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1 清华大学概况
1.百年清华发展历程
清华大学的前身是清华学堂,始建于1911年,1912年更名为清华学校。1925年设立大学部,开办研究院(国学门),开始招收四年制大学生和研究生。1928年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1929年秋开办综合性研究院(同时撤销国学研究院),设研究所。1931年,梅贻琦先生出任校长,倡导大学“乃大师之谓”,广延名师,学校迅速发展。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学校南迁长沙,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办学,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迁至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抗战颠沛流离的艰苦环境中,广大师生抱定科学救国的理想,积极发展学术,开展爱国运动,为后来新中国建设培养了一大批各行各业的骨干。1946年,清华大学迁回北平清华园原址复校后,设有文、理、法、工、农5个学院,26个系。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后,清华大学成为一所多科性的工业大学,承担了为国家培养工程技术人才的任务。同年年底,蒋南翔出任校长,后兼任党委书记。在他的带领下,学校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把人才培养作为根本任务,主动从社会主义事业战略全局出发,先后新设了工程物理、无线电、自动控制、计算机等一批新的学科专业;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创立“双肩挑”政治辅导员制度,引导学生正确把握“猎枪与干粮”(1)的关系,实行“真刀真枪做毕业设计”,鼓励学生“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开始的这一时期,清华大学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了数以万计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和管理骨干,被誉为“红色工程师的摇篮”。
1978年以来,清华大学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为适应改革开放对高层次人才和先进科学技术的需要,学校提出了“着重提高,在提高中发展”的原则,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逐步确立努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奋斗目标以及“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的发展模式。为此,学校逐步恢复了理学、经济学、文学、哲学、历史学、法学等学科,新建了管理学、教育学和医学等学科,新建或恢复了工业工程、航天航空等工学学科,并在全国高校中率先成立了研究生院(1984年)和继续教育学院(1985年)。1999年在设计艺术学和美术学学科具有雄厚师资力量和负有国内外盛名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并入,成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随着“211工程”、“985工程”的实施,清华大学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师资队伍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均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目前,清华大学已成为一所设有理学、工学、文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教育学、医学和艺术等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是国家重要的高层次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2)
截至2011年12月底,学校有教师3133人,其中45岁以下青年教师1840人。教师中具有正高级职务的1277人,具有副高级职务的1319人。教师队伍中有诺贝尔奖获得者1名,图灵奖获得者1名,中国科学院院士39名,中国工程院院士34名,15名教授荣获国家级“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100人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51人入选讲座教授,149人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55人入选“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即“千人计划”)。
清华大学治学严谨,致力于不断提高学术水平和教学质量。学校传承“培养具有为国家社会服务之健全品格的人才”的教育理念,建校至2011年年底共培养了16万余名学生,其中包括一大批中华民族引以为豪的学术大师、兴业英才和治国栋梁。这些以民族解放、国家富强为己任的清华人,无论是在政治、经济、科技上,还是在学术、文化、教育上都有重大的贡献。据统计,在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勋章”的23位科技功臣中,有14位是清华校友;截至2006年,历年当选的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中,23.4%为清华大学校友。
清华大学重视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在保持与发展工科整体优势的情况下,综合性学科布局进一步发展和优化,其中一些优势学科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学校的科研工作紧密结合国家重大战略需要,瞄准世界科学技术及文化发展前沿,努力攻克科技前沿课题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同时,学校发挥人文社科等综合学科优势,通过理论研究、政策建议、咨询等多种形式,为国家重大决策、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清华大学还积极推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为促进经济、科技、文化和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
2.清华文化传统对行政力量与学术力量的影响
清华大学的前身是用“庚子赔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当时美国的目的是“使用那种从知识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在精神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的收获”,“所有办法均照美国学堂”,学校自然打上了深刻的美国文化烙印。在当时国力孱弱、国内广大知识分子苦苦寻求救国之道的背景下,这在客观上也送来了当时主导世界发展的先进文化。
梅贻琦是清华前身“游美学务处”派出的第一批留美学生,1915年到清华任教,1926年兼任教务长,1931年出任校长,是一位有世界眼光的校长。他在办学上既强调儒家的“明明德与新民”,要求大学生做好新民工作之准备,学校对社会秩序与民族文化应有所建树;同时又广聘国内外名师,汲取西方通识教育的理念,贯彻“知识博约”与“学术自由”。清华国学研究院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科机构,但它注重吸取欧美学者研究的“正确精密之方法”,要求对于西方文化有“精深之研究”,然后“采择适当,融化无碍”,在中西融合中创新中华文化。
同时,清华精神也以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其集中、简练的表述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以凝练的语言表述了清华人基本的宇宙观和人生哲学,是使清华人保持其凝聚力和团结向上精神力量的重要源泉。自强不息是勉学励志,无论求学治业,都要坚忍刚毅,不屈不挠,见义勇为,不避艰险;不能见利而进,见难而退,要善于克己制胜。厚德载物是指待人接物宽宏大量,责己严,待人宽。
中外优秀文化融合产生的清华精神具体体现是:
(1)爱国奉献
清华精神最重要的内涵便是清华与生俱来并不断孕育的爱国奉献精神。在五四运动中,清华国耻纪念会曾立下“清华学生从今以后愿牺牲生命保护中华民国人民土地主权”的誓词。这种对国家民族的孱弱、对遭受列强欺凌感到痛心疾首而产生的爱国精神,被老学长们称为“哀兵士气精神”。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中国面临民族危亡,老校长梅贻琦在当年12月就职演讲中要求清华师生:牢牢记住国家危急的情势,刻刻不忘救国的重责,各人在自己的地位上,尽自己的力。正是以这种对国家的责任感为强大精神动力,使得清华迅速上升成为国内名校。1937年七七事变后,清华人与北大、南开师生一起,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以坚毅刚卓的精神把西南联大建成“世界上最好的学校”之一。关注时代大势,肩负民族期望,历史的传统加上学校的教育,使清华成为一座爱国主义教育的大熔炉。
(2)严谨求实
实事求是、严谨求实、注重实干是科学精神的重要内涵,也是清华精神的突出特色,在清华“行胜于言”的校风、“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学风中都有突出的体现。
清华重实干的传统一方面体现了传统文化倡导的“躬行”精神,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美国主流思潮的影响。与早期国内其他大学相比,清华尤其重视以实证为基础的实干,即使文科也是如此。中文系老主任朱自清先生就说:“清华的精神是实干。”
实事求是也是学校领导的传统作风。在清华担任校长17年的梅贻琦先生,以“科学家的眼光和态度”,强调理性和纪律,主张以事实为出发点来办学;注重求实研究的风气,倡导“沉潜治学、朴实无华、不尚标榜、不尚宣传、诚诚恳恳、实实在在地研究科学”;加上自身有着“寡言慎行,言必信,行必果”的风格,对清华形成严谨求实的传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52年12月,原清华中文系学生、一二·九运动领导者蒋南翔回母校任校长,他虽然无法改变清华调整为工科大学的局面,但他一面以大学是文化中心、不能只有专业的书籍为由“扣留”了30万册文科图书,一面力拒苏联专家把清华办成水土电专门学院的主张,从中国与清华的实际出发,提出创建新技术专业、理工结合发展应用理科的意见。他尊重苏联专家的意见,加强教学实践环节,倡导开展“真刀真枪毕业设计”。他经常宣讲“基层出政策”的道理,依据清华的实际决定工作方针。他主张继承老清华的好传统;对于学苏联,强调要学习先进的东西,不能照搬,同时还要学习英美有用的东西。蒋南翔担任校长14年,对清华形成良好的实事求是校风起了重要作用。
这种求实的传统在一代代清华学子中得到传承。1980年3月,由化72班提出的“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口号不仅在校内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在新的历史时期,学校把实事求是的作风表述为:不唯书、不唯上、不唯他、不唯洋,只唯实,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客观规律办事。
(3)勇于求新
清华大礼堂南墙上方悬挂的匾额“人文日新”是清华的校箴,体现了清华人勇于求新、不断求新的精神。
“人文日新”包含三层意思:其一,自身的文明要与日俱新;其二,通过自身的人文过程促进学术与事业的发展和学校的建设;其三,要肩负起化民成俗、改造社会、建设国家的责任。“人文日新”的着眼点是“新”,在清华长期的实践中,总是贯穿着对求新、创新的追求。清华国学院所遵循的“古今贯通,中西融会”的学术范式、王国维的“历史新证”就是一种治学上的创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朱自清为主任的中文系率先把新文学纳入教学轨道,则是一种教育上的求新。
(4)追求卓越
清华学堂改为大学后,首任大学校长罗家伦坚持教育独立和学术高标准。他把延聘名师作为“大学校长的第一个责任”。为了提高清华教授的水准,他在原来55名教授中只发了18份聘书,同时把一大批学有专长的名教授请进学校,强化了追求高标准的氛围。在老清华,“Do Your Best”(尽你所能)的口号深入人心。
自我激励,追求卓越的心态在清华非常普遍。朱自清先生在1942年的著作《论自己》中说:“看得远,想得开,把得稳,自己是世界的一环,别脱了节才真算好……随时随地尽自己的一份儿往最好里做去。”后来生病在体重不到39千克的情况下,他仍然坚持讲学、坚持读书,制订了“每天轮流看一本英文书和中文书,利用休息时间读诗”的计划,做到生命不息,耕耘不止。吴良镛院士在与研究生谈治学时讲的第一条就是要高标准要求,强调“取法乎上,仅得乎中”。主持自主设计制造核试验反应堆的王大中院士说:“搞科学研究,就是要鼓励大家跳起来摘果子。因为伸手能摘到的果子早就让人家摘走了。”“跳起来摘果子”也是清华人向世界一流目标奋进的生动写照,是清华师生追求卓越的集中体现。
(5)团队精神
清华历史上一直都注重团队精神培育。1963年蒋南翔校长对应届毕业生说:“我们的事业,是集体主义的事业,任何工作都要靠同志们的团结和密切合作。骄傲自满,就会妨碍这种团结和合作。我们的同学热爱清华,这是好的。但是不要有优越感而盛气凌人。”许多校友都体会深刻:清华告诉我们“一根筷子和一捆筷子”的道理,绝不能成为孤家寡人,要学会团结大家一起干,团结才能成就大事业。
(6)世界眼光
有世界眼光才能追求卓越。但世界眼光也不是崇洋媚外。1927年时为教务长的梅贻琦先生对留美学生临别赠言,劝勉学生用科学的态度对待留学,指出:“这科学的态度应有以下几种成分:第一要不抱成见;第二要探究事实;第三要根据事实,推求真理;第四要对于真理忠诚信守。”“美国社会里面,有很好的,亦有很坏的;有我们要极力取法的,亦有我们应极力避免的。”“最后劝诸君在外国的时候,不要忘记祖国;在新奇的社会里面,不要忘了自己;在求学遇着疑难问题的时候,务要保持科学的态度,研求真理。”1955年,蒋南翔校长率高等教育考察团访苏,回来后大力推动在清华设置核物理、自动控制、电子信息技术、计算机等一批新专业,创办工程力学和自动控制研究班,为我国科学技术特别是核能与航天事业的发展输送了大批生力军,并为清华大学跟上时代步伐奠定了重要基础。
清华在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治学理念和办学道路;植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沃土、汲取西方先进科学文化新风的清华,形成了独特的大学精神和校园文化。爱国奉献、追求卓越的优良传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行胜于言”的校风,“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学风,始终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清华人走“爱国、成才、奉献”的道路。(3)
这样的文化传统,对于学校学术力量与行政力量的定位和协调,无疑具有深刻的影响。学校各方都十分重视学术力量的地位与作用,有学术地位的教师在校内具有自由发展的空间,校内的行政工作也多以服务于学术活动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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