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少年如何教育

第二节　杨贤江的教育思想

杨贤江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和青年教育家，是杰出的青年运动的领导人，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创立中国无产阶级教育理论体系作出过重要贡献。他在追求个性解放，追求自由民主理想、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道路上，始终保持了高尚的节操。他在吸收、传播西方与苏联教育理论和探索教育现代化、本土化的过程中，做了创造性的工作。

杨贤江（1895—1931年），又名李浩吾，浙江余姚县人。1917年夏，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同年秋，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陶行知为主任的教育科和学监处任职，同时参加商务印书馆函授部英文科学习，结业时英语和日语都能顺利地读、译，并开始翻译教育论著。其间，开始撰写、发表有关青年问题的论文，1919年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并撰文肯定和总结五四运动。1920年秋应邀赴广东肇庆县任县国民师范补习所教务主任。从1921年春起，到上海担任商务印书馆《学生杂志》编辑长达六年。其间借助杂志的阵地，针对青年和学生的学习、事业、生活问题，撰写和编发大量文章，使杂志成为青年“生活道路上的指路明灯”，杨贤江也被赞为“青年一代最好的指导者”。1922年5月，由沈雁冰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底，转而从事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为配合北伐，曾三次参加上海工人武装起义。1927年“四一二”后遭通缉，到武汉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编《革命军日报》。“七一五”事变后，秘密回到上海，转入地下，后因形势险恶，受命避难赴日，并负责中共留日学生特别支部工作。在日期间，在继续从事革命的同时，进行了大量教育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和翻译。1928年，撰成第一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世界教育历史的著作《教育史ABC》，并翻译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其他一些介绍苏联教育的著作。1929年由日返国，于1930年撰成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论述教育原理的专著《新教育大纲》，奠定了他作为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的地位。1931年8月9日，病逝于日本长崎。在短促的一生中，杨贤江留给后人三百多万字的精神财富。

一、教育本质

杨贤江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阐明教育的本质，这是他对中国现代教育的重大贡献。他指出，教育与法律、政治、宗教、艺术、哲学等观念形态一样，建立于经济基础之上，取决于经济基础，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一观点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尤其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直至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始终被作为关于教育本质问题的经典论断。杨贤江对教育本质的考察，并未停留在抽象理论上，他通过对“教育进化”的考察，对教育本质的演变作了具体分析。首先，在原始社会，教育是“社会所需要的劳动领域之一”。杨贤江认为，教育的起源既非出于人性，也非教育者的先觉意识，更非天命使然，而是因为人类实际生活的需要。因此，原始社会的教育在内容上，一是为获得生活资料的“实用教育”，如渔猎、战争、器具制作技能的传授。一是安慰精神的“宗教教育”，如风俗仪式的传授；在方法上，是在生活和劳动中并借助生活和劳动进行，教育和生活劳动不分；在对象上，是无论男女每个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与义务。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人类不断摆脱愚昧，获得身心发展。其次，私有制度的产生，导致教育“变质”，成为“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私有制的产生、阶级乃至国家的形成，教育从原始社会属于“全人类的，也是统一的”，转变成“阶级的，且是对立的”了。阶级对立的教育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后的教育的特质，这是教育本质的“变质”。在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变质”的教育具有五个特征：体脑分离，教育与劳动分家，教育权跟着所有权走；教育专为支配阶级的利益服务；两种教育制度的对立；男女教育的不平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更加上第六个特征：教育的“独占化与商品化”。基于以上特征，教育同政治、法律、宗教、哲学一样，属于上层建筑和观念形态之一。最后，未来社会的教育，将是“社会所需要的劳动领域之一”，“在一个更高形态上的复活”。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随着私有制的消灭，阶级的消亡，教育将在更高形态上恢复其本来意义，表现为教育与劳动结合、教育的普及、真正平等的教育，成为“社会所需要的劳动领域之一”。

杨贤江用历史的和发展的观点分析了教育的本质问题，指出了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将处于阶级社会阶段的教育视为“变质”的教育，是为了说明教育的上层建筑属性，即为统治阶级所专有并用作工具的特性，而这点恰恰是“当时为许多人所忽视与反对的命题”。杨贤江的使命在于批驳关于教育本质的一些错误观点，澄清人们的认识，为民众争取真正民主和科学的教育。

二、全人生指导

杨贤江的教育研究大量是针对青年问题的，他发表的许多篇教育文章，大多是关于青年问题的专论，他对青年的理想、修养、健康、求学、择友、社交、婚恋等方面都给予耐心指导，这种全方位的教育称之为“全人生指导”。

杨贤江一向关心青年，他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对青年们的各种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指导。他不仅在大革命时期，通过刊物发表文章宣传革命理想，指导青年的学习和生活，而且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年代里，仍然通过文章和著作给青年以宝贵的启示。他对青年的指导是多方面的，综观他的指导思想是指导青年冲击帝国主义、国内反动派以及吃人的旧礼教的重重包围，要注重青年身心的全面发展，要使青年成为一个健全的完人。他认为健全的完人应“有强健的身体及精神，有工作的智识及技能，有服务人群的理想与才干，有丰富生活的好尚与习惯”。他认为中国的教育应培养出这样的人。

他指导青年应有正确的人生目的。他向青年指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是青年的头等大事，他说做人“第一要做的，就是对于人生问题总该有个确定的观念。因为人的生活要有意义，有价值，必得先定个人生观”。他指出，“人生的目的，在于对全人类有贡献，来促进人生的幸福”。他认为具有这种人生观的人生，才是有价值的人生。他向青年指出，现代中国青年就站在被压迫阶级方面，并为被压迫阶级谋解放，应献身于社会改造和民族解放斗争。他要求青年要有理想，“理想高尚者必能向导意志，不趋歧路，必能规正感情，不流偏激”。杨贤江对青年的学习有详细具体的指导，他指导青年要树立正确的求学目的，他指出，人生的种种活动，无非是为人生的改进，离开了人生的关系去求学问，究竟能学成些什么？学了又有何用？他认为，求学的目的在于学习做人的基本条件，青年们不应为狭隘的个人目的去求学，应为谋人类的幸福、谋人类的进步而求学。

他强调自学，强调培养青年的自学能力，他反对限于辞章和经学的学习。他要青年破除“唯有升学才算求学”的观念。他列举了许多名家自学成才的事例，以此向青年们指出，有了自学能力的青年，走上了自学成才的道路。他还指出，不仅失学的青年需要自学，在校的学生也要有自学能力。有了自学能力，才能成为学习的主人，而且会受益终生。

杨贤江对青年的指导是多方面的，他对青年的职业问题、体育卫生问题、恋爱问题等方面，也都有指导，他是青年的杰出导师。他把青年人的正常生活概括成四种特性：活动性、奋斗性、多趣性、认真性。他说，“身体发达，耳目聪明，感觉敏捷，是活动性的表征。勇敢有为，扶持弱小，是奋斗性的表征。天真烂漫，爱好艺术，富有滑稽意味，是多趣性的表征。热情恳挚，真情实感，绝无遮饰委曲，是认真性的表征。”杨贤江反对当时青年中的不良习气，如身体虚弱、感情迟钝、旨趣卑鄙、精神萎靡、苟且偷生，敷衍了事等等。他特别要求青年重视体育锻炼，他说经常锻炼身体可使人“感觉灵敏，姿势优美，筋肉发达，内脏完整，动作敏捷，精神充实。是要使天然的一架人间机器，能运用得法而且充分，能常保光泽而且结实”。他还说：“盖唯有强健之体格者，始能运用精神以成学问事业。”这些思想，至今仍不失其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