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头发出的新音符

（二）源头发出的新音符

随着新自由主义逐步走向衰微，教育市场化思潮也开始受到质疑、抨击。

在英国，工党重新执政以后，强调以平等、责任和团体精神为基本价值取向，寻找全面医治社会的方案。为达此目的，布莱尔政府提出，要努力实现政府调控和市场机制之间的平衡，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之间的平衡，权利和责任之间的平衡，国家利益和国际合作之间的平衡。与撒切尔时代相比，英国教育政策发生了以下一些变化。一是强调教育公平。教育公平被作为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工党政府发表的《学校中的卓越》、《学习的时代》等教育政策白皮书在阐述教育目的和教育方针时强调，我们追求的是把所有人而不是把少数人培养成才，教育的最迫切任务，是普遍提高教育水准，建立一种包容而不是排斥的教育体制，确保我们的教育体制为全体人民服务，而不是面向精英教育。如果有人和我们一样相信社会公正，那么给一个孩子提供不好的教育将是最大的社会不公正。二是增加教育投入。布莱尔在1997年竞选时就宣称，新工党优先考虑的事是教育、教育、教育，这虽然带有很浓的竞选宣传的色彩，但也相当程度上表明工党对教育的重视，表明工党主张以教育为突破口，实现社会公平。英国公共教育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20世纪70年代浮动在5.5%左右，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下降到5%以下。经过几年的调整，2004年上升到5.3%， 2005年上升到5.5%^[25]。三是调整公立学校的管理制度。撒切尔时期要求在公立学校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实行优胜劣汰。工党重新执政以来，通过实施“教育行动区”计划，帮助薄弱学校和处于不利地位的学生摆脱困境。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强调，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在公营部门内提高水准而不是简单地关闭或淘汰学校，要以公立学校为主干构建终身学习体系而不是把教育甩向市场，对于私营部门，政府要做的只是从中吸收一切有助于公立学校的东西而已。

在美国，教育市场化改革早就受到教育界人士的抨击。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一些地方曾对公立学校办学机制进行改革，为引进竞争机制，政府鼓励社会团体和私人组织注册教育管理公司，参加竞标。胜出者与政府签订合同，自主经营学校，承担教育责任，原来拨给公立学校的款项则被拨给教育管理公司作经费。这一模式一度被认为是改革公立学校办学模式的大胆开拓，一些地方迅速掀起了一股“公校私营”浪潮，大批赢利性公司，如教育选择公司、爱迪生教育管理公司、公共策略集团公司等纷纷登台亮相。在“公校私营”的初始阶段，美国全国教育协会就通过决议，谴责这种私人企业创办牟利性学校的尝试，指出如果牟利成为目的的话，那么儿童便退居次要了。美国教师联合会主席尚克尔在《纽约时报》上撰文，对爱迪生计划实施的全国私立连锁学校方案提出严厉批评。美国全国教育协会的决议当然阻止不了这些营利性教育选择公司的发展，倒是实践使这些营利性教育选择公司自行倒闭。这些营利性教育选择公司开办不久，便在办学效益、教育质量方面暴露出诸多问题。一些公司为追求营利，随意裁减原校教师数量，改聘工资低廉的新教师。一些公司为追求营利，不执行规定的教学程序，压缩课时，没有按规定提供应有的教育服务。一些公司不负责任地许诺大幅度提高教育质量，而实际上教育质量提高很难。这些因素使营利性教育选择公司的社会声誉急剧下降。一届期满后大多无法续约，负债累累，只好申请破产。许多人士指出，市场化改革是与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共教育原则相违背的，是历史的倒退，因为市场所关心的不是为公众提供服务，而是如何赚钱。2005年，全美教育协会网站发布了全美教育协会主席里奇对公立教育的十大呼吁。里奇在呼吁书中指出：“记住，公立教育是本土安全的关键。一个自由、安全和民主的社会需要卓越的公立学校系统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国民。公立教育必须不是魔鬼般的、私人化的或凭单制的。公立学校一定不能卖给最高竞价人。相反，我们的政府应该进一步加大对公立学校的投入。”^[26]一些人士撰文指出，市场化未必就是公平的，因为只有在市场信息开放和畅通的情况下，对于所有的选择者来说才是公平的，而从实际上看，许多家庭，特别是教育程度较低、经济状况较差的家庭可能无法获得全面而真实的市场信息，他们可能无法了解当地或附近学校的真实情况，这样必然使他们难以进行有效的选择。即使选择了，也可能由于住房、收入等经济原因而放弃。

新西兰以市场为取向的教育改革，曾经受到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有影响的国际组织的称赞和推崇，被称为“成功典范”和“新西兰模式”。经过近20年的发展，“新西兰经验”似乎越来越成为不光彩的代名词。这场以市场模式为范式的教育改革在新西兰受到社会各界，尤其是学术界的强烈批评。1999年，新西兰教育研究协会、新西兰教育研究联合会及大学在怀克多大学举办“新西兰教育改革十周年：从现在走向何方”论坛，与会者对新西兰教育改革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评估和反思。许多对改革持不同意见的人对过去十年的改革给予抨击性的评价，认为新西兰十年的改革在实践中与原来的愿望背道而驰，且引发新的社会危机。改革十年来，现实呈现给人们的是竞争和消费者主权，是市场化和不断加强的私有化。许多学者认为，新西兰的教育改革朝市场方向迈得太远，如学校自我经营、教师按表现付酬、服务竞争、向社会公布学生成绩、父母选择学校等。改革与教师的职业意愿发生矛盾，教师对教育的献身精神被大大削弱。改革把学校变成了独立的、自我经营的个体单位，彼此间为争夺教员和资源而相互竞争。“选择”是新西兰1987年以来教育改革的中心要点，也是新教育体系赖以建立的核心价值之一。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个人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所处的条件不同或不平等，因而，个人的选择能力和方式也不同或不平等。“选择”的提出在相当程度上是保护特权、否认学生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力、否认学生接受不同社会体验的机会，削弱了社会政治团结的基础。^[27]

在日本，新自由主义教育政策引起了许多人的担忧。日本教育学会会长佐藤学认为，中曾根康弘当选首相以后设法绕开中央教育审议会，并跨过文部省，设立首相直辖的教育改革咨询机构——临时教育审议会（简称“临教审”），这是新自由主义改革第一阶段的标志。20世纪90年代中期实施的“合校论”改革，是新自由主义改革第二阶段的标志。所谓“合校论”改革，就是将中小学的教育内容一分为三，即“基础教育”、“自由教育”和“体验教育”。“基础教育”主要进行语言能力、逻辑思考能力（数学）和日本民族同一性（道德与日本史）的培养，只有在这个领域，中央与地方教委才负有责任。“自由教育”进行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艺术领域的教学，可以由家长进行自由选择。“体验教育”主要开展课外活动、修学旅行和举行其他各种形式的教育仪式，也由家长自己选择，由地方志愿者或文化体育机构等民间组织加以实施。这样做实际上是在学校内实行公共教育最小化。2000年以后，国立大学“独立行政法人化”改革是新自由主义教育政策的第三阶段。佐藤学认为，新自由主义的信奉者们通过“自由选择”与“自我负责”组织新的竞争，推进行政责任最小化、个人责任最大化改革，使得原本就比较脆弱的教育的公共性与民主主义陷入了崩溃的危机。为纠正新自由主义教育对日本教育产生的负面影响，日本民间社会教育学者提出要构建新型的非政府统治的、市民社会自治下的公共教育，以期兼顾个人和社会的发展，在尊重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同时，维护教育的公共性、民主性、平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