，潘绥铭承担了国家教委的科研课题《全国大学生的性行为与性观念调查》，并且于1997年年底完成。在前两次调查中，潘绥铭已经总结出“人际性行为的促发因素与阻止因素的数学模型”和“可能发生性行为者的判别模式”。在1997年的全国调查课题中，潘绥铭的目标是:运用它们去探索和发现全国大学生的总体情况.以及各类、各地不同院校的差异和规律。这样，它们将被充分完善和发展，可以首次得出中国大学生性行为的常规模式。它将使对于大学生的研究，不再局限于一般描述或者“头痛医头”，而是在行为常规模式的层次上，使社会学、心理学与性学完美结合，进而在国际学术界占据应有地位。

自1989年开始，李银河采用了深入访谈个案史和问卷调查两种方法进行中国同性恋群体的研究。到1997年为止，积累样本共120人。在个案访谈中，大多访谈持续一两个小时;同有些调查对象前后深谈多次，将正在发展中的恋爱事件的最新进展也加在调查记录之中;问卷调查中共设计了70个问题。回答问题的有两类调查对象，一类是在社会上较为活跃的对自己的性倾向持有乐观肯定态度的人;另一类是曾经或正在心理咨询机构求治的对自己的性倾向持有悲观否定态度的人。因此，李银河认为该样本的代表性比起完全从寻求治疗的同性恋者中所作的抽样，更能代表整个同性恋人群的一般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