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教育是国家管理与举办的有机统一

（二）国民教育是国家管理与举办的有机统一

国民教育是国家管理与举办的有机统一，从国民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来看，其质的规定主要有以下三条：

第一，由国家管理或监督。

国民教育是国家为本国公民提供的教育，它强调教育的国家化，教育国家化首先是教育管理权的国家化。教育是影响人的发展进而影响国家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源，这一重要影响源必须置于公权力的约束之下，使其按照某种规范运行，于是便产生了国家依法对年轻一代施教的公权力。

自国家产生以来，统治阶级总是借助国家的力量，牢牢掌握教育的决定权和实施权，对教育活动予以控制，并通过法律予以确认、分配和保障，借此铸国魂以定国基，稳国权以续国脉。黑格尔在评述历史发展时讲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国家不是建立在物质上，而是建立在精神上、思想上的，当作为一国的思想和精神垮掉时，这个国家也就垮掉了。这一段话可以帮助人们更深入地理解国家掌握教育权的重要意义。

在中国，自学校教育产生以来，教育活动一直处于国家管理和监督之下，秦王朝还制定过“禁私学”的法令。在西方，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国家也对“私学”予以控制，严禁私学“败坏青年”。罗马帝国时期，帝国政府为了加强对“私学”的监督，将私人办的学校改为统一由国家管理，把教师改为国家官吏。

中世纪教会控制了教育权，国家的教育权旁落了一千多年。启蒙运动的重要主题之一便是开展教育权的国家化运动。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面对国家教育权旁落一千多年的沉痛教训，发出了教育只能依靠国家、教育的本质是国家事务的呐喊，呼吁教育应是国家事业、国家制度、国家主权和国家工具。

从启蒙运动开始逐步发展起来的国民教育体系，是置于国家的管理和监督之下的教育体系，国家对教育事业行使教育宗旨、教育目的的确定权，教育教学活动的决定权、控制权、管理权、监督权。在当代，各国都依据本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具体国情，坚持国家的教育权，合理配置中央和地方的教育管理权，通过各级政府教育行政管理权的行使，实现国家对教育事业的有效管理，推动教育方针的实现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不同国家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教育管理权限的划分虽然有所不同，但没有哪一个国家轻易削弱或放弃国家的教育权，包括国家对教学活动的管理权和控制权。许多国家为了加强对教师队伍的管理，对教师队伍实行公务员或准公务员的管理要求。

在构建国民教育体系过程中，要坚持国民教育由国家管理或监督的基本规定，不断改进和完善国家教育权的合理配置。联系我国教育改革的实践来看，将教育权与受教育权混同，以未加明确界定的“个人教育权”、“社会教育权”来分割或削弱国家教育权，或者将“人民的教育权”与“国家的教育权”对立起来，要求突破“国家主义教育观”，将淡化或削弱国民教育的质的规定，不利于国民教育的健康发展。

第二，由国家举办或资助。

由国家为本国公民提供教育，这是现代国民教育制度的基本要求。国家直接举办或参与举办教育事业，才能为其公民有效提供教育机会，也才能有效行使对教育的管理权和控制权。从严格意义上说，国家为本国公民举办的学校教育机构才是国民教育机构。

在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中，马丁·路德就提出由国家开办和管理教育。在他的影响下，德国各公国持续颁布法令逐步推行国家办学。1793年法国大革命时期颁布的第一部宪法就明确规定：应当创建和组织一种公共教育，它对于全体公民来讲是共同的，在全体人民所必需的各教育阶段上应是免费的。1794年普鲁士颁布的《民法》规定，所有的学校（包括大学）都是国家教育设施，任何教育设施只有得到国家允许才能设立。到19世纪末，国民教育制度在一些主要国家已初步建立。正是因为实行教育国家化，儿童接受教育才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中等教育才逐步走出原来范围狭小的精英教育模式，职业技术教育才获得发展，以满足工业发展的需要。正是因为国家办学，实施国民教育的组织机构才逐渐系统化。“不同的机构被整合在一个结构里，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由整合的教育科层进行管理、由受过培训的人员担任教师的系统，这是一个按年级划分的等级系统，其内部各成分之间相互联系且互相补充。这是一个教育阶梯，由不同的课程和入学要求所规定。最后，教育的控制权也逐渐归为国家。随着公立学校逐渐取得领导地位（相对于各种私立学校、自愿捐助学校而言），政府不可避免地加强了对教育的影响。无论是通过中央还是地方当局，国家都通过分配资金，给学校颁发许可证书并对学校进行审核，招聘、培训和认证教师——有些国家还实行国家级证书制度和标准课程，逐渐加强对教育的不同程度的控制。”^[29]

诚然，国民教育体系的内在规定性一般表现为学制、学历、学位、考试、资格证书等基本制度，但这些基本制度是在国家办学或参与办学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国家办学或国家资助办学是国民教育体系的最基本的规定。

联系教育发展和改革的实践来看，以所谓的“办学社会化”取代“办学国家化”，将淡化或削弱国民教育的质的规定。英国比较教育教授安迪·格林在论及新自由主义思潮对国民教育的影响时指出：放弃国家办学的责任，创造市场化的教育体系，只能使教育回到19世纪之前的自由放任的模式中去。

在2006年11月召开的国务院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温家宝总理强调指出：“教育方针、教育体制、教育布局和教育投入，属于国家行为，应该由国家负责。”^[30]国家为公民提供教育，这是国民教育的基本规定，在推进教育改革的过程中，必须坚持这一基本规定，动摇不得。

第三，以国民为服务对象。

是不是由国家举办和管理的教育都能称之为国民教育呢？为什么历史上由国家举办和管理的“官办教育”不能称之为国民教育呢？这涉及到国民教育的第3条基本规定——服务对象。

国民教育是以全体国民为对象的教育，具有普惠性的要求和特点。国民即公民，公民是包括不同阶级、阶层的。国民教育强调教育的国民性，强调教育要“关注涉及到社会的每一个人，而没有阶级之分”^[31]；强调公民不分种族、信仰、年龄、性别和家庭经济背景，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强调教育要面向普通老百姓，特别是缺吃少穿的处境不利群体。早在18世纪，拉夏洛泰就呼吁“政府应该使每一个公民都由于不至于被迫辍学而感到满意。”^[32]卢梭坚决反对把贫富不同的人划分为两种学校分别进行教育，认为既然他们在宪法上是平等的，就应该在一起受教育。

国民的主体是普通百姓。从某种意义上说，国民教育就是平民教育，就是普通百姓的教育。在推进国民教育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坚守国民教育的平民教育方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强调指出：“教育是现代化国家的基石。国家的发展最终要靠提高全民的素质。在这里我特别想强调一下平民教育问题。因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平民，平民的素质关系到一个国家整体国民的素质。我们有13亿人口，9亿农民，平民的比重更高。”“要使教育成为面向平民的教育，从而使人人能得到教育。”^[33]2007年教师节前夕，温家宝总理到北京师范大学看望师生时又提出要实践“穷人教育学”。他说：“我以前讲过穷人的经济学，今天讲讲穷人的教育学。我们的国家太大，发展很不平衡，很多地方特别是农村还很困难。因此，我们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努力使教育体现出最大的社会公平”，“无论是做教师，还是做人，都应该有一颗同情心、一颗爱心。希望我们的学生懂得农民的甘苦，把他们记在心里；希望教育部门、学校和老师更多地关注贫困家庭和孩子。学校的大门是向人人开的。让所有贫困家庭的子女都能上学，真正享有受教育的平等权利，这就是穷人教育学。”^[34]坚持公平、公正，面向平民百姓，这是现代国民教育制度的基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