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改造学校

一、为什么要改造学校？

（一）童年时期的教育阴影

数千年来，教学是儿童深感痛苦的活动。夸美纽斯曾说，“学校是儿童心灵的屠宰场”。这话也许有点夸张，但到了杜威这个年代，似乎也没有多大改观。

就像我们有的家长抱怨说，我的孩子除了对学习没兴趣，对其他什么都很有兴趣。杜威的童年时代就是这种类似的情况，小时候，杜威及他的同伴们接受的是传统的强迫记诵和读写算的教育，导致大家“除了学校课本之外，他们几乎对阅读任何书籍都感兴趣”^[1]。

杜威最重要的获得是来自课堂外面，从课外活动和广泛阅读中得到，“一直到杜威上大学时，在他本人所受到的教育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在课堂外面获得的”^[2]。譬如在农场生活与帮忙，和同伴在锯木厂或磨坊玩耍，去野外旅行或者野营。而仅有的关于学校的愉快记忆，也是由于一些教师并不完全拘于规定课程的缘故，譬如鼓励讨论外界问题的谈话，才使学校那惹人厌倦的情况有所缓和。这很像我们对老师的讲课内容迅速遗忘，倒对课堂上发生的有趣的事情，譬如师生闹的笑话记忆犹新一样。在这个过程中，杜威认为，日常的社区生活经历可以提供真实的、有重要意义的教育经验。

童年对教育的直接体验与感受，为杜威后来的教育改革埋下了种子。这一点，我们在看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所进行的种种改革时，就能够感受到这来自杜威童年的记忆，譬如合作、亲身体验、兴趣等等。杜威的女儿对此就坦陈：“在形成约翰·杜威教育理论的各种因素中，他童年时代的环境显然起了很大的作用。”^[3]

（二）传统教育越来越与社会发展脱节

到了19世纪末，美国的资本主义工业现代化日渐加快，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杜威所面临的社会环境，恰好处于这个历史的急骤转变时期：美国由农业国一跃而成为工农业现代化强国。工业革命的直接结果，使得教育再也不是特权阶层所有，但教育显然还是像过去一样的死板。

社会发生巨变之后，对于个体的要求，无论是智力还是品德，都有相当的变化。譬如社会变化给儿童发展带来了积极影响，儿童接触到更多商业上的活动，社会见识不断扩大，儿童与成人社会之间传统中的谦恭、绝对服从的消失等等。

按照常理而言，“根本的状况已经改变了，在教育方面也只有相应的改变才行”。而教育因其性质所致，却表现出滞后的情况，明显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学校制度、教材和教学方法仍沿袭欧洲旧传统，教师处于绝对的中心，形式主义占统治地位。形象地就是说，你管你变化，我自按兵不动。“学校却同社会生活的通常情况和动机如此隔离，以至于儿童被送去受训练的地方正是世界上最难得到经验的场所，而经验正是一切有价值的训练的源泉。”^[4]

杜威对此深感遗憾，学校教育在他小时候令人生厌，而到了眼下社会发展如此迅速之时，同样没有什么改变。而这个时候，杜威的孩子也要上学了，想必作为父亲的杜威会有一种“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想法。

杜威对传统教育的死板、无视儿童的个性，言辞间可谓深恶痛绝，“教育是如此高度统一，不合儿童个性发展”。“成千上万的儿童在某一小时，就说十一点钟吧，都在上地理课。”“消极地对待儿童，机械地使儿童集合在一起，课程和教学法的划一。”杜威痛恨地指出：“重心在教师，在教科书以及在你所喜欢的任何地方和一切地方，唯独不在儿童自己的直接的本能和活动。”^[5]

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个老样子！杜威对教育产生了强烈的改革愿望。既然眼下的教育如此糟糕，自己能不能办一所学校，把更好的教育理想付诸实施呢？此时35岁的杜威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资本，来支持他做这件事情。

杜威出身科班，功底扎实，有霍普金斯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也有过教育一线工作的经历，他大学毕业后当过三年中学教师，然后又当了数十年的大学教师。在与著名心理学家的合作中，杜威还参与了中等学校师资的培训工作以及对中学的访问考察，这些经历使他逐渐对普通教育产生浓厚的兴趣。而这一点与对童年所接受的教育的反思相结合，就点燃了杜威对教育进行深层研究的旨趣，而他的两个孩子当时刚处于上小学和幼儿园阶段，也促使他考虑在这方面能否为孩子做点事情。

1894年，杜威受聘担任芝加哥大学哲学教授，并出任了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系的系主任。显然，他自己领导的专业团队给了他足够的底气。

一所学校的蓝图在杜威脑海里形成，他希望创办一所新学校，并通过这所学校突破两个瓶颈：一是要使学校与社会发展的需求合拍；二是要使学校与儿童及青少年身心发展的需要合拍。他希望这所学校能打破传统教育那种沉闷的氛围，使儿童获得生动活泼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