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北大第一步

二、改造北大第一步

（一）给北大的“见面礼”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以校长身份莅临北大。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估计所有与北大有关的人都对此深怀期待或担忧，毕竟是曾经的教育总长。如果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教育部长来大学当校长，不知我们会有什么想法？

蔡校长来到北大，校门口站着一排毕恭毕敬的校工。校工们按照礼节，向新校长行礼。在他们眼里，校长真的是高高在上的“大官”了，何况他还做过政府的教育总长呢！

令校工们惊讶的是，蔡校长走近几步，摘下礼帽，非常郑重地向他们回礼，鞠了一躬。

一个看来似乎很普通的举动而已。但当时北大是一所等级森严的官办大学，校长职位可等同于内阁大臣。学校里监督及教员被称为“大人”，那些学生是被称为“老爷”的，也确实就如官老爷的做派，自然，地位低下的校工是很不被放在眼里了。所以，蔡校长的这个举动出现在当时等级分明的社会里，这就很不一般了。即使现在，我们作为校长，能如此平等、谦逊地对待每一个人吗，包括学校的每一个清洁工和门卫？！

当时有很多人在校门口等着看蔡校长，后来在怀念蔡校长的文章里，很多都提到“新官上任”这个细节。显然，这个举动对于人们的冲击力实在不小。在当时高低尊卑、长幼有序、等级分明的社会里，这个举动是何等的不易！

如果说，蔡校长是来改造北大的，那么，从这一刻起，就已经开始了：平等待人，以身作则。这个谦逊就是一个决心，向环境挑战，向旧习挑战。

按时下人们的心态，也许会怀疑这是“作秀”，估计当时旁观的师生中也会有这种怀疑的目光。但如果说，有些人当场就受到触动的话，还有一些人在起初的冷眼旁观之后，最终也不得不信服蔡校长的为人品性，所谓“日久见人心”么。后来，师生们都意识到，这就是蔡校长一贯的处事风格，并非刻意为之。“他这样谦让和蔼，温良恭俭，纯是发乎自然，而不是要拿这些道德来引起人家好印象、好感想。”^[3]

（二）北大定位与愿景

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中说：“若没有一个伟大的梦想或愿景，则每天忙的都是些琐碎之事。”

一所学校的建设，首先是要明确办学目标或者学校愿景：“要办成一所什么样的学校”？而这一点最终都将指向并以此为基础：“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这就像是写作文，首先要确立中心思想，然后再谋篇布局。而这个中心思想的确立，又不是凭空确定，或者一拍脑袋定下的，而是要根据形势分析、社会需求来定的，这就需要大智慧与大胆识。

而这一点，正是当时很多人对蔡元培深怀期待的原因。因为在当时教育界中，在声望、资历以及实际的办学经验等方面，显然无出其右者。他在封闭的环境中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实基础，又走出国门，放眼世界，接受了欧美教育的熏陶，对中西文化的精髓进行过深入的思考和探索，颇有择善之睿智与世界之眼光。

关于北大的定位，蔡校长显然是深思熟虑的，在他心里，做北大“这篇文章”，从中心思想到谋篇布局，早就有了通盘考虑。当然，这一切都植根于北大的学校脉络之上、对未来时代趋势及社会变迁趋势的推断中，怎样善加消化并吸收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问题，蔡校长内心已有较为成熟的观点。

他首先给学校作了定位：“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读大学，不是作为升官发财的敲门砖，而是来做学问的，而且是高深学问，这就表明了要彻底与北大作为“官僚养成所”这一旧习决裂的决心。“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4]。蔡校长是想把“学”与“术”两者加以分校，即“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所以要做官发财的就不必来北京大学。

在蔡校长心目中，新北大展现的面貌应是这样的：拥有一群“以研究学问”为终生旨趣的教授，以及一群“以研究学问”为专一目的的学生。

而“学问”到底是什么样的？蔡校长在北京大学二十二周年开学式上就进一步给这个“学问”作了诠释，“大凡研究学理的结果，必要影响于人生。倘没有养成博爱人类的心情，服务社会的习惯，不但印证的材料不完全，就是研究的结果也是虚无”^[5]。

所以，北大的“学问”不是升官发财的垫脚石，最终是指向服务社会、奉献社会的。这一点，与我们现在常说的“构建服务型教育体系”的表述是非常接近的。

而要研究高深学问，则需要大师级的教师引领，所以蔡校长提出要“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提出这一点，应该是与蔡校长的人生阅历密切相关的。因为他自身就是从博览众家中过来的，深知其对于个人学养积淀的价值和作用。他从自己的人生阅历中感悟很多，深知广泛涉猎知识对于一个人发展的意义。每个人的观点各有不同，理论可能各有所长，但是如果不了解，那么也就根本谈不上辨识与筛选。

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一个人的教育观是在人生的阅历中逐渐形成的，与自己的人生成长经历有着深厚的关系，某种程度上说，每个人的教育观就是他的人生观。所以，我们常说，教育观是很难被灌输的，正如人生观是各不相同的。

要网罗众家，使个性各具的人才安心留在这里，这不是容易的事情。蔡校长就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严加管束和横加干涉，只会使人“噤声”或者“出走”。蔡校长认为，“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所以蔡校长不但要“网罗”，而且要把“百花齐放”作为理想大学追求的目标，并贯彻在教育教学的各个层面，竭尽全力去宣扬和维护。

（三）让更多的人认同学校愿景

北大要办成什么样的学校，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个办学思想和学校愿景只有让每个师生员工认知并认同，才能有被落实的可能。所以，蔡校长到任的首次公开演讲，包括后来的几次开学式上，都再三强调了大学的定位与价值，“本校的宗旨，每年开学时总说一遍，就是‘为学问而求学问’……”

蔡元培的演讲非常多，“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词”、“在南开学校全校欢迎会上的演说词”、“北大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会开会词”、“北京大学校役夜班开学式演说词”、“浙江旅津工学演说词”、“在旧金山华侨欢迎会的演说词”等等。人们在不断的聆听与阅读中，不断思考并感悟着蔡校长的办学思想。

大量的演说、宣讲，阐明其中的因果关系，这较之简单直接的文件下发，更具渗透力。五年一贯的强调，不厌其烦的重申，就是要大家树立一种信念，而贯穿始终的办学理念——“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终究成为北大的精神和旗帜。

我们可还以发现，蔡校长的言辞中，并不是言必称德国或者美国，他有机吸纳了国外的先进经验，但是又不用外来的语汇来表达观点和看法。譬如他用“兼容并包”、“囊括大典，网罗百家”、“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来阐述他对办学思想的解释，这种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点的表达方式，的确更能令国人接受。

教育家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会遭遇很多反对声，或不理解，或不合作，这都是正常的，因为你看问题的视角与别人看问题的视角不在一个层面上。所以要取得舆论的认同与支持，宣讲就显得相当重要。

这对于我们做校长的也是一种很好的启示，就是要善于把自己的教育思想整理出来，用公众能够听懂和理解的话语表达出来，而且在各种场合尽可能地传递这些信息。通过学校各种仪式与场合，反复地、重复地用大家听得懂与易于理解的语句来阐述与表达，使学校愿景能较好地传播到全校师生心目中，并逐渐内化为自己的自觉认知，这是一名校长应具备的能力，也是必须选择的办学策略之一。

我们有勇气改革，但一定不能贸然推进，甚至一意孤行，教育改革不是靠勇气就能成功的。我们都能感受到教育家锐意改革的大勇气，但是一定不能忽视他们改革的大智慧，譬如如何取得社会舆论的支持与整个团队的赞同。尤其像蔡校长之改造北大，借鉴的是德国高等教育的办学经验，要在当时封建氛围颇浓的中国落地生根，尤其是在旧京师大学堂的基础上“嫁接”，这就非常考验作为一名校长的智慧与强大的执行力。

教育改革，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一个人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我们在看教育家办学的经历的时候，一定要意识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