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的理性信念与科学认识

一、科学家的理性信念与科学认识

在此首先要说明的是，科学家个人的理性信念首先影响的是科学家个体的认知，而当科学家个体的认知经“社会化之筛”转化为科学性知识之后，科学家个人，尤其是那些杰出科学家个人的理性信念就成为影响科学发展的重要因素，使科学知识呈现科学家个人参与特征。其实，这里还蕴涵了这样一个观点（后面还要论证）：科学理论的客观性绝不是任意排除主观方面，事实上，是以主观方面为前提的。就其本质来说，思维是客体主体化的过程，即是将客体的属性和本质观念化地成为主体认识的内容，而这一行动的动力则是主体的激情和热情，正如列宁所说：“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对真理的追求。”⁽¹⁸⁾换句话说，科学作为人的实践活动，具有明显的主体性倾向，科学与认知者个人的主体性因素相关。尤其是在现代科学条件下，由于现代科学业已进入不能为直观所直接把握的宇观和微观领域，认识过程中直观性的消除，使得科学理论的创立和接受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家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而不再单单是经验事实本身，从而也使科学家的主体性因素在现代科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愈益突出。

“人的主体性是主体的内在规定性，以主体的目的和意识为前提。没有目的和意识，就无所谓主体，也就无所谓主体性。”⁽¹⁹⁾由于主体性是人的内在规定性，因此，其内容极其丰富，包括主体的情感、信念、知识结构、价值观念、认知方式，乃至科学家个人的社会需求等，这些主体性因素都会影响主体的认知，科学发现不可能是纯粹客观的，即使在最精密的科学运作过程中，也都有科学家个人的必不可少的主体性因素参与，从而使科学呈现出语境性。列宁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经验批判主义的认识论》一文中也曾指出：“科学的定律与其说是外部世界的事实，不如说是人心的产物，凡是把自然界说成人的主宰的诗人和唯物主义者，都过于容易忘记：使他们惊叹的自然现象的秩序和复杂性，最低限度也像人本身的记忆和思想一样，是人的认识能力的产物。”

理性信念是一种接受、同意或坚信某一主张、某一观念的心理态度，而不需要有充分的科学知识和科学事实来保证这一主张或观念的真实性。纵观科学的历史发展，我们可以看到：自16世纪中叶近代自然科学产生至19世纪，大多数科学家都以追求一种确定不变的知识为己任，这一时期，经验的直接支持几乎是科学理论得以确立的充分条件。但是，19世纪以后，尤其是20世纪以来，情况就大不一样了，科学的发展却明显呈现出以下特点：科学认识业已进入不能为认识主体直观所能把握的领域，科学概念（如广义相对论中的度规、黎曼曲率、场方程，量子力学中的算符、波函数、薛定谔方程等）仿佛是人的思维的自由创造，大都是一些“不可观测量”，适用于科学早年时期的“归纳—演绎法”业已被“探索性演绎法”所取代，这一切便使得现代科学研究和理论发展更不可能脱离开科学信念。

具体来说，科学家的信念的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科学信念影响着科学家努力的方向。科学信念是认识、情感、意志的融合和统一，是科学家身体力行的精神状态，因此，它规定了科学家努力的方向。这方面最典型的例证恐怕是晚年的爱因斯坦。由于爱因斯坦深信“无论如何上帝不是在掷骰子”，致使他后半生主要致力于创建能把电磁作用和引力作用统一起来的统一场论（由于直到逝世也未能成功，不少人认为这是爱因斯坦晚年的悲剧性生活，但20世纪70年代弱相互作用与电磁相互作用的统一的理论取得成功，使人们又以新的眼光重新评价爱因斯坦追求统一的思想）。

其二，科学信念决定着科学方法的选择。理性主义哲学家斯宾诺莎曾经讲过：“如果不先有一个观念，也就没有方法可言。”⁽²⁰⁾科学发展的大量历史事实从反面也证明了这一点，薛定谔坚信自然界可以从自然的明显直观的方式来理解，坚持对微观粒子采取因果性、时空描述和决定论，从而创立波动力学；海森堡放弃任何对微观粒子直观图象的解释，直接从观察到的光谱线的分立性入手，导入矩阵概念，从而创立了矩阵力学等等，都是很好的例证。

其三，科学信念影响着科学事实的甄别和科学理论的评价。在科学发展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像1906年德国物理学家霍夫曼通过实验对狭义相对论之效应“微观粒子之质量与其速度成正比”之否证，从而引起像彭加勒等一批科学家怀疑狭义相对论，而爱因斯坦坚信相对论理论之正确⁽²¹⁾，1931年泡利中微子假说的提出及后来中微子的发现，居里夫妇由于囿于传统观念而错失发现中子的巨大遗憾等，都说明了这一点。

爱因斯坦也曾经讲过：“在一切比较高级科学工作的背后，必定有一种关于世界的合理性或者可理解性的信念”，“毫无疑问，任何科学工作，除完全不需要理性干预的工作外，都是从世界的合理性和可知性这种信念出发的”⁽²²⁾。没有信念的理性是空洞乏力的，没有理性的信念是盲目的。科学研究中充满科学信念、科学研究时，科学家的选择和行动不仅取决于科学家的知识水平、知识结构以及其人格的意志品格，而且也受制于观念的理性品格。科学家的理性信念之所以能成为科学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其原因在于科学认识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被动的复制活动，而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反应，过去的经验在心中积淀成种种“图式”，而某些特定的期望（由环境和目的性行为所造成）又会决定去选择哪些图式。对科学理性信念的坚信和追求，可以使科学家们在对未知领域所掌握的科学知识和科学事实不够充分的条件下，大胆创新，提出作为未来理论的前提或雏形的可能性方案和适当思想，这既是主体思维创造性的体现，同时又是这种思维创造性进一步发挥所凭依的基础。

因此，人作为“在世的存在”总是已经处于某种理解境遇之中，而这种理解境遇，人必须在某种历史的理解过程中加以解释和修正。每一种解释——哪怕是科学的解释——都受到解释者的具体情境控制。根本不存在无前提、“无偏见”的解释，因为即使解释者能够使自己从这种那种情境中摆脱出来，他也不能使自己从自身的事实性中即历史地位中摆脱出来。对此，伽达默尔说道：“在构成我们的存在的过程中，偏见的作用要比判断的作用大。这是一种带有挑战性的阐述，因为我用这种阐述使一种积极的偏见概念恢复了它的合法地位，这种概念是被法国和英国启蒙学者从我们的语言用法中驱逐出去的。可以指出，偏见概念本来并没有我们加给它的那种含义。偏见并非必然是不正确的或错误的，并非不可避免地会歪曲真理。事实上，我们存在的历史性包含着从词义上所说的偏见，为我们整个经验的能力构成了最初的方向性。偏见就是我们对世界的开放的倾向性。”⁽²³⁾哈耶克也正确地看到这一点，他说：“人类对外部世界、对他们自身所掌握的知识和进行的思考，他们的观念，甚至他们的感官知觉的主观性质，对科学来说绝对不是终极实在——人们实际采用的观念，他们观察自然的方式，在科学家看来，必然是暂时性的……对科学来说，人们实际形成的、在其日常生活中出色引导着他的那个世界图式，它的感知和概念，都不是研究的对象，而是一个有待改进的不完美的工具……科学在任何时候都忙于修改人们所持有的世界图式，在它看来这种图式永远只是暂时性的。”⁽²⁴⁾

其实，认知主体的理性信念是主体认识活动的高层指导理论，是科学在存在和发展过程中摆脱不掉的“形而上学魔影”。对此，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等大师多有阐述。现我们述录大师的言论以加深我们对科学语境性的理解。笛卡尔说过：“全部哲学就如一棵树似的，其中形而上学就是根，物理学就是干，别的一切科学就是干上长出的枝。”⁽²⁵⁾康德也表达了这样的看法，认为形而上学是人类理性的自然趋向，“世界上无论什么时候都需要形而上学，不仅如此，每个人，尤其是每个善于思考的人都要有形而上学”⁽²⁶⁾。这正如黑格尔所说：“形而上学无非就是普遍的思维规定的范围，好比是透亮的网，我们把全部材料都放在里面，从而才能使人理解。每一有教养的意识都有自己的形而上学，有这种本能式的思维，这种存在于我们之内的绝对力量。”⁽²⁷⁾当代科学哲学家波兰尼也表述了相同的观点，他说：“我们相信事实的存在并不是因为我们对关于这一信念的任何明显的逻辑设想有更早和更牢固的信念，而是相反：我们相信关于事实的某些明显的设想只是因为我们已经发现这些设想被隐含在我们相信事实存在的这一信念之中。”⁽²⁸⁾所以，任何解释框架特别是诸精密科学的形式体系，其背后无不隐藏着种种预设。科学家的本领由规则支配，而规则仅可被应用于个人判断的框架之内。正是由于对科学框架的吸收，科学家才使经验变得有意义。“赋义”的结果给相应的知识打上了科学家个人参与的烙印。科学的意义和说服力来自我们对似乎暗示着其有效性的诸自然学科之整体的先行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