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复兴的奠基工程

三、中华民族复兴的奠基工程

中华民族曾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15世纪之前，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曾经遥遥领先于当时的西方文明，保持着让西方社会望尘莫及的先进水平，所扮演的角色集西方人无限景仰的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和作为现代文明中心而倍受尊敬的法兰西文明于一身。1275年左右，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历经艰险来到中国，回去后口述见闻。在他看来，与当时的西方社会相比，中国简直就是天堂。《马可·波罗游记》打开了欧洲人的认识视野，在欧洲掀起了一股东方热、中国热，由此逐步形成了一个持续数百年之久的“东学西渐”过程。正是经过马可·波罗及后来的传教士、使者、商人、旅行者的介绍，西方人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天堂之国，也才有了后来发现新大陆的奇遇。中华文明特别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不仅为13世纪至16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创造了物质条件，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影响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中国古代文明的先进，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相对先进的古代教育。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举办学校教育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最早用国家财政举办学校的国家之一。两千多年前，我国古代思想家荀子指出：“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7]战国末期的《学记》提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教学为先”，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教育优先、教育先行。15世纪以后特别是18世纪以后的情况就不同了。在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拿出皇室资金举办学校的时候，在普鲁士国王献出王子宫举办大学并全面普及义务教育的时候，处于所谓“康乾盛世”的中国帝王们正耗尽民脂民膏修建圆明园，最后被外国人一把火烧掉，留下一片断壁残垣。在邻国日本勒紧裤带普及义务教育，要求实现“邑无不学之户，户无不学之人”的时候，晚清政府又花费巨额资金重修颐和园，让行将结束垂帘听政的慈禧“颐养天年”。晚清政府花重金从国外购买了军舰，创建了北洋水师，但士兵基本上是文盲，不会打枪放炮。仅仅在十余年后，就不得不向日本捧出数亿两白银的赔款。封建帝王们宁愿割地赔款也不愿办学育人。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逼迫中国平均每人拿出一两白银的赔款。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于心不忍，感到让中国赔得实在太多了，决定退还一部分赔款，但提出了一个友善中包含着鄙夷的附加条件——退还的赔款必须用于办学而不能作其他用途，清华大学就是这样建起的。

往事不堪回首。1904年，风雨飘摇的晚清政府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终于颁布“癸卯学制”，由此迈开了建立国民教育制度的第一步。20世纪的前50年，中国教育事业在总体上落后于毗邻的人口大国印度。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的入学率尚未达到19世纪30年代初西方国家的入学率，中国教育事业比西方国家落后一百余年，比邻国印度也落后几十年。

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解放初期的接管改造，中国迅速把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事业转变成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建立了从初等到高等的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向工农敞开教育大门，迅速扩大了人民群众接受教育的机会。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确立了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确立了分地区、分步骤逐步实施义务教育的制度，各类教育事业迅速发展，同世界发达国家的教育差距明显缩小。

1985年，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指出：“我们多次说过，我国的经济，到建国一百周年时，可能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这样说，根据之一，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完全有能力把教育搞上去，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培养出数以亿计的各级各类人才。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8]

20年过去了。20年来，中国教育事业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2005年，在国民教育制度走过100年历程的时候，全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地区人口覆盖率达到95%，初中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09%，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44%，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21%。中华民族正在占世界人口1／4的土地上谱写推进国民教育的辉煌篇章！

伴随着教育的普及和知识的传播，中国人力资源优势逐步得到发挥，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直逼世界第三，中华民族正大步走向繁荣，走向昌盛！

成就举世瞩目，鼓舞人心；挑战依然严峻，不容乐观。中国的教育事业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很大，周边地区的泰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2 000美元，但教育发展的主要指标显著高于中国。中国面临着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国民教育制度，尽快达到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艰巨任务。

古今中外无数事实说明，在教育上抢到的机遇是最大的机遇，赢得的发展是最有价值的发展，出现的滞后则是最带全局性、根本性的滞后。坚持、完善国民教育制度，不断提高教育事业的发展水平，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奠基工程。

要坚持发展和完善国民教育制度。教育到底是应该由政府负责还是应该按市场规则运行？对国民教育来说，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它关系教育改革的基本走向，关系教育事业的兴衰成败，关系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关系社会的和谐和进步。这是现代各国教育发展过程中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也是当前我国教育改革过程中的一个焦点问题。教育市场化不是一个“能不能”的问题，而是一个“应不应”的问题。按市场规则运行，学校当然可以存活下去，政府也不必为教育问题费心费力，但这一做法不利于教育事业的发展，更不利于平民子女接受教育。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依靠市场规则而实现教育普及。国民教育制度作为人类发展中最重要的制度成果之一，其建立过程当然不会一帆风顺，西方国家的国民教育制度也是在争辩、辱骂、恐吓、肉搏甚至“火拼”中才逐步建立起来的，并且一有机会就会有人出来反对，反对者主要是“有钱阶级”及其代言人。20世纪80年代，英美等国家在社会经济领域逐渐形成了一股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思潮。与此相联系，在教育领域则形成了诋毁、削弱、否定公共教育原则的泛市场化教育思潮。泛市场化教育思潮是对国民教育思想的践踏，是奔腾向前的社会进步大潮中的一股逆流。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盛极一时的新自由主义出现颓势，泛市场化教育思潮也开始受到普遍质疑、抨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6年发布的《教育——财富蕴藏其中》报告指出：“不论教育系统的组织情况如何，其非集中程度或多样化情况如何，国家都应对公民社会承担一定的责任，因为教育是一种集体财产，不能只由市场来调节。”^[9]近年来，在我国教育发展和改革进程中出现并在一些地方蔓延的教育产业化思潮、民营化思潮，在相当程度上受国际范围内泛市场化教育思潮影响。2006年，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教育方针、教育体制、教育布局和教育投入，属于国家行为，应该由国家负责。将教育方针、教育体制、教育布局和教育投入作为国家行为，这是强调国民教育的本质特征。在200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进一步指出：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这是从五百多年来大国兴衰更替历史中提炼出来的基本结论，也是从发展中国家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中提炼出来的基本经验。

要努力提升国民教育的公平品质。教育既是社会发展的助推器，又是社会发展的平衡器。它既要有力地推动经济发展，又要有效地促进社会和谐。如果说教育公平主要作为一种主体性的价值尺度而存在，主要表现为教育举办者和实施者预先设定的关于教育对象、过程和结果的要求，那么教育效率则主要作为一种对象性的价值尺度而存在，主要表现为受教育者和社会从教育活动中的收效和得益。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属于相关范畴而不是矛盾范畴，但在特定情况、特定条件下又往往产生矛盾。以国民教育的产生为分界线，人类数千年的教育公平制度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国民教育制度产生之前，主要实行基于身份等级的惠及统治阶级内部所有成员的教育公平；国民教育制度产生之后，主要实行基于能力等级的惠及所有公民的教育公平。从总体上看，在国际范围内教育公平呈逐步提升的趋势。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企业改革的推进，我国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出现分化，教育领域同其他领域一样，公平问题凸显。像建立反映贫富差异程度的预警指标一样，建立反映教育差异程度的预警指标，对教育公平状况进行动态分析和科学判断，是教育科学研究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采用国际上应用最广泛的不平等测量工具——基尼系数，测量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阶层差距，基本情况是，高等教育机会阶层差异的基尼系数为0.29，属于比较公平的范畴，但是在不同类型的高校之间分布不均，民办本科院校入学机会的基尼系数超过了0.5，民办高等职业院校的基尼系数也逼近0.5，属于差距较大范围。利用基尼系数测量现阶段我国义务教育经费的地区差异，基本情况是，2005年全国小学生均预算内经费地区差距的基尼系数为0.46，同年全国初中生均经费地区差异的基尼系数为0.45，属于差异较大范围。我国既面临着促进区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任务，也面临着促进区域间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任务。

要进一步加大公共教育投入。教育事业事关国家的兴衰成败，教育投入则事关教育事业的兴衰成败。为解决教育经费严重缺乏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在打破单一的政府投资模式的思想主导下，实行非义务教育成本分担。始料不及的是，在一些地方，由于管理监控不力，收费名目和收费数额急剧膨胀，家庭教育成本大幅度攀升，而财政性教育支出所占比例却踟躇不前。建立和完善国民教育体系，必须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的教育投入体制，依法保证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持续稳定增长，同时积极开拓筹措教育经费的多种渠道。由于多种原因，党中央、国务院在1993年提出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百分之四”的目标未能如期实现，但不能因此而否定我国为提高教育投入水平而作出的艰苦努力，我们毕竟是向着这一目标前进了一大步。《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保证财政性教育经费增长幅度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逐步使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这是文件中惟一的量化指标，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教育的重视和加大教育投入的决心。落实这一指标，需要明确各级政府提供教育公共服务的职责。只有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至少是大部分省、市、自治区都达到这一指标，才能保证全国达到这一指标。由于存在财政转移支付的复杂关系，目前还没有评价地区教育投入水平的比较客观的指标。对于东部发达地区而言，可以考虑采用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地区生产的比例作为基本指标，同时在地区生产总值中剔除相当于上缴中央财政收入的产值，对指标进行矫正性处理。实行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成本分担制度，是我国国情的必然选择，也是加快发展教育事业的必然选择。在完善非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成本分担制度的过程中，要健全面向各阶段学生的资助制度，完善贫困家庭学生助学体系，将教育资助制度提高到与成本分担制度并列、并重、并行、并举的位置。

要坚持公益性事业与均等化服务的体制改革取向和目标定位。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已经推进了30年。30年的改革，一路风雨，一路辉煌，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有人说，中国的改革正一步一步进入深水区。愈是步入深水区，愈是要借助导向明确的航标。教育体制改革属于公共事业部门改革这一大类，必须遵循公共事业部门改革的基本要求，坚持公益化方向，提供均等化服务。教育体制改革必须使教育事业的发展和运行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但不能简单地把教育事业推向市场、甩给市场。在建立和完善国民教育体系的过程中，世界各国对私立教育大多实行支持的政策，但不放弃国家办学的主体地位。私立教育一般被纳入非营利性组织的管理范围，国家给予其免费待遇，但组织的收入不能用于使私人（出资人）受惠，组织的资产既不属于国家也不属于私人，而属于社会。国外非营利性制度框架下的私立教育，不是“私人教育”，也不是“私有制教育”。我国教育事业面临并将长期面临经费紧缺与教育需求日益增长的矛盾，急需大力发展民办教育事业，而我国又很难靠捐资来发展民办教育事业。在“捐资办学”和“投资办学”的两难选择中，我国进行了政策变通，选择了“第三条道路”——既坚持非营利性原则，又允许合理回报，也可以说是有约束的“投资办学”。既坚持非营利性原则又允许合理回报的制度设计，给管理工作带来了难度。在现实中，营利性学校和非营利性学校相互掺和，个人资产和学校资产相互纠缠。要继续完善法规建设，健全管理体制，引导民办教育事业健康发展。

要坚持让人民群众满意。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决定力量。教育事业是人民群众的事业，国民教育制度是为了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享有教育而设立的。人民群众赞成不赞成、拥护不拥护、满意不满意是判断国民教育事业发展和改革成效大小的最高标准。在进行教育发展和改革的重大决断时，要始终把握好方向。方向不是随心所欲的凭空生造，而是对蕴藏在社会发展中的进步趋势的确认、概括和提炼。只有把握了人民群众的意愿，才能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方针、政策。两千多年前，孟子就提出：“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10]群众多一分理解，改革就多一分动力；群众多一分支持，改革就多一分成功的希望。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尊重和确立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是保证教育改革不偏离方向的法宝，也是教育发展和改革的强大动力。千难万难，有了群众参与和支持就不难。加强民意环节，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对加快发展教育事业和完善国民教育制度具有重要价值。让人民广泛参与、有效监督，才能让人民称心，让人民满意。

【注释】

[1]［古希腊］柏拉图著，郭斌和、张竹明译：《理想国》，第322页，商务印书馆，1997。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14页，人民出版社，1972。

[3]顾明远主编：《教育大辞典》，第52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4]［英］安迪·格林著，王春华译：《教育与国家形成》，第7页，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5]［美］雷·马歇尔、马克·塔克著，顾建新、赵友华译：《教育与国家财富：思考生存》，第23页，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6]［美］英格尔斯著，殷陆君编译：《人的现代化》，第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7]《荀子·大略》。

[8]邓小平：《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0页，人民出版社，1993。

[9]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财富蕴藏其中》，第154页，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

[10]《孟子·梁惠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