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杜威之于中国
之所以要加上这一段内容,是因为杜威对于中国的教育直接产生过影响,对于中国改造学校产生过较大影响,而且现在继续产生着影响。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新课改中感受到杜威的“气息”。
杜威一生到访过许多国家,其中受其影响最深的就是我们中国。陶行知提倡的生活教育、陈鹤琴提倡的活教育、晏阳初推广的平民教育,都明显受了杜威教育理论的启发。蒋梦麟、胡适、陶行知等都是他的及门弟子。
杜威在日本讲学时,他的学生、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去拜访他,以刚成立的中国学会[24]的名义,邀请他去中国讲学一年,而后又延长为两年。
1919年4月30日,仿佛为了见证旧中国发出的变革呐喊——“五四”运动的兴起,杜威偕家人来到上海,先后在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沿海各城市发表演说,他还去了一些内陆省份的省会,听他讲演的不仅有学生和教师,也有其他知识阶层的代表。杜威夫人也作了讲演,在当时男女同校刚刚被打开一道门的时候,她的讲演无疑是大有示范性和推动作用的。
也因为对“五四”运动的高度关注与兴趣,他在中国逗留了两年多时间。在他的影响下,美国的六三三学制、课程、教材和教学方法,包括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都大量地被介绍进来,一些大城市还建立了实验学校或者“杜威学校”,胡适先生曾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
杜威的女儿的话读来很温暖人:“不管杜威对中国的影响如何,杜威在中国的访问对他自己也具有深刻的和持久的影响。杜威不仅对同他密切交往过的那些学者,而且对中国人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由衷的敬佩。中国仍然是杜威所深切关心的国家,仅次于他自己的国家。”[25]
历史上这种曾经产生的紧密联结是很能让人产生亲近感的。
杜威于1921年离开中国,而之后几年,在全国学制和课程修改修订中,出现了诸如儿童是教育的中心、注意儿童的个性和资质、中等和高等教育采取选修科目的制度、初等学校的分级和升级应采取灵活原则等等文字,显然,“儿童是学校的中心”这一代表杜威教育哲学思想的主题,正逐渐在旧中国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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