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大学学术力量与行政力量运行与协调博弈

2．4．4　东京大学学术力量与行政力量运行与协调博弈

在将近150年的发展历史中，东京大学的学术力量与行政力量不断在进行博弈：从一开始来源于政府权力的行政力量主导，到学术力量的兴起，再到行政力量借助军国主义力量取得压倒性优势，战后又转变为学术力量的盛极而衰，21世纪重新追求效益的行政改革。这一系列的变化，不仅给我们深刻的启示，同时也为解读“如何平衡学术力量与行政力量”这一永恒的话题提供了避免走向极端化的深刻借鉴。

1．行政力量的强势与学术力量的挑战

明治政府后期，东京大学根据法律产生了由文部省直接管辖、在校内独揽大权的总长，垄断财政和人事管理职能，总长既是校内行政首长，同时也是政府在校内的代言人。

1877年，东京大学刚诞生时，总共有法、理、文、医四个学部，实行双头制管理，一个叫“法理文三学部总理”，另一个叫“医学部总理”，各行其是，互不干涉。为了在实际上更符合综合大学之名，1881年产生了第一个校长——加藤弘之，他同时也是法学院的院长。从此东京大学有了一个由文部省直接管辖、在校内独揽大权的校长。

上任不久，学者背景的加藤弘之就被伊藤博文总理撤换。明治维新后，东京大学肩负培养新时代、新政权精英的重任，因此校长必须是一个能坚决执行政府意志、人脉资源丰富且政治思想正确的人选。于是，曾学过医学、兰学，维新后当过外交官、元老院议官、东京府知事，却没有教育背景的渡边洪基走马上任。而且，当时的伊藤博文政权正致力于修订宪法，特别重视法学教育，便开创了东京大学法学部学部长兼任总长的惯例。不仅如此，1886—1888年，渡边校长一度依据法令，同时监督管理当时的五大私立法律学校，即后来的中央大学、明智大学、早稻田大学、法政大学和专修大学，其监管细致到调查教师、教材、考试试题、打分、课时等各方面。国立大学校长如此深刻介入私立大学管理是空前绝后的。

渡边之后，加藤弘之再次出任东京大学校长。可是，由于东京大学自1886年改称帝国大学，同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当时的文部大臣井上毅有意把综合大学再次拆分成多个专科大学，就上书伊藤总理，推荐滨尾新担任下一任东京大学总长作为拆分前的过渡人选。不过，滨尾新自有主张且能耐不凡，不仅仔细分析了许多大学内部问题并推行革新，还加强了大学的集中管理，虽然与井上毅的意愿背道而驰，但对东京大学发展多有建树，他的塑像至今立在安田讲堂南侧。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东京大学校长就是一个教育高官，其人选的定夺属于政府内部的专决事项。

强势的行政力量势必导致学术力量的弱化，譬如帝国大学历史学教授久米邦武博士于1891年在《史学界杂志》上发表《神道为祭天之古俗》一文，指明日本传统的神道宗教化，批评了将天皇奉之为神的荒谬学说。结果第二年久米邦武被免职，登载论文的《史学界杂志》和转载论文的《史海》予以停刊处分。学术界无一人一言对此发表意见，行政力量专断可见一斑。

由于学术界先天力量过于薄弱，学术力量的发展就要借助外在的资源，尤其是政治思潮、社会思潮的起伏变化。从1903年开始，因为担心俄国实力在东亚扩张而危及日本的安全和利益，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罗马法教授户水宽人为首的七名教授主张日本政府应对俄国采取强硬政策，甚至主张应该向俄国开战。这些教授除了著文表达其主张外，还在教室、街头展开演讲，直至向当时桂内阁提出主张开战的建议书。对此，文部大臣菊池大麓通过东京帝国大学总长山川健次郎警告七位教授不可发表与政府政策相违背的言论。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俄国战败。此前在主战的七博士中，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户水宽人反对政府的既定方针，反对媾和，主张继续战争。为此，久保田让文部大臣给户水教授以休职的处分。东京和京都的帝国大学法科大学教授会打出了大学自治、学问自由的旗号向久保田让提出了抗议。接着，户水又和东京帝国大学的金井延、寺尾亨、冈田朝太郎、建部遁吾以及学习院大学的中村进午等教授一起提出了拒绝批准媾和条约的上奏文。明治三十八年（1905）12月2日，由于户水休职和六博士上奏问题，文部省依据东京帝国大学总长山川健次郎本人的愿望免去了他的职务。东京、京都的帝国大学教授对此提出抗议，并集体提出辞职。为此，久保田让也引咎辞职，同日，后任的松井直吉总长也辞职。直到户水于明治三十九年（1906）1月被恢复法科大学教授职，该事件才平息下来。

户水事件标志着东京大学的学术力量开始走上大学治理的舞台，从此与行政力量有了抗衡的基础。实质上是两败俱伤，两任总长辞职，行政力量从此不再光环照耀；而作为学术力量中坚的户水等人，并非使用学术方式取得最后的胜利，而是诉诸国家主义，抛弃了学术中立的重要立场，这为后来军国主义侵入校园开启了潘多拉的魔盒。

2．外援势力促成行政力量的绝对权威

（1）“矢内原事件”

受京都帝国大学校长人选“自行产生”的触动⁽⁹⁸⁾，东京帝国大学于1919年7月制定了《总长候补者选举内规》上呈文部大臣。规定了各学部分别选出三名协议员组成协议会，再选出三名总长候选人。然后由各学部教授无记名投票（投票不限于提名的候选人），各学部长把结果报告总长，得票多数者为决定人选。此次，山川健次郎众望所归获得连任，也成了首任选举产生的东京大学总长。

通过选举产生了总长，接下来学部长、教官的任用都有了选举的倾向，国立大学传统的人事制度受到严重挑战。依据战前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帝国大学教授相当于国家官吏，其任免权是天皇大权的一部分，包括总长（校长）、学院长、教官。总理大臣辅弼天皇行使这项权力。”1938年，陆军大将荒木贞夫任文部大臣，致力于帝国大学的人事改革。经过同各帝国大学的反复争辩，最终达成的和议是用“推荐”一词代替“选举”，教授在行使“推荐”时要书面阐明理由并承担推荐的责任。换句话说，就是采取“记名投票”。不过，外加一条东京帝国大学有所例外，可以使用“其他合适的方法”，这个方案在帝国大学一直沿用至日本战败。

学术力量曾经借助国家主义对抗行政力量，但是，国家主义的极端化最终导致坚持中立的学术力量为此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⁹⁹⁾

1935年，拥护天皇制的东京帝国大学退休教授美浓部达吉遭到更为右翼执政势力的围攻，焦点是美浓部教授支持“天皇机关说”，即天皇对日本的统治，并非来源于天皇之（天赋）权力，而是来源于天皇的职能。美浓部因此遭到人身袭击，身负枪伤，并以违反出版法规定的罪名遭检察院侦办；虽然获缓起诉处理，但必须辞去贵族院议员以及学术院会员（院士）之公职。

1937年7月，日本军方发动“卢沟桥事变”，9月，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矢内原忠雄在日本国内发行量相当大的《中央公论》上发表了《国家之理想》一文，坚持学术中立的原则，公开抨击日本军方发动侵略战争。矢内原教授长期以来和军部关系紧张，因为反对日本扶持“伪满洲国”，军方极右翼人士曾有除之而后快的打算。11月，和军方合作密切的经济学部学部长土方成美召开教授会，突然发难，指责矢内原忠雄的文章不妥，要求其辞职。会中，与土方成美同属右翼教授的田边忠男、本位田祥男赞同土方的临时提议，而大内兵卫、舞出长五郎两位教授对此表示反对，河合荣治郎教授保持沉默，支持共3票，反对3票，弃权1票，土方成美以此学术问题“不能裁决”为名呈交东京帝国大学校长（行政职务）长与又郎处理。长与又郎作为行政首长，如果干涉学术问题，势必导致全体教授的反对，因而本来的意愿是拖延缓决。然而土方成美等人阴结外援，内务省警保局长安倍源基向文部大臣木户幸一举报矢内原忠雄教授在《通信》上登载“不妥”文章，木户幸一为此向长与又郎校长表示对矢内原忠雄的不满。长与又郎校长最终以个人名义，迫使矢内原忠雄教授在12月1日提出辞呈，这在东京大学历史上被称为“矢内原事件”。

“矢内原事件”的起因，是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内部的政治倾向与外界政治势力相结合导致的，院长土方成美与右翼军部的关系早为社会所知，却从未因此在学术舆论、社会舆论和学校组织架构上受到约束，反而以此党同伐异。行政力量对于学术力量的越格并无限制之力，而且最终被用来作为学术争议中一方的利刃；作为行政力量首长的长与又郎校长，因为不能坚持“行政力量不干预学术争斗”，而且未能保护持不同意见的教授，也失去了东京帝国大学全体教授的信赖，辞职之后仍然深感内疚，不久抱病而亡。

（2）“学者群事件”

矢内原忠雄教授的辞职还只是“行政干预学术”的起点。1938年2月1日，日本军部指挥政府大举逮捕了反战团体学者，其中东京帝国大学的大内兵卫教授、有泽广已副教授、协村义太郎副教授也名列其中，此即东京大学人事聘用历史上最为夺目的“学者群事件”。

大内兵卫教授在支持矢内原忠雄教授之前，是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最为知名的反右教授，土方成美等人借召开经济学部教授会议之机，要求援引矢内原忠雄教授的前例，立即对大内兵卫等人予以停职处分。虽然右翼势力在经济学部教授中已经是主流，但是在投票中仍然有右翼教授出于学术良心，反对处分大内兵卫等人。结果11票中有6票反对处分，大出土方成美等人的意料。但土方成美等人不甘失败，在长与又郎辞职之前，要求长与总长援例以个人身份迫使大内兵卫等人辞职。长于又郎此时辞意已决，加之矢内原忠雄教授事件已经为东京帝国大学全体教授所恶，对于土方成美等人的建议采取了搁置的办法“冷处理”。⁽¹⁰⁰⁾

经济学部土方成美等人针对“学者群事件”的行动，没有导致长与又郎总长采取任何行动，却大大刺激了法学部有正义感的教授们。土方成美等人的目的，只是想除去大内兵卫教授，但是另外两位副教授，即有泽广已副教授、协村义太郎副教授是法学部的教员，如果教授职位的大内兵卫被处分，两位副教授势必遭到更为严厉的迫害。因此，法学部在长与又郎总长的“冷处理”期间，召开教授会，推举院长田中耕太郎教授、校务委员（评议员）我妻荣教授、神川彦松教授请求总长召开“评议会”全体会议（名义上东京帝国大学最高的审议机构）讨论大内兵卫等人的处理方式。

长与又郎对于土方成美等人的建议采取搁置的“冷处理”办法，实际上反映出行政力量对处理“学者群事件”的为难之处，召开“评议会”从法理上讲是合乎情理的，但是势必造成行政力量的强行干涉，因此，长与“因为生病”而推迟了“评议会”的召开。

距离三位教授被捕前两个月，3月22日，东京帝国大学最高审议机构“评议会”召开会议，审议他们的处分问题。会议中，经济学院院长土方成美大谈大内兵卫等人思想有问题，极力主张予以离职处分。但是同为经济学院“评议员”的舞出长五郎教授当面否定了土方的意见，讨论中，法学院院长田中耕太郎、农学院院长那须皓、文学院院长今井登志喜也表示不能认为被捕和思想问题有联系，甚至最让土方成美等人不敢置信的，是工学院院长、海军兵工中将平贺让反对处分三位教授。结果右翼教授们的提案被否决，评议会成功保护了“学术中立”原则。在军国主义思潮已经遍布日本的时候，虽然东京大学大多数教授支持右翼政权甚至是极右翼军部政权，但仍然在处理“学者群事件”的学术投票上保持了中立，这不能不说是东京大学历史上的荣耀。但是，依据日本国内法《文官分限令》，评议会投票反对的只是剥夺教授职务，被起诉的三位学者“依法”继续暂停职务。

后来，随着政府文部省的控制力加大，东京帝国大学的行政力量迅速膨胀。1938年5月，近卫文磨组阁，文部大臣由陆军上将荒木贞夫出任。因为3月份东京帝国大学的评议会造成全日本的关注，打乱了军国主义教育的原有步骤，荒木贞夫召集全日本帝国大学校长开会，要求改革大学人事制度，即校长任命、院长聘请、教授副教授推荐的三种权力，一律收归文部大臣行使，同时废除校长和院长的任期制。大学内部行政力量这时才体会到“引狼入室”，倍感急迫之余，团结在东京帝国大学周围，强硬抵抗了荒木贞夫的“荒唐改革”。

（3）“河合事件”

“学者群事件”和“荒木贞夫改革”说明了学术力量在东京帝国大学的治理中仍然有一席之地，而接着发生的“河合事件”，则将行政力量推向了权力的顶峰。

“河合事件”的主角河合荣治郎教授，是经济学部右翼教授土方成美、田边忠男、本位田祥男的支持者，一向被认为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纯正”，并且参与了“防止学生思想左倾”的“善导思想”工作。作为右翼而不是极右翼教授，他也反对军国主义干涉国家的一切权力，担心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会造成日本的灾难，因此有些言论是支持右翼而反对极右翼思想的。就是这样一位军部的“同路人”，也遭到文部省的排斥。“学者群事件”之后，荒木贞夫领导的文部省要求东京帝国大学处分河合荣治郎，因为此时学校正在为处理“学者群事件”乱得不可开交，对于河合荣治郎的处理未能提上议事日程，文部省于是自行处理：禁止销售河合荣治郎的四本著作，包括《改订·社会政策原理》、《批评法西斯主义》、《时局与自由主义》、《第二学生生活》。

1938年11月，长与又郎总长身心交瘁辞职。东京帝国大学校内的自由派教授和反对极右的右翼教授联合，支持制造军舰而闻名的海军中将平贺让出任总长。

平贺让于1938年12月20日正式受命，1939年1—2月间就闪电决定，先后将自由主义派的领袖河合荣治郎与国家主义派的领袖土方成美处以停职处分，处分原因均为在校内引发派系斗争。

导致平贺让做出这样激进决定的是法学院院长田中耕太郎教授的建议，由此一来，既满足了文部省处分河合荣治郎的要求，又不是以行政干预学术的“思想问题”为处理原因；既打击了极右势力的国家主义派，又维护了校园内部的“左右平衡”。但是，毕竟处理的理由非常含糊，引起学部内教授、助教授、专任讲师等不满，共13人跟进请辞。平贺自兼经济学部学部长，再极力挽留离职的助教授、专任讲师；同时，平贺让总长使用同样的理由，迫使土方成美的同党田边忠男、本位田祥男辞职，并补充教员空缺，历时一年才解决师资问题，史称“平贺肃学”。

平贺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排除外力干预，一举对经济学部进行大换血，虽然十分有效，但也等于是将学风与学术自由的争议，以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解决，因此日本的高等教育史与左派学术史，对平贺的评价呈两极化的分歧。日本高等教育史在承认平贺让成绩的同时，对于行政力量的一支独大也予以了抨击；左派学术史则认为这样的逼退辞职，实际是为了削弱相对更为劣势的左派势力，对于甚嚣尘上的极右势力毫无阻拦之用。⁽¹⁰¹⁾

1944年11月，“学者群事件”等到了终审判决，三位教授无罪释放。大内兵卫教授提出复职申请，时任东京帝国大学总长的内田祥三拒绝大内兵卫的申请，并且以个人身份劝诫大内等人主动辞职。大内等人对此表示不能接受，内田祥三总长未经评议会任何授权，强行将三人免职，这是东京帝国大学行政力量处于巅峰的历史见证。

3．战后学术力量定于一尊

“安保斗争”是日本战后社会运动的主要线索，“大学争纷”则是这一系列运动的尾声，通过立法保护和社会思潮的推进，学术力量最终在东京大学赢得了“一枝独秀”的局面。

1960年1月19日，美日两国签署新《日美安保条约》。⁽¹⁰²⁾自日美开始修约谈判起，日本国民就掀起了战后最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即安保斗争，也被视为日本革新（左派）与保守（右派）两派的大斗争。1960 年6月15日迎来了运动的最高潮。在冲击国会的游行中，东京大学女学生桦美智子付出了年仅22岁的生命。

1959年5月19日深夜，岸信介政府和自民党决定强行通过该条约；6月5日，650万人在日本国会附近举行抗议活动。6月10日，包围羽田机场美总统秘书。6月15日，580万群众参加抗议条约签字和美国总统访日活动。当晚，7000名学生冲进国会，与3000名防暴警察发生冲突，东京大学女学生桦美智子被打死，被捕学生多达几十人。

虽然条约在6月16日自动生效，但是岸信介内阁在安保斗争中完全丧失了人心，日美两国交换条约的政府批文后，岸信介宣布辞职。声势浩大的日本安保斗争虽然没能阻止条约的生效，但却促使岸信介内阁下台，极大地震动了美国政府，促使其重新探讨美日关系。

“安保斗争”的震撼，在东京大学里最终导致了“安田讲堂事件”，学生与学校的对抗，直接打击了行政力量的校园地位，导致东京大学的行政力量退出了校园权力中心。

日本的20世纪60年代是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十年”，而伴随的是大学管理的不民主、教育经费的挪用、对学生处分的不妥当、自卫队官兵直升研究院、学费上涨等原因，导致学校内部矛盾激化。从大学管理的角度看，学术力量不重视学生的参与、行政力量拖沓沉冗；外部世界的激进革命正在蔓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法国的1968年学生运动，都是刺激“安田讲堂事件”发生的因素。

为了反对东京大学实施登记医师制度代替现行的实习制度，医学院的学生发起了医学生运动。1968年3月11日，东京大学医学部对11名本科生和5名研究生予以退学处分，理由是这16人在无限期罢课中，软禁了一名医学部局长。这一决定引起东京帝国大学全体学生的注意，更为惹恼众人的是，与事件无关的一名学生无辜被处分，在医学部学生的带领下，东京帝国大学全体学生一致加入抗议行列。1968年3月12日医学院综合中央馆、3月27日安田讲堂一度遭到占领，原定于28日在安田讲堂举行的毕业典礼也因此而中止。⁽¹⁰³⁾

抗争逐渐激烈，6月15日，医学院学生再度占领安田讲堂；17日校长大河内一男决定引入警察驱离占据讲堂的学生，这个举动引起校内极大的反弹，导致了6月20日各学部的学生集体罢课。7月2日，安田讲堂遭到学生封锁；5日，数千名学生在安田讲堂举行学生大会，提出“撤销对医学部学生的处分”、“对调动警察事件进行反省”等七项要求。校长大河内一男对前两项表示妥协，但是对其他五项避而不谈。此后是暑假期间，双方都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秋季开学以后，10月11日，各学部相继罢课，全校总罢课；学校部分设施被学生封锁使用，学生明确提出四点要求：

（1）撤销对医学部学生的处分；

（2）澄清动用警察的经过与责任，并发表不再动用警察的声明，总长辞职；

（3）承认各种学生团体，并给予同等交涉权；

（4）设立全校运营协议会和学生运营协议会、研究室·教研室会议，重要问题通过这几个协议会决定。

10月30日，束手无策的总长大河内一男率领全部主任辞职。11 月4日，法学部学部长加藤一郎被选为代理总长。

加藤代理总长接任后，马上表示对7月份的七点要求予以批准，部分学生对此表示赞同，学校逐步恢复上课。1969年1月10日，“东京帝国大学七学院学生集会”在秩父宫橄榄球场展开，校方与以学园正常化作为要求的非政治立场的学生谈判成功，不过仍然占据着校园的“全共斗”（东京大学斗争全校共斗会议）学生依然一致坚持不妥协。1月16日警视厅正式出动机动队撤去大学校内的路障。从1月18号上午7点撤去医学部综合中央馆与医学部图书馆的路障开始，学生以石头、汽油弹作为抵抗。等到医学院、工学院、法学院、经济学院的封锁解除之后，机动队开始包围安田讲堂。下午1点开始进行解除安田讲堂路障的工作，但是学生们的抵抗比想象中的还要激烈。下午5点40分，警备本部发出拆除中止的命令，18日的行动结束。1 月19日上午6点30分，机动队再次展开解除封锁的动作。第二天学生们的激烈抵抗一直持续到下午3点50分。机动队员冲入三楼大讲堂，下午5点46分压制屋顶上最后的抵抗行动，并逮捕了90名学生。在解除安田讲堂的封锁之后，机动队撤退。文部省决定处分东京大学，在1969年4月的入学中，以“东京大学尚未恢复正常教学秩序”为名，取消当年东京大学招生资格，这在东京大学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安田讲堂事件”中深受打击的是东京帝国大学的行政力量，政府背景方式的行政主管模式从此一蹶不振；而从此，东京帝国大学的一切事务名副其实地地归由学术力量为主的“评议会”进行裁决审量；在东京大学，行政力量相当长时间内仅仅作为学术力量的执行部门存在。

4．21世纪行政力量的重新崛起

学术力量的强盛，也导致日本大学教育出现新的问题，以东京大学来看，这是选择牺牲效率来赢取公平。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陷入持续的经济衰退，东京大学的发展也进入了停滞不前的徘徊期，如何赢回效率，平衡行政力量和学术力量，成为日本教育改革直面的最重要的问题，一系列改革方案应运而生，但是面临的阻力和困难，也是空前强大的。

（1）“大学法人化”、“国立大学特别会计制度”对学术力量与行政力量的影响

“大学法人化”的影响我们在前面已经做了分析，支持大学法人化的观点显然在21世纪逐渐占据上风。改革派认为，在原有校园权力格局下，东京大学的学校管理、教育教学、人员聘用等重要事项，基本上由各个学部的教授会来决定，而在教授会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各个学术团体的带头人，因此形成既得利益团体，恶性循环的结果势必导致学术近亲繁殖，直接民主过于泛滥导致学者研究活力下降，也无法为学校的发展开辟新的局面。⁽¹⁰⁴⁾大学法人化改革以后，大学成为独立运作的实体，面对来自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大学校长的管理水平对大学的生存和发展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除了人事权力的变革之外，国立大学法人化最为重要的还有改变“国立大学特别会计制度”。

国立大学的会计制度一贯以来是依据《日本财政法》第十三条第二项的规定，区别于作为国家财政管理基础一般会计制度的特别会计制度，其特点是不具有企业的或者独立核算的管理运营性质，实行从一般会计转入的措施，因为国立大学的管理运营与一般行政事务的管理不同，如果依据一般会计法令，会导致许多与实际相脱离的问题，也不利于推动学术研究发展和改善教育状况。

国立大学财务会计制度最大的特点是办学经费主要来自政府的财政拨款。国立大学的收入包括：主要来自政府各项财政拨款的一般会计转入金额、学费、入学注册费、审查费、医院收入、借款、捐赠、公积金提取收入、不动产租用费、杂项收入等。在这些收入中，政府财政拨款一般达到60%以上，学费大约占到20%。除了经常性收入以外，国立大学还享有很多税收优惠，如国立大学附属医院在购置、维修设备时，能以比民间金融机构更优惠的条件，从政府的财政投资和贷款中得到所需的资金；日本政府同时也免除国立大学各种租税；日本政府除文部科学省以外，其他的部门，如厚生劳动省也专门向国立大学开放研究补助金，国立大学能取得其中70%以上的份额。

但是，国立大学的经费由政府支出，必然因此受到政府的牵制。东京大学内部组织的扩容、改制，都要一一报批，涉及设立机构、组织调整、人事调动等，都牵涉预算的问题。文部科学省对大学的财政拨款实行按项目补贴式，如人员经费、教育研究费、医疗费、设施费等等，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挪用到其他项目上。根据《国立学校特别会计法》的规定，如果某一个财政年度的大学决算中，收入高于支出，多出的部分不能直接转到下一个财政年度使用，而是要上交国库，这导致一个非常浪费的局面，大学申请的经费必须当年花完，每个财政年度末期，东京大学各学部普遍的情况是为花钱而花钱。⁽¹⁰⁵⁾

国立大学法人化的会计制度改革，取消了特别会计基准，采用独立行政法人会计标准，即遵循公司财务标准，但是不以追求利润为目的，不以机构的自负盈亏为原则，充分向社会公开其在执行业务时的财务信息。政府给国立大学的运营费交付金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大学年收入与年支出的差额，称为标准管理费；一部分是特殊项目以及特殊教育研究管理所需经费。运营费交付金的使用途径政府不加限制，每年的剩余资金可以结转至下一年度继续使用。在中期计划完成时，政府对大学业务管理费用的划拨要考虑第三方独立评价的结果。

法人化改革以后，政府的补助金按模块补助给大学，用途不再具体区分到项目之中；除了用于设施发展的费用，其他预算按年度制定，但项目费用如果未在该财政年度使用，则可以在下一个财政年度使用；若因有自我收入或者开支上的减少而产生剩余资金，国立大学无需上交国库，可以直接转入下一个财政年度使用。

国立大学法人化的财务改革，大大加强了学校的自主能力，尤其是作为行政核心的校长，在预算、决算、使用、分配、追偿等行为上，有了更大的决定权。值得关注的是，学生的经济负担有可能加重。从2005学年开始，政府每年拨付给国立大学的运营交付金减少了1%，因此，在该年东京大学的学费由原来的52．08万日元上升到53．58万日元，升幅将近3%。

（2）“大学教师任期制”改革对学术力量与行政力量的影响

长期以来，日本的国立大学教师一直实行终身雇员制，终身雇员制被日本企业界广泛采用，与年功序列制一起成为战后企业人事管理的主要制度，它对日本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终身雇员制也因较符合日本人求稳求安心理而有广泛的思想基础。然而，大学任期制在本质上是西方以能力主义为价值判断的竞争制度，虽然它的导入会促进大学组织与社会之间、大学组织内部的流动与活化，但是由于它与终身雇员制的价值基础完全不同，因此，任期制的实施必然造成人们心理上的“不适”和“震荡”，其推广的缓慢程度也是预料之中的。

东京大学行政力量与学术力量的最终角逐是在人事管理上。国立大学法人化使教职员的就业得不到保障，因此，大学教师任期制对人事安排的冲击，势必影响两者在力量分布上的制衡。⁽¹⁰⁶⁾而1997年开始的“教师人事制度改革”逐步成为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国立大学法人化的改革使近万名国立大学教师失去公务员资格，对教师人事制度的改革会打破国立大学教师的“铁饭碗”，他们将会失去身份保障，这是绝大多数国立大学教师所不愿意接受的。⁽¹⁰⁷⁾

日本大学教师任期制除了会对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带来冲击以外，它对传统的“教师”观念也产生强烈的冲击。终身雇佣保证了教师社会道德功能的发挥，然而大学教师任期制的实施，彰显了教师的职业性特征，弱化了其社会道德功能。从长远看，任期制实施后大学教师自身定位的矛盾，很可能造成社会的无序化、不安与危机，甚至造成社会人文精神的缺失。

早在1996年大学审议会咨询意见发表以后，包括东京大学在内、超过90所大学的11．4万名教师联名抗议，反对将任期制法制化，认为任期制的法制化使得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所不可缺所的教师身份保障制度发生改变，从根本上改变了现行劳动法和公务员法的原则，使大学拒绝教师连任的理由合理化；任期制的对象包括从教授到助教的所有大学教师，在国际上没有先例；任期制的业绩评价具有导向性，教师为得到连任或其他大学的任职机会，将会集中精力追求短期研究业绩，而中长期的、基础性的教学和学术研究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使教学和学术研究活性化的目的得不到应有的体现；没有连任的保证、身份不稳定的岗位难以聚集优秀人才；大学、学部的设置认可和预算措施都在文部省，在大学自主性没有保障的情况下，由各大学自主判断实施选择性任期制，事实上损害了大学自治的原则。⁽¹⁰⁸⁾

东京大学教师业绩审查评价的主体是校长负责的、学校行政与教授会和教师代表参加的审查委员会。任期制实行前，大学教师的业绩主要接受教授会或教授会委托的机构审查，在任期制实行中，由于教师业绩审查的部分内容超出了学术的范围，且大学管理中的行政力量加强，使教师业绩评价主体增加了行政性的色彩。2003年的调查问卷显示，有30%以上的东京大学教师认为，任期制和法人化两项改革的结果，业绩评定权将从教授会转移到评议会和理事会。

最终日本采用的大学教师任期制，一大特征是国家主导、学校选择实行。即便是采用任期制的东京大学也并非“全员实施”，即所谓的“一刀切”，而是根据学科特征、机构的建设目标等各种因素有选择地实施。这是多方力量平衡的结果，当然，也为摇摆不定的学术力量和行政力量之间的平衡，预留了更大的摆动空间。

【注释】

(1)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1．

(2)王向华，颜丙峰．高等教育的生成与变革．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

(3)贺国庆．外国高等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4)孔捷．德国大学基层学术组织模式及其影响．江苏高教，2009（1）．

(5)周丽华．德国大学与国家的关系．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55．

(6)über die TU Berlin（HRG）［2011‐06‐08］，http://www.tu-berlin.de/menue/ueber_die_tu_berlin．

(7)Zahlen und Fakten（HRG）［2011‐06‐08］，http://www.tu-berlin.de/menue/ueber_die_tu_berlin/zahlen_fakten/．

(8)Hochschulrahmengesetz（HRG）［2011‐06‐08］，http://www.bmbf.de/pubRD/HRG_20070418.pdf．

(9)Berliner Hochschulgesetz‐BerlHG［2011‐06‐08］，http://gesetze.berlin.de/default.aspx?words=BerlHG＆btsearch．x＝42＆filter＝．

(10)Rechenschaftsbericht 2007—2008 des Präsidenten der TU Berlin［2011‐06‐08］，http://www.tu-berlin.de/uploads/media/RB_07-08_Teil2.pdf．

(11)Grundordnung der TU Berlin（Februar 2006）［2011‐06‐08］，http://www.tu-berlin.de/fileadmin/a70100710/Dokumentationen/Richtlinien_Leitlinien_Gesetze/TU-Grundordnung.pdf．

(12)Protokollüber die 683．Sitzung des Akademischen Senats der Technischen Universität Berlin［2011‐10‐08］，http://www.tu-berlin.de/uploads/media/683_AS_Protokoll.pdf．

(13)Mitglieder Akademischer Senat［2011‐10‐08］，http://www.tu-berlin.de/fileadmin/ref23/AS/AS_Sonstiges/AS_MITGLIEDERLISTEohnePrivatanschrift_2011-2013_01.pdf．

(14)The University［2010‐07‐05］，http://www.cam.ac.uk/univ/．

(15)梁丽娟．剑桥大学．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15．

(16)Clark Burton R．Perspectives On Higher Education．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27．

(17)Mullinger，J．Bass．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London：Longmans，1888：123‐126．

(18)A Brief History［2010‐07‐05］，http://www.cam.ac.uk/univ/history/．

(19)毕会成．保守着前卫——写在剑桥大学建校八百年之际．读书，2009（10）：111．

(20)程瑛．听剑桥大学校长剖析剑桥奇迹，http://edu.sina.com.cn/a/2002-04-15/22853.html．

(21)梁丽娟．剑桥大学．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70．

(22)艾伦·文特．英国剑桥大学的管理及运行机制．邵长忠编译．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8（2）．

(23)梁丽娟．剑桥大学．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82．

(24)张宝泉．美、苏、英、德、法高等学校管理比较．沈阳：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271．

(25)李泽彧，朱景坤．美、英、日三国巨型大学组织与管理模式及特征．煤炭高等教育，2006（3）：4．

(26)What is a Teaching Committee［2011‐09‐20］，http://www.admin.cam.ac.uk/offices/education/lts/lunch/lunch6.html．

(27)Committee Structures［2011‐09‐20］，http://www.admin.cam.ac.uk/offices/education/structure/index.html#faculty．

(28)Statute D：University Officers［2011‐09‐22］，http://www.admin.cam.ac.uk/univ/so/pdfs/statuted.pdf．

(29)How the University works［2010‐07‐05］，http://www.cam.ac.uk/univ/works/．

(30)Welcome to the university offices［2010‐07‐10］，http://www.admin.cam.ac.uk/．

(31)［英］彼得·帕格纳门塔．剑桥大学800周年肖像．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32)How the University works［2010‐07‐05］，http://www.cam.ac.uk/univ/works/．

(33)Academic Division［2010‐09‐28］，http://www.admin.cam.ac.uk/offices/academic/．

(34)周作宇．剑桥大学“第一夫人”的改革之路．科学时报，2007‐07‐31（7）．

(35)Governance Results［2010‐07‐15］，http://www.admin.cam.ac.uk/news/dp/2003013101．

(36)彼得·帕格纳门塔．剑桥大学800周年肖像．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12．

(37)External Members of the Council，Deputy Chairman of the Council，and Chair of the Audit Committee：Notice［2010‐07‐17］，http://www.admin.cam.ac.uk/reporter/2008-09/weekly/5890/．

(38)李峻，尤伟．从《贾纳特报告》到《迪尔英报告》和《兰伯特回顾》——1980年代以来英国大学市场化治理的历程与启示．高教探索，2009（3）：59－60．

(39)Response to Lambert Report［2010‐07‐17］，http://www.admin.cam.ac.uknewsdp/2003071501．

(40)王小飞．剑桥大学知识产权管理新办法的争论．全球科技经济瞭望，2002（12）．

(41)Joint Report of the Council and the General Board on the ownership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2010‐08‐10］，http://www.admin.cam.ac.uk/reporter/2001-02/weekly/5894/15.html．

(42)王小飞．剑桥大学知识产权管理新办法的争论．全球科技经济瞭望，2002（12）．

(43)王启明．剑桥大学知识产权激励政策修正案．全球科技经济瞭望，2007（1）．

(44)Report of Discussion［2010‐08‐10］，http://www.admin.cam.ac.uk/reporter/2002-03/weekly/5901/16.html．

(45)Report of the RPC Working Group on Ownership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2010‐08‐10］，http://www.admin.cam.ac.uk/reporter/2002-03/weekly/5933/26.htm．

(46)Second Joint Report of the Council and the General Board on the ownership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2010‐08‐10］，http://www.admin.cam.ac.uk/reporter/2003-04/weekly/5958/1.html．

(47)Third Joint Report of the Council and the General Board on the ownership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2010‐08‐10］，http://www.admin.cam.ac.uk/reporter/2004-05/weekly/6001/17.html．

(48)Result of Ballot［2010‐08‐10］，http://www.admin.cam.ac.uk/reporter/2005-06/weekly/6020/23.html．

(49)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2010‐08‐10］，http://www.admin.ac.uk/univ/so/pdfs．

(50)Harvard at a Glance，http://www.harvard.edu/harvard-glance．

(51)甘永涛．美国大学共同治理界说及制度演进．外国教育研究，2008（6）：20－24．

(52)欧阳光华．董事、校长与教授：美国大学治理结构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110．

(53)AAUP．Statement on Govern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1966，http://www.aaup.org/AAUP/pubsres/policydocs/contents/governancestatement.htm．

(54)郭建．哈佛大学发展史研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21．

(55)Bernard Bailyn．Glimpses of the Harvard Pas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10．

(56)王英杰．大学校长与大学的改革和发展：哈佛大学的经验．比较教育研究，1993（5）．

(57)朱国宏．哈佛帝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250．

(58)赵成，陈通．现代大学治理结构解析．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1）．

(59)Harvard’s 10 principal academic units，http://www.news.harvard.edu/guide/underst/under2.html．

(60)徐辉．哈佛初访．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6）：1－4．

(61)Harvard University Fact Book 2009—2010，http://www.provost.harvard.edu/,institutional_research/Provost_-_Harvard_Fact_Book_2009-10_FINAL_new.pdf．

(62)Chart of Admission，http://members.ucan-network.org/harvard．

(63)胡卫庆，孔寒冰，王沛民．世界一流大学的学术机构设置简析，高等教育研究学报，2002（3）．

(64)Harvard University：Self‐study for NEASC Accreditation（Fall 2009），http://www.provost.harvard.edu/institutional_research/HarvardUniversitySelf-Study.pdf．

(65)Harvard University Self‐study for NEASC Accreditation，http://www.provost/harvard/edu.institutional_research/HarvardUniversitySelf-Study.pdf．

(66)徐国成．创建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探析——哈佛大学的师资管理及启示．现代教育科学，2008（2）．

(67)Three to join Harvard Corporation，http://news.harvard.edu/gazette/story/2011/05/three-to-join-harvard-corporation/2011.5.25．

(68)张延明．哈佛大学行政管理模式．高教探索，1993（3）．

(69)Harvard University：Self‐study for NEASC Accreditation（Fall 2009），http://www.provost.harvard.edu/institutional_research/HarvardUniversitySelf-Study.pdf．

(70)Harvard University：Self‐study for NEASC Accreditation（Fall 2009），http://www.provost.harvard.edu/institutional_research/HarvardUniversitySelf-Study/pdf．

(71)张延明．哈佛大学行政管理模式．高教探索，1993（3）．

(72)Central Administration，http://www.provost.harvard.edu/institutional_research/09_02OrgChtCA.pdf．

(73)Harvard University Fact Book 2009‐2010，http://www.provost.harvard.edu/institutional_research/Provost_-_Harvard_Fact_Book_2009-10_FINAL_new.pdf．

(74)弈羽．美国大学人事制度．教育与职业，2007（1）．

(75)卓海燕．哈佛大学师资管理机制初探．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9（5）．

(76)张静．哈佛笔记．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8．

(77)郑洪．美国大学校长的遴选制度．载：黄俊杰．大学校长遴选：理念与实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38．

(78)吕向虹．大学校长该任多久——对哈佛大学校长任期的考察及思考．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6）：87－90．

(79)刘芳斋．感受哈佛．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152．

(80)欧阳光华．董事、校长与教授：美国大学治理结构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143－144．

(81)郑洪．美国大学校长的遴选制度．载：黄俊杰．大学校长遴选：理念与实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38．

(82)Summers：I was wrong’President apologizes for comments on women in science，http://www.thecrimson.harvard.edu/article/2005/1/20/summers.i-was-wrong-facing-mounting/．

(83)诸大建．大学与城市：哈佛访问学术日记．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4．

(84)哈佛校长萨默斯的悲剧，http://ent.sina.com.cn/x/2006-02-26/1001997628.html．

(85)哈佛教员赶下强硬校长，http://news.sohu.com/20060223/n241971448.shtml．

(86)2010—2011 Fact Book，http://www.provost.harvard.edu/institutional_research/factbook.php．

(87)有感于哈佛大学不聘基辛格，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39/12143/1092820.html．

(88)弈羽．美国大学人事制度．教育与职业，2007（1）．

(89)1872年南校更名为“第一大学区第一官立学校”，1874年又更名为“东京开成学校”。

(90)1886年成立的帝国大学指的就是东京大学，直到1897年，明治政府决定在京都成立日本第二个帝国大学，即京都帝国大学，原来的“帝国大学”才冠名“东京”，称“东京帝国大学”，本文中未加说明的帝国大学，均指1886—1897年的东京大学；1897—1947年间的东京大学，按照历史原貌，使用“东京帝国大学”的称谓。

(91)［日］海后宗臣，寺崎昌男．大学教育．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2：321．

(92)李振玉．论东京大学在日本研究生教育改革中的旗舰作用．高等教育研究，2009（6）．

(93)王晓燕．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中的大学章程建设——以《东京大学宪章》为例．全球教育展望，2009（4）．

(94)吴海航．东京大学法人化改革中期目标建设的考察．继续教育研究，2006（12）．

(95)康宁．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中学术力量的回归．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4（2）．

(96)吴坚．高校管理中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协调．高等教育研究，2005（8）．

(97)朱清时，钟秉林．学术力量如何成为大学主导．人民日报，2010‐03‐18．

(98)开创帝国大学校长选举的是京都帝国大学爆发的“柳泽事件”（1913年）。当时受文部大臣任命担任京都帝国大学总长的柳泽政太郎刚上任，就一把火就要求医科、理工科、文科的7名教授辞职。校长的独断专行引起了教授们的强烈不满，越过学部教授会的人事任免大大威胁大学的自治，事态恶化到法学部的教授和副教授集体要求辞职。通过2名法学部教授的上下协调，文部省答复：“校长越过教授会的人事任免欠妥当”，斗争的结果是柳泽校长辞职。京都帝国大学总长一职空缺，暂时由东京帝国大学总长山川健次郎兼任。可是京都和东京相隔千里，兼任要职不是长久之计。山川推荐了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学部长荒木寅三郎接任校长，通过校内的教授公示没有异议，如此一来，文部省和贵族院对人选都没有意见，京都帝国大学率先向国立大学自治迈出了第一步。

(99)于忠海．合法性与再生产：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博弈反思——布迪厄场域的视角．现代大学教育，2009（9）．

(100)大学审议会．21世纪の大学像と今後の改革方策について．政府出版物，1998（71）．

(101)尹莲花，李栋然．现代大学制度中行政权力的探讨．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7（4）．

(102)与旧《日美安保条约》相比，新条约增强了日美关系的对等性，很大程度上纠正了旧条约不平等的条款和内容。但是日本国民最关注和敏感的几个问题却没有得到解决，这包括驻日美军、美军基地和刑事裁判权问题；驻日美军基地核武器化问题；琉球和小笠原群岛归还问题，尤其是新条约的适用区域更为广泛，无形中扩大了日本卷入战争的危险性。

(103)馬越徹，江原武一．大学院の改革．东京：东信堂，2004：281．

(104)朱清时，钟秉林．学术力量如何成为大学主导．人民日报，2010‐03‐18．

(105)陈春，张志强．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人才培养机制及其学科发展的平衡性．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2007（6）．

(106)李从浩．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冲突之辨．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5）．

(107)徐小洲，张剑．我国大学行政权力分配中的问题与改革策略．高等教育研究，2004（5）．

(108)［日］高等教育3研究所编．大学ビッグバンと教员任期制．东京：青木书店，199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