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务实中求创新

七、在务实中求创新

我们对陶行知的阅读与理解，一定要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去进行，这样才能更深入地理解他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也才能为从事现在的教育获得更多的启发与感悟。

（一）真正的指南针是生活

陶行知一方面积极推进乡村教育，一方面通过调研反思，针对发展中的问题、人们认识中的误区，不断撰文分析、澄清、提醒，以引导乡村教育往更好的方向发展。实质上，这个乡村教育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他倡导的“教学做合一”的具体体现，一边学习研究，一边推进实践，一边积极传播普及。

譬如，大家对陶行知的几句名言非常熟悉，“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教学做合一”。由于把杜威的“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换了个位置，我们的不少文本以此描述陶行知“敢于挑战权威”、“不唯师”之类的话，好像把他描绘成一个勇于革新的勇士。但这还真是一种粉饰的方式，不是根本的东西。根本的东西是陶行知心里装着人民，装着中华民族，一切只为是否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他在教育实践中的诸多创新，并不是喜欢花样翻新或者标新立异，而是他对于中国教育现状的深刻剖析和亲身实践中得来的。

陶行知谈到自己的这个转变：“‘教育即生活’是杜威先生的教育理论，也是现代教育思潮的中流。我从民国六年期便陪着这个思潮到中国来。八年来的经验告诉我说：‘此路不通’。在山穷水尽的时候才悟到教学做合一的道理。所以教学做合一是实行‘教育即生活’碰到墙壁头把头碰痛时所找出来的新路。”^[19]

的确，因为按当时社会的动乱情况，根本难以很快办起很多学校；而当时中国的学校少得零星，根本没法通过学校来做教育普及工作；而少得零星的学校底子又是如此薄弱，根本没法开展系统的改革。“我从前也是把外国教育制度拉到中国来的东洋车夫之一，不过我现在觉到这是害国害民的事，是万万做不得的。我们现在要在中国实际生活上面找问题。”“课堂里既不许生活进去，又收不下广大的大众，又不许人动一动，又只许人向后退不许人向前进，那么，我们只好承认社会是我们的唯一的学校了。”

所以，在陶行知看来，什么都是“我们只问是非好坏，不问新旧宽严。是的、好的，虽旧必存；非得、坏的，虽新必除。”如果说，这样做是一种精神，那肯定也不是敢于挑战权威的无畏精神，而是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我和诸位同是在乡村里摸路的人。我们的真正指南针是实际生活。”他一直在提醒大家不要盲目地、囫囵吞枣地抄袭外国制度，而要运用科学方法建设适合本国生活的教育，而这唯有“虚心的态度、精密的观察、证实的实验”，才能作出创造性的工作。

而提出“教学做合一”，就是针对当时社会的迫切需求而来。譬如，晓庄也开办过乡村妇女教育，但几次都失败了。试想，当时妇女连养家糊口都操心不过来，哪有闲心读书写字呢？！陶行知对此有过深刻的反思：“哪里知道吃着早饭愁着中饭的农人何能与你赛跑？”“便决定改变方法，以生利训练为中心，而以文字和别种训练为副。现在试验期短，尚不能有具体成效，但似乎是一条比较可以走得通的路。”

所以，学习陶行知的办学，归根到底是要学习这种科学务实精神，在务实中求创新，而不是照搬照抄，或者把注意力放在要挑战哪个权威，这实在是“作秀”的事情。“我们最初拿到晓庄来试验的要算是教学做合一的理论了”。

陶行知一直牢记着办学的初衷，那就是如何通过教育，为落后贫困的乡村、农人、儿童谋求最大的福利。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围绕着这一点来进行，他所努力探索的都是在设法怎么才能更快更好地接近这个目标。譬如他在师范生的培养中，为何要让学生学习烹饪、学习耕田养牛，就是希望未来的教师能有扎根农村的生活技能，这是由当时的社会背景所决定的。并不是我们现在所定位的，把这个当作调剂学习生活的“调味品”或者只是增加一点生活乐趣。当然，我们现在这样的定位也是对的，虽然目的不同，形式类似，但这都是根据实际情况来开展的，都是务实的表现。

当时无论是老八股还是洋八股，依然与民众生活毫不相干，不但传统教育脱离社会生活，当时教育之极端不普及的问题更是严重。当时国内引进了道尔顿制，颇为引人瞩目。但是陶行知并不认为完全可以推行。他认为，道尔顿制虽比旧式学校要自由些，更尊重学生的自主性，但还是太看重了书本，也更适合初中以上，“人家怎样做，我也怎样做，而不求其所以然，便是无意义的做”。

如果我们能够如眼下流行的词语“穿越”一样，回到陶行知的时代，去感悟当时的社会环境，我们就会由衷承认他的提法是如此务实，所以也就如此的科学。

（二）不拘一格办教育

在务实的前提下，为了民众尽可能获得教育，所以陶行知注重灵活多样地办学，并非设有课桌椅和讲台，才算是一所学校。

他呼吁大家可以随时随地学习，“连坟墓都可以成为我们的课堂。谁能说庙行的无名英雄墓和古北口的‘支那’勇士墓不是我们最好的课堂啊？”也可以通过“即传即学”方式更多更快地传播教育。

他时刻关注生活细节，发现他的小儿子在哥哥的帮助下，居然很快学完了第一册课本，就深受启发。儿童学完一课，就可以教别人一课，因此命名为“连环教学法”予以推广，以便缓解师范生教员不足的困难。

在陶行知眼里，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值得尊重的，他真心视儿童为一种重要的教育力量。他曾说，教师要进行自我教育，就要请“第一流的教授”，以及有真知灼见、肯说真话、敢驳假话、不说诳话的人。而陶行知认为，在所有的老师中有两位最伟大的老师，就是老百姓和孩子们。

后来，晓庄学校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后，学校教师和师范生都不能回晓庄小学任教，晓庄小学的小学生就自己组织起来，推举同学做校长，开展自我教育，并称为“儿童自动学校”。陶行知得知后，非常高兴，并风趣地赋诗一首：“有个学校真奇怪，大孩自动教小孩。七十二行皆先生，先生不在如学在。”^[20]有趣的是，学生还回信说：这首诗有一个字要改。大孩教小孩，小孩为何不能教小孩？陶行知就将诗改为“小孩自动教小孩”，很风趣地把这事称之为“黄泥腿的小孩改留学生的诗”！可见，陶行知在办学过程中，他的教育思想已经深深影响了他的师生们，由此培养出热爱学习并颇具独立能力的好孩子！

晓庄学校里出现学生恋爱事件，一对热恋中的男女学生一同骑了小毛驴回校，这在当时被周围群众看作是伤风败俗之事，甚至传到了教育部部长那里。学校师生也议论纷纷，但陶行知认为，凡是生活中遇到的问题，都是教育的内容，这就是生活即教育的真谛。为此，他引导大家就此事展开讨论。他自己也亲自参与进来。陶行知说：“恋爱本是一件极平庸而极重要的事，我们应该公开地诚实地讨论，才不致走入歧途。中国习俗，家庭间、学校都不敢谈这个问题。全国学校中，师生坐在一堂来谈论它，晓庄恐怕是数一不能数二的。”^[21]

关于学生谈恋爱，不要说在那时，就是现在中学里，有的老师都比较忌讳，对此也谈得极少，不外乎说些“不准早恋”、“早恋的坏处”等等，陶行知对此不回避、不斥责，坦然面对，共同探讨，决不因循守旧。

同样，对建设中国的幼稚园，陶行知深刻地认识到，幼儿教育对于孩子的一生发展是很重要的。另一方面，由于乡村缺乏幼稚园，尤其在农忙之时，幼儿无人、无处管教。所以，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在乡村办幼稚园都是“造福村儿，便利农民”的。对此，陶行知同样采用了灵活的态度，就是倡导要建设中国的、省钱的、平民的幼稚园。立足于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充分挖掘中国自己的音乐、诗歌、故事、玩具和大自然；从村民中、女学生中、教员的亲友中挑选、训练出本乡师资来教导儿童，用本村小学手工科及工匠仿制玩具，努力建设平民的幼稚园，使个个乡村都有幼稚园，个个幼儿都能享受这个幸福。

不要说当时和现在形势大不相同，就是当时办同类学校，陶行知都明确地说，“晓庄同志不论到什么地方去，如果只能办成晓庄一样的学校，便算本领没有学到家，便算失败。没有两个环境是相同的，怎能同样的办？晓庄同志要创造和晓庄大不同的学校才算是和晓庄同，才算是第一流的贡献，才算是有些成功。”“你们如果到那里去仍然办一种传统的学校，那你们就不必多此一举。”

虽然陶行知立志改革，注重办学的灵活性，但他的处事态度是非常冷静理性的，他一再告诫大家：“我们在任何环境里面做事，不可过于急进。譬如园丁栽花木，倘只执一镰斧，乱砍荆棘，我相信花木亦必随之而受伤。”如陶行知虽然觉得当时的幼稚园患了“外国病”，但他也提醒大家，要针对幼儿教育国情，建设中国的幼稚园，但也不采取狭义的国家主义，外国材料具有普遍性、永久性的，亦当选粹使用。

现在，“中国特色”、“本土化”也是幼教界常用的热门词汇，但我们也很遗憾地发现，不少幼儿园是为特色而特色，为品牌而品牌，其“本土化”纯粹是装点门面的，或者干脆就是整个儿一个洋品牌，与陶行知所倡导的，相差何其远矣。其实，幼儿园办得成功与否，关键不在于特色，也并不是仿照陶行知的就对，或者照搬蒙台梭利的做法，关键在于是否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陶行知倡导幼稚园的中国化、本土化，是真正出于对当时乡村实际的考虑，为尽可能普及幼儿教育而选择的路径。从陶行知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他所有的做法都是以教育救国为出发点和归宿。他所殚精竭虑的，就是怎样才能更好更快地接近这个目标。所以说，一个真正的教育家，从来就不是言必称外国的，而是能走出切合当下需求的办学之路。

当我们初读一介书生提出的“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目标时，我们肯定不抱希望。在当时中国这样动乱的社会背景下，一介书生有这样宏大理想和高远境界，如没有一种强大的人生信念和顽强的毅力，没有科学务实的工作态度和灵活应变的能力，根本就是痴人说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