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教师走上幸福的研究之路

五、让教师走上幸福的研究之路

（一）读书，读书，再读书！

随着终身教育时代的到来，打造“学习型社会”成为目前的热点话题。教育界有一个很好的提法，叫“书香校园”。学校本来就是知识传授的场所，而现在，这种氛围就更浓郁了。在这个方面，帕夫雷什中学的做法非常值得我们思考与借鉴。

苏霍姆林斯基提出，培养教师的基本素养，“这就要读书，读书，再读书！”当然，关于这一点校长们想必都认同，而关键在于如何让读书成为每个教师的需要呢？这是个难点，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只有在教师不仅向儿童传授知识，而且也研究儿童的精神世界，探索脑力劳动和人的个性形成的复杂过程的规律性的情况下，书籍才会进入教师集体的精神生活”。就是说，只有教师的研究意识被激发之后，力图寻求答案时，读书才可能成为必需品。

显然，在帕夫雷什中学，教学、科研、读书都是同一条“流水线”上的事情，也是环环相扣，顺理成章的，并不是很突兀地提出一个读书的概念，读书是“在教师集体的整个精神生活的气氛中养成。”

为了保障教师的学习，学校图书馆藏书量达一万八千册！苏霍姆林斯基还提出了一个基本的条件，就是教师要有空闲时间！因为教师的工作非常耗费精力，所以一方面要有时间休息和调整，另一方面需要找出时间来读书。

帕夫雷什中学有一个规定，教师除了教学工作计划和课时计划外，不写任何总结和工作汇报，在上课以外参加其他活动的时间，每周不得超过两次。苏霍姆林斯基说：“必须保护教师，使他们从文牍主义中摆脱出来”^[6]。

相信当我们的教师看到这样的规定时，肯定会非常感动和羡慕。显然，苏霍姆林斯基不仅真正尊重教师职业的特点，更切实关心着教师的精神世界。现在教师的工作非常辛苦，但正如有的学者提出来的，我们的校长、教师在做很多“教育边缘的事情”，有些甚至意义不大，要为应付各种检查、督查，接待来访，上交大量的总结材料而疲于奔命，真正留给学习、反思的时间真的非常少。我们不妨来读一段来自《中国青年报》的文章，该文在网上被纷纷转载，读来的确令人感触很深：

“在参加全国某学科教学比赛之前的一天，我实在忍无可忍，把满桌子教具一掀，把PPT课件的分页器一摔，痛哭失声……为了在比赛中获得佳绩，我和其他几位教师已经奋战了将近一个学期。一堂小学阅读故事的英语教学，我们辗转各校试讲已达26次。明天就要比赛了，眼看不断的‘口误’，突然出岔的课件，毫无把握的学生，我紧张、慌乱、焦虑，在一片指责声中，终于崩溃了……可从前的我，开朗活泼，天天乐呵呵；而现在，我表情麻木，眼窝深陷。自从被选为省里唯一的代表参加赛课以来，我已有两个月没有见到孩子了。我现在嘴里的‘孩子’，是自己所教的4个班的160名学生……”文末，这位作者愤懑地发问：“这样的赛课究竟会把中国基础教育带向一个怎样的未来？”^[7]

类似这样一些打着教育改革旗号的活动，真的是把很多优秀教师给拖垮了，把精力耗尽了，也使他们离自己的学生越来越远，离真实的课堂越来越远，这样的活动到底有多少价值？相关部门真应该反思并改进！

苏霍姆林斯基也在书中举了一个和我们目前比较相似的例子，“一位校长说：‘各种活动毁了我们。从9月到次年4月就有92项活动（活动月、竞赛等）。每搞一项活动都要写总结。就是因为搞这些活动，我们才顾不上去教育学生。’”他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哪里把精力全都花费在各种突击的活动上，哪里的教育工作就要失掉远景目标。”^[8]

我们经常要求教师要全心投入，不让自己的不良情绪影响到孩子，但是却忽略了我们校长应该给教师创造什么样的环境和条件，如何使他们能轻装上阵。而打造书香校园，有空闲时间是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条件。

当然，有了空闲时间，教师并不一定就会投入学习。所以，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可以通过“集体讨论、座谈、生动活泼的争论和钻研精神”，并组织一些专题报告会加以引导。当教师产生兴趣之后，可以在教员休息室的书架上放置相关书籍。也可以在校务会议上介绍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把心理学书籍摆在教员休息室的“新书陈列台”上。

苏霍姆林斯基要求每一个教师都要认真读书，他本人也是这样做的。苏霍姆林斯基有自己的个人图书馆，藏书量超过万册，这个图书馆就在他的办公室旁边，向全校师生开放，他们可以随时随意借阅。强调书籍的教育作用是他的一个重要的教育思想。他觉得，没有书籍，也就不是学校了。在他的著作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夸美纽斯、裴斯泰洛奇等教育家的名字，在苏霍姆林斯基遭遇教育困惑的时候，他就反复阅读他们的著作，向他们学习和“请教”，他的笔记本里积累了成千上万条期刊摘录和简报。为了孩子们的健康，他还攻读了专门的医学著作；为了对教学工作有更深的把握，他三年内自学完了学校所有科目的教科书和重要的教学参考书。

学校地处农村，但是学校尽力创造条件，丰富教师的课余生活，譬如阅读文学作品，利用节假日到城里去欣赏音乐和歌剧，让老师有散步、看书、在田野里劳动的休闲时间。

我们现在也有学校图书馆和阅览室，但是会有多高的利用率呢？如果调查一下，可能会令人吃惊，也难怪，因为师生们太缺乏阅读时间了。

（二）校长怎样听教师的课？

苏霍姆林斯基坚持深入课堂听课。“我给自己定下一条规则：如果我每天不听两节课，就算我这一天什么也没做。”他每天至少听教师两节课，并和教师一起进行分析和探讨。如果有外出或者开会的安排而不能完成这个任务，那么，他就在其他时间增加听课次数来补足。^[9]

他认为，校长只有掌握了足够的事实和进行过足够的观察，才能高质量地做好对教育教学的管理工作。否则，“这种校长好比是一个被蒙住眼睛的人在黑暗中徘徊：能听到一点，却什么也看不见，不知道，不理解”。所以他觉得大量的听课是滋养思想的源泉，也才能对教师的教育学、精神世界、视野和兴趣作出正确的结论。这正像我们提倡要对学生进行家访一样，对学生的成长环境有更多了解，才能更多地了解学生。去课堂听教师的课，观察学生的反应，也是最可以了解教师水平的地方。

不过虽然是校长，但苏霍姆林斯基强调听课之后切忌武断地下结论。“因为你在课堂上看到的一切，对于你不可能都那么清楚”。他明确反对用粗暴的干预和行政命令来推进科研工作。“我从没草拟过一道涉及教育过程的指令，这在校长工作是毫无意义的。同样，我也从不把跟某个教师的任何一起最复杂的争论拿到校务会议上去讨论。”^[10]他同教师之间从来都是采用“个别的、亲切友好的推心置腹的谈话”。

所以，他听课不是去看教师是否遵循大纲的要求，是否完成了教学任务，而是注重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独创性和个性化的教学特色，并把有价值的东西吸取过来，变为全体教师的共同财富。更重要的是，他通过听课，来研究教师的眼界、兴趣和精神财富是如何表现出来的。

在追随学生、年轻教师成长的过程中，苏霍姆林斯基并非只是为了应付眼下的工作，而是带着研究的视角不断地深入，在过程中寻找一种规律：孩子是怎么从儿童成长为青年的，年轻教师是怎么发展提高的，等等。所以，苏霍姆林斯基的听课绝不仅仅停留在说几句评语，而是和教师一起开展研究。他建议校长和教导主任都用一本本子，把教学中的点滴收获、成果做法和微小的发现都记录下来。

他非常反对机械的学习方式。譬如，学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着别人的思想，却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思想，学生的唯一任务是识记、保持、再现，一切直奔目标，而无视孩子的身心特点和接受能力，这会产生什么样的不良后果？他对此看得非常清楚。“请相信，”他说，“没有比枯燥的教学更可怕的事了，教师只知道要求一件事：快学：从这儿学到那儿。勤奋的孩子就去学习，脱离了大自然去熟记一二页有关大自然的课文，于是孩子最最奇妙的能力——创作童话故事的能力、思索的能力——就渐渐消失了……”

譬如苏霍姆林斯基在听课时，发现学生的回答总是那么贫乏、平淡而又刻板，但是他既不批评学生也不批评老师，他以此为切入点进行研究，详细记录学生的回答，分析他们的词汇量、言语的逻辑性和修辞成分，进而思考：词是怎么进入儿童思维的，儿童是怎样借助词来思考和表达的。结果，他发现教师的课堂语言极大地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效果。所以，他就和教导主任一起去记录教师的课堂语言，并和教师们进行交流之后召开教学法会议，让每位教师谈自己的观察与思考，并向教师介绍怎样进行词汇教学，从而提出“教师的语言修养问题”这个研究课题，而这个研究工作做了长达25年之久！后来，教师们编写了《大自然课本300页》一书，意在教学如何借助大自然多彩的特点来丰富孩子的语言表达。

当然，可能我们现在的校长会对苏霍姆林斯基的工作感到吃惊，这样大量地听课评课，怎么可能，其他工作怎么办？！的确，目前校长的工作任务更多了，角色定位也更多样化了。但是，无论通过什么途径，校长或者借助其他校级领导的力量，对教学过程有全面而深入的把握，那是必需的。

也有的校长可能会说，苏霍姆林斯基整天待在课堂里，大量地听课，不是成了一个教师专家吗？哪里还有空搞管理？但苏霍姆林斯基对这一点说得很明确，他认为，学校教学是根本性的东西，“这是因为我们学校的工作里有一些可称之为奠基石的东西。不砌好这些奠基石，就建不成整个建筑物”。

（三）校长率先示范

苏霍姆林斯基的这句话经常被引用：“如果你想使教育工作给教师带来欢乐，使每天的上课不致变成单调乏味的苦差，那就请你把每个教师引上进行研究的幸福之路吧。”^[11]

说起搞研究，教师都有些敬畏：一是以为这是专家的工作；二是不知如何入手开展研究，所以感觉研究是一种压力和负担。在这里，苏霍姆林斯基强调说，研究并非是那种“作出科学概括的研究工作”，而是成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中介人”，产生新的发现。

为什么搞研究，原谅在此大段地引用苏霍姆林斯基的话，因为说得实在真挚而深刻：

当我回忆自己担任校长工作的岁月时，什么东西留给我的印象最鲜明呢？首先就是教师的辛苦而细琐的工作，这些工作充满着令人焦虑的有时是痛苦的探索、思虑和挫折。在这项劳动中，也有一些令人感到幸福的发现，它们就像晶莹的宝石一样闪闪发光，不仅鼓舞着校长本人，而且尤为重要的是，鼓舞着与他一起工作的教师。毫无疑问，这些发现和创造精神的发扬，犹如星星之火，能驱散教师当中对工作的冷漠和惰性，点燃创造精神的火花。^[12]

学校每年都举行理论讨论会，专门研究学生的脑力劳动，每个教师都为这类讨论会作准备。校长在会上作报告，分析课堂教学中教师的讲解、学生的回答等情况；教师则向大家报告自己的创造性探索和收获。

譬如有个学生上课注意力不容易集中，比较懒惰，大家都断定他要留级了。但是，最后学校发现这孩子体质不好，通过帮助他调整作息时间，使他的学习情况大为好转。像这种情况非常多，学校总是力图追根究底，找到结果背后的原因，进而对症下药。对于神经官能症的儿童，容易激动，坐不住，就让他学习嫁接果树，用柳条编制用品，意在通过这种细心操作的方式提升注意力的品质。对于身体发展不良的学生，在校医参与下，另外编排体操让他们锻炼。对体育比赛，学校强调的是比漂亮、优雅、协调，而不是速度。

而校长自己就是以身作则的楷模。他自己一生研究了3700多名学生，并给每个学生写了观察日记。他能指名道姓地说出25年中78名“最难教育”的学生的曲折成长过程。他对于学校管理有着精心的研究和丰富的经验。他的很多论述，现在读来依然有着令人拍案叫绝的效果。“多年来，我对一些学生从一年级到十年级在课堂上的脑力劳动情况进行了跟踪观察。进行这些观察的目的，是要弄清儿童智力和才能发展的最佳条件。”

在我们看来，苏霍姆林斯基实在够忙，他要当班主任、上语文课、每天起码两节听课评课，写论文写专著，管理学校。他每天很早起床，撰写教育笔记，到校门口迎接孩子们的到来，白天从事教育、教学和行政领导工作，放学时又把孩子们送出校门，晚上从事科学研究，整理积累的素材，撰写教育论著。

《难教儿童》、《公民的诞生》、《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和青年校长的谈话》、《帕夫雷什中学》，这些让我们深感敬佩的著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他的著作反映的就是他的工作内容，而工作内容都成为他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使他的理论如此具有说服力和引领性，具有生命力和鲜活性，因为那是真正来源于实践，服务于实践，并被实践所印证了的内容。

当一个人全程参与、细心观察、深入研究与精细分析，对于各个年龄阶段的不同类型的学生心理，各种不同情境中学生的心理特点，可以说，估计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比他更有发言权了。

事实上，苏霍姆林斯基从来没有把科研和教学分成两个任务来完成，在教学的推进中，一直伴随着科学研究。怎么提高教学质量，那就通过科研来解答。显然，这个研究是真正从问题出发，从实际出发，为教育质量服务的。

所以有时我们的中小学老师发牢骚说，现在学生难教。但到底怎么个难教法，你采用过哪些方法去尝试，效果如何，这些却又说不清楚。所以，苏霍姆林斯基的做法真的是非常值得学习。勤于记录，详尽地分析研究，当你沉浸其中并能够作为旁观者来冷静分析时，这样工作才能进入到一个更高的程度，即研究的层面，也才会有更多的收获，这是从事务性教师走向研究型教师的最好路径。

显然，帕夫雷什中学的科研是真正源自实践，为了实践。校长带领教师们针对问题一起开展研究，寻找方法，进而推进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这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真正的“教育科研”。而不是像现在很多论文、课题，其出发点在于评职称、求荣誉，这种异化的“繁荣”的教育科研，其价值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在校长这种理念的倡导下，帕夫雷什中学的科研就显得如此自觉而深入。“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师工作是长期的，琐碎的，而科研就是赋予了工作更高层次的意义，科研不是任务，而是提升工作幸福感和成就感的途径。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很多时候，我们为研究而研究，为职称而研究，研究成为让人焦虑的一件事，这实在是本末倒置。如果我们能还原研究的本质，真像苏霍姆林斯基所表达的意思：只有带着研究心态去工作，才能使自己的工作获得乐趣，获得工作的价值，而不至于成为教书匠，成为琐碎重复劳动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