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教育与维新教育思想

第一节　洋务教育与维新教育思想

中国近代教育思想是随着国门被攻破、民族危机的加深、西学不断输入的情况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了一个社会剧烈动荡的时期。面对内忧外患的局势，清政府统治阶层的部分人士开始意识到：中国不如外夷船坚炮利，缺乏能够制器御敌的经世致用人才，要想摆脱内外交困的局面，必须走自救兴国之路。于是，为了救国图强，一些进步人士走上了向西方学习的道路，掀起了一场近代化工业革命和思想变革的浪潮，而洋务运动及维新运动就是这条救国图强之路的具体体现，并对中国近代教育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虽然近代资产阶级教育家，因时代的变化而萌发了新思想，但两千年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这就决定了封建教育思想仍是近代教育思想的根基。但与此同时，它体现的又不仅仅是传统的儒家思想，而是发展了的儒家思想，是新的儒家思想。因此，中国近代教育思想是西学与儒学碰撞的火花，是在继承和批判传统思想的基础上得到发展的，是在新旧之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具有鲜明的特色。

一、洋务教育思想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分化出了在不触动封建统治制度的前提下进行改革的派别，史称“洋务派”，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为代表。“洋务”是对当时外国事物的统称，为了培养适应洋务运动所需要的洋务人才，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学习“西文”、“西艺”，派遣留学生、创办新式学堂、翻译外文书籍等，而举办新式教育是洋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逐步发展成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运动。

洋务教育思想产生的根本原因，表现在三方面：一方面，帝国主义列强把中国当成其资本输入地，掠夺中国的资源，同时客观上也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示范；另一方面，帝国主义派大量传教士来华传教并建立教会学校，虽说这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手段，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中国带来了西方的科技文明和先进的教育理念；第三，面对内忧外患的局势，一些上层人士从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发现，敌强我弱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装备落后，人才匮乏洋务派出于“自强”、“求富”的目的，主张“施夷长技，以制夷”，效仿西方列强练兵制器，设厂办学。

（一）“中体西用”

1861年，冯桂芬最早提出“中体西用”思想，他在《校邠庐抗议》中说过：“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善之更善之也”^[1]，主张以西学的手段，来维护封建统治这个本体。1872年，李鸿章在派遣学童出洋应办事宜的奏折中说：“考察中学西学，分别教导。将来出洋后，肄习西学，兼讲中学。”并把“西学”和“中学”对应起来。对于两者的关系，王韬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经常采用中国古代哲学中“道”与“器”的关系来比附：“器则取诸西人，道则备自当躬”，“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到19世纪90年代，发表类似观点的越来越多，并逐渐定型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流行语。1892年郑观应在《西学》篇中说：“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1895年4月，沈寿康在《万国公报》上发表《匡时策》一文，首次明确表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概念：“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1896年，礼部尚书孙家鼐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再次提出，“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直到1898年，张之洞撰成《劝学篇》，围绕“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主旨，进行详细的阐述，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1898年6月，光绪帝下“定国是诏”，宣示“以圣贤之学植其根本，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所主张也正是“中体西用”思想。大体上说，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中体西用”思想是洋务派乃至早期维新派对西学的基本态度。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教育的基本纲领和指导原则。“中学”指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西学”指近代传入中国的自然科学和商务、教育、外贸、万国公法等社会科学。“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基本含义是以封建纲常伦理道德为主体，以西方技术知识为辅助，即在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基础上，采用造船炮、修铁路、开矿山、架电线等西方科学技术，以及学习西方文化在教育方面的先进理念，来获得和侵略者打交道以及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所需要的技艺和技能，以此来挽救清王朝的统治危机。

“中体西用”是中国封建主义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结合的产物，对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产生过较大影响。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的洋务教育，促进了封建传统教育的改革，传播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起到了开拓风气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体现了中西文化的交融性、共同性、特殊性，影响了文化政策的修订，影响了学制，促进了教学内容的改革和留学教育事业的发展。但“中体西用”本身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一方面，对“中体”的强调阻碍了教育近代化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对“西用”的倡导促进了封建教育的解体，加速传统教育向资本主义近代化教育的转化。“中体西用”这一思想的局限性，决定了中国近代教育在前进道路上历经艰难和曲折。

（二）改革科举制度

中国封建社会是官本位社会，鄙视百工，崇尚仕途。科举作为封建社会选拔人才的机制，被视为“通天梯”，一朝中第便可青云直上，于是，读书人把自己的命运都寄托在科举上。随着近代社会的发展，以四书五经和八股取士为主要考核内容的科举制度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为了更好地向西方学习，培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一些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包括洋务派，主张改革现行的教育，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批判。如在19世纪60年代初冯桂芬就提出了改革科举制度的要求，认为科举“其事为孔孟明理载道之事，其术为唐太宗英雄入彀之术，其心为始皇焚书坑儒之心”^[2]，揭露统治者推行科举取士制度的险恶用心在于愚民，为的是培养与选拔驯服工具，来维护封建专制的大一统。李鸿章认为“中国士大夫沉溺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3]，指出科举所培养的人才，多无真才实学，急需改革科举考试。张之洞提出“救时必自变法始，变法必自变科举始”^[4]，主张要救国图强，首先要变革科举制。1903年，张之洞、袁世凯联名奏请递减科举，一致认为：“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士子将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5]，他们指出科举制度阻碍了新式教育的发展，不能选拔近代人才，阻碍了中国的发展与进步。1905年，张之洞、袁世凯、刘坤一等联名奏请废科举考试，清政府不得不于当年8月下令“自丙午（1906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一律停止”。至此，统治中国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退出了历史舞台。

（三）建立新学

兴办新式学堂是洋务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培养洋务运动所需要的人才，洋务派一个很大的举措就是把过去的书院改为学堂，兴办新式学堂。1862年，清政府在北京开设了第一所洋务学堂——京师同文馆，由于新式学堂既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又符合清王朝统治者的利益，于是得到很大的发展。洋务运动开设的新式学堂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方言学堂，即外国语学堂。第二类是技术学堂，第三类是军事学堂，后两类亦可合称军事技术学堂。

方言学堂主要有：1862年在北京开设的京师同文馆，1863年在上海设立的广方言馆，1864年设立的广州同文馆，1893年开设的湖北自强学堂等。这类学校以学习外国语为主，主要培养翻译人员。

技术学堂有：1865年上海江南制造局成立附设机械学堂，1866年福州船政学堂也训练制造及驾驶轮船人才，1880年在天津设立电报学堂，1882年在上海设立电报学堂，1892年湖北省矿务局附设采矿工程学堂等。这些学堂主要是培养会使用和维修洋机器的人员和一些通讯人员等。

军事学堂主要有：1866年福州船政局附设船政学堂，1881年天津创办北洋水师学堂，1886年开设天津武备学堂，1887开设广东水陆师学堂，1890年南京设立江南水师学堂，1893年天津创办军医学堂，1895年湖北设立武备学堂等。这些学校主要培养能使用洋枪、洋炮的士兵和军官。

（四）留学教育

洋务派除兴办新式学校，还开创了中国留学教育的先河。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洋务派意识到，要想使洋务运动能够真正成为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强盛之道，在引进外国科技人才的同时，必须加强对本国洋务人才的培养，而派遣留学生到欧美各国学校进行专门学习，才能尽快掌握西方列强强盛之“技”，才能“尽彼之长”，而达到“制夷”的目的。关于留学的功效，张之洞在《劝学篇》中认为：“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此赵营平‘百闻不如一见’之说也。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此庄子‘置之庄岳’之说也。”因此，“明时势，长志气，扩见闻，增才智，非游历外国不为功”^[6]。于是，留学教育受到重视，洋务派曾派不少留学生到英、法、美、日等国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在这些留学活动中，最著名的是容闳率领一百二十名幼童留美。

容闳是近代中国第一位倡导留学教育的志士，他是一位广东籍的华侨，曾在美国受了七年教育，他认为实施留学教育是“改革和复兴中国最切实可行的办法”，立志将美国教育输入中国。1867年，他向曾国藩提出派留学生赴美的计划，被曾国藩采纳。1872年，清王朝批准以120名为定额，分四年派遣，每年派遣30名；学生年龄以12～16岁为标准；每届学生留学以十五年为限。由陈兰彬、容闳任留学生正、副监督，筹办出国事宜。1872年，容闳率30名幼童西渡赴美，这是中国官派留学的开始。随后1873—1875年每年各派30名学生赴美留学。

留学生在学习西学西艺的同时，必须对其“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条》等书”、“每遇房虚昴星等日”，还要传集各童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尊君亲上之议”^[7]，即在国外除学习西方军事科学外，还要学习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每逢节日，还要由监督召集学生，宣讲《圣谕广训》；在重大节日要望着阙门行拜跪礼，还要瞻拜孔子神像，以防丢了中国教育的正统。由于国内顽固势力的阻挡以及国外资本主义的歧视，1881年7月，清政府解散留美事务所，留学生分三批被撤回国。

洋务派办留学教育的目的是要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培养洋务人才。但与此同时，这些留学青年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学到了近代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知识，成为一批新型的知识分子。其中，科学技术人才如詹天佑，海军人才如林曾泰、刘步蟾等，外交人才梁敦彦等、哲学政治学人才严复等。

（三）洋务教育思潮的历史影响

洋务教育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的开端，具有浓郁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色彩，是中国近代化教育的尝试。它是在不改变封建传统教育思想根基的基础上，对传统儒家教育思想进行改革，增添某些西方新教育的因素而建立的近代教育。洋务派提出的“中体西用”的教育思想动摇了传统的教育价值观念，促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从中国教育的演进来考察，洋务教育创办了中国第一批新式学校：“西学”如数学、天文、物理、化学等被正式列入教学内容；培养出近代第一批新式知识分子等，学习和引进西方的教育制度和方法，也促进了中国教育的改革；组织翻译了不少外国科技书籍，派遣不同年龄和资历的留学生，因而培养了一批外交和科技人才。洋务派引入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对于促进民主思想的传播，起到一定的奠基作用。洋务派要求改变祖宗之法，反对顽固派盲目排外，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既顺应发展了“新思想”，又对后来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维新教育思想

（一）维新教育的形成与发展概况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结束后，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企图瓜分中国，民族危机空前激化。在这种形势下，一批具有资本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以康有为、严复、梁启超、谭嗣同等为主要代表，史称“维新派”，旨在不改变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前提下，用和平的方式进行一次自上而下的社会改良，从而使中国能够实现君主立宪，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这被称为维新运动或维新主义。

维新派视教育为救国图强、改造社会的强有力的工具，主张将教育改革作为变法之本，因而积极倡导新学。维新派主张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新学”来改良封建主义的“旧学”，提倡从“西学”入手，组织学会、兴学堂、设译书局、改革科举制度等，开发民智，即维新教育思想。他们从近代教育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发展教育的主张，促使了中国近代教育思想的形成。

（二）维新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维新，即改良，主要指一种政体上的改革，是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发展的最高峰。但在此之前，中国近代的改良思想经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主要代表人物有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冯桂芬等，他们的思想属于近代地主阶级的改良思想，是后来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先驱。他们的最大贡献在于揭露清政府腐朽的政治制度，在教育方面主张引入近代课程，向西方学习，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六七十年代的洋务运动正是这种改良思想的实践。

第二阶段是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主要代表人物有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炽等，他们属于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政治上主张学习西方建立议会政治，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使资产阶级有参与政权的机会。提出了资产阶级政治改良的主张，成为戊戌维新运动的直接先驱。在教育方面的主张主要是要求扩大教育内容，打破传统教育模式，效仿外国建立近代形式的大、中、小学校，同时改造旧学校，改革科举考试等。

第三阶段是19世纪90年代之后的维新变法运动，主要代表人物有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这个时期的维新思想，与上一个阶段相比，更明确地抓住了政治改良这一变法的核心。在社会政治观和哲学思想上，产生了一整套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理论和哲学观点作为变法思想的理论根基。此外，他们还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的民权平等学说，并把“开民智”作为变法成功的关键。在教育方面也提出了许多不同于前人的主张，并加以实践。

（三）维新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1.教育为强国之本

资产阶级维新派把教育改革作为维新变法，挽救民族危机，实现国家富强的重要手段。康有为指出：“日本之骤强，由兴学之极盛”^[8]，“泰西之所富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夫才智之国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国民少则国弱。”^[9]他认为日本和西方国家的强盛，并不是在于军事，而是在于教育，教育为一个国家培养大量的人才，提高了国民素质，而国民素质的提高，使得国家强大。所以他主张：“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10]强调用教育来实现中国的富强。

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认为：“识时务者，其策中国也，必曰兴学校”，“欲强中国，必由学校”。他认准实现中国的救亡图存教育是唯一的途径，“不由此道，时曰无本，本之既拔，而日灌溉其枝叶以求花实，时曰下愚”^[11]，提出救国不以教育为本，是离本而求实，愚不可及之举。可见，梁启超也把实现中国的富强寄托在教育上。

严复同其他维新派教育思想家一样，也是一位教育救国论者。他在总结洋务教育的失败时指出“泰西诸国，首重政治学院……其学成者受之以政，以此为立国基第一要义”^[12]，他指出：“中国之弱，其原因不止一端，而望国人之暗，人才之乏为最重要……教育强国根本。”^[13]在严复看来，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拯救中华民族，实现民族的复兴。

维新教育思想家在教育救国论思想的指引下，对教育进行了改革，他们兴学堂、倡西学、废八股、设译书局、改革科举制度等，希望通过改革，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之中。

2.改革旧的教育制度

为了推进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维新派强烈要求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所谓旧的教育制度，其形式有科举、书院和儒学；其内容有八股、诗赋和小楷。科举是读书人致仕的门径，书院与儒学是其受教的地方；八股、诗赋和小楷是他们学习的材料以及考试的内容。儒学源自西汉，科举与诗赋源自唐朝，书院源自宋朝，八股源自明朝，小楷源自乾隆以后。清朝自乾隆以来，是集旧教育之大成的时期，这些旧的教育制度，严重阻碍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为改变这种状况，维新派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1）改革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是维新派实现中国教育近代化道路上的一块很大的绊脚石，改革科举制度是改革旧的教育制度的关键。于是，维新派把改革科举制度作为教育改革的着眼点。正如康有为所述：“巍科进士，翰苑清才。而竟有不知司马迁，范仲淹为何代人。汉祖、唐宗为何朝帝者！若问亚非之舆地，欧美之政学。张口瞠目，不知何语矣。”^[14]八股取士培养的“人才”，只懂四书五经，头脑昏聩，不谙世事，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他主张废八股，改试策论，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梁启超认为“故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唯变科举为第一义”^[15]，“大变则大效，小变则小效”。严复在《救亡决论》中指出：“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然则变将何先？曰莫亟于废八股。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才。”^[16]他认为八股取士有三大害处：“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

（2）主张兴办新式学堂

在废除科举制的同时，维新派一直主张兴办新式学堂，他们把学校作为立国之本，认为“中国之衰弱，由于教之不善……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17]，把兴办学校比喻为“宜急补养，以培其中气”^[18]，把创办新式学堂提升置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书院改为学堂是维新派创办近代教育的一大举措。书院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独有的一种教育机构，曾有过辉煌和充满活力的时期。但随着封建社会的日渐衰落，封建教育体系弊端的日益显现，在科举制度占统治地位的教育体系中，书院也演化成培养只懂四书五经而不知晓天下事的科举人才的地方。于是，维新派从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广设新式学校和解决办学经费等方面考虑，主张书院改学堂，这也成为后来戊戌变法中很重要的“新政”措施之一。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创建了十多所新式学堂，其中最著名的是万木草堂和时务学堂。

3.效仿资产阶级近代教育

维新派的教育家不仅主张广设学习军事、技术的新式学堂，以造就社会所需的实用型人才，而且还要求“远法德国，近采日本”，模仿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制度，改造中国旧的学校制度，以提高国民素质。主要包括：第一，乡立小学。小学学习年限为8年。采用德国所实行的强迫义务教育法，责令6岁子弟必须入小学读书，违者惩办。第二，县立中学。要求14岁入学，中学分为初等和高等两部分，各学习两年。第三，省立大学，首都设立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的建立，标志着中国近代教育的开始。

4.注重西政的学习

随着西学的逐步传播，维新派认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维新派呼吁要求深入广泛地向西方学习，深入研究“诸国富强之术”，作为使中国富强的有力借鉴，而大量派遣留学生是向外国学习的一条捷径。维新派指出，西方富强是由于“育才于学堂，议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这是西方富强的根本。梁启超认为“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于是，维新派主张不仅要学习国外的先进的自然科学，而且更要学习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

5.倡导女子教育

维新派从男女平等、解放妇女的立场出发，积极倡导女子教育，批判了封建主义的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腐朽教育观点，认为中国衰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女子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而女子教育是国家强盛的必由之路。梁启超把女子受教育提到强国的高度，他说：“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次强，英、法、德、日本是也；女学衰，母教失，无业众，民智少，国之所有者幸矣，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19]由此得出，女子教育可以“兴国智民”。维新派认为女子受教育，“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因此，女子教育应该尽快推行。

6.强调师范教育

通过开设大量学堂，维新派意识到，要发展近代教育，需要足够数量和质量的各级各类师资。有些地区就是因为缺少师资力量，导致一些顽固派阻挠建立新式学堂。张之洞认为“办理教育，首重示范”^[20]，因此，师范学堂的建立是当务之急。梁启超认为“师范也者，学子之根核也。师道不立，而欲学术之能善，是犹种稂莠而求稻苗，未有能获者”^[21]，因此，洋务派在主张设立学校时，以“师范教育为群学之基”，“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22]，鼓励人们兴办师范教育，培养师范人才。

（三）维新教育思想的历史意义

维新运动是带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运动，揭露了封建专制主义的腐朽，传播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介绍了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学说，对中国传统的封建伦理纲常进行了批判，对促进人民的觉醒，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维新派的教育主张体现了资产阶级维新派在文教方面的愿望，带有很明显的资产阶级教育的色彩，对封建教育制度进行了大胆的否定，突破了洋务教育思想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限制，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教育。他们对教育作用与地位的认识，比以前任何派别和同期的人们的认识都先进。他们对普及教育以及“开民智”的呼吁，大大超过了洋务派在近代教育方面的主张。他们对近代学制的宣传，也为后来近代学制的诞生，作出了独特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