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发展的历史追溯

二、学科发展的历史追溯

我国早在夏商时代就有了学校设置，当时虽然没有完备的学科体系，但已经能够根据社会的需要设置教学内容。商代的教育内容就有思想政治、军事、礼乐、书数等教育内容。西周便推行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教育。孔子为培养有道德、有文化的从政君子，继承了西周六艺的教育传统，并进行调整、充实，作为其私学的主要教学内容，这些内容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课程或者说学科。孔子所编写的教材有六种，即《诗》《书》《礼》《乐》《易》《春秋》，“以上六种教材，各有教育任务，对人的思想教育都有重要价值。《诗》教使人的态度温和，性情柔顺，为人敦厚朴实，而不至于是非不辨；《书》教使人上知自古以来的历史，通晓先王之理，而不至于乱作评论；《礼》教使人恭敬严肃，知道道德规范，而不至于做事没有节制；《乐》教使人心胸宽敞，品行善良，而不至于奢侈无度；《易》教使人知道人事的正邪吉凶，事物之理的精微，而不至于伤人害物；《春秋》之教使人知道交往用词得体，褒贬事物有原则，而不至于犯上作乱。”⁽²⁾了解这些，对我们比较清晰地理解古人设科施教的目的是有帮助的。其后的战国和汉代教育，由于教育目的的不同，其学科的内容有所改变，比如汉代为了强化道德教育增加了以“三纲五常”为内容的教育，但其基本的学科没有多大的变化，只是各有侧重而已。比如王充的“博通百家”的教育内容，其关键点是对各经的精通，并没有涉及其他的学科内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颜之推主张士大夫教育，强调“德”与“艺”，并把其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德”主要继承儒家以孝悌仁义等道德规范为内容的传统，认为树立仁义的信念是德育教育的重要任务，而实践仁义是德育的最终目的。“艺”的教育，他主张以广博的知识为教育内容，以读书为主要的教育途径。“艺”的内容除了经史百家的书本知识外，还包括出身为士大夫社会生活中所需要的“杂艺”，即琴、棋、书、画、数、医、射、投壶等。这些在生活中都有较大的意义。他还提出了士大夫应学习农业生产知识的内容，这在当时无疑是较超前的。他从士大夫的经历和体会出发，写出了我国第一部系统完整的家庭教材——《颜氏家训》，应该说是很具有开创意义的。到了唐代，学科教育的内容又有了很大的发展，他们无论是学习儒家经典，还是学习有关专门性的知识，其范围、程度远远超过了前代。唐朝把儒经分为大经、中经和小经。大经包括《礼记》和《左传》；中经包括《诗经》《周礼》和《礼仪》；小经包括《周易》、《尚书》、《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学习内容。看起来唐朝的学科教材分工更细了。

后代的学科建设值得一提的是宋元蒙学教材的编订。说到这一点，我们要明确的是，我国古代一直重视蒙学教材的编写。早在周代，就已经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蒙学教材。西汉时，以史游所编写的《急就篇》影响最大。自东汉至隋代也编写了许多的蒙学教材。如汉代的《劝学》，东晋的《启蒙记》等。宋元时的蒙学教材，继承和发展了前人蒙学教材的编写经验，出现了按照专题分类进行编写的现象，使蒙学教材的编写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比如第一类是识字教材，如《三字经》《百家姓》等，编簒这类学科教材的重要目的就是教会儿童识字，掌握文字这一工具。当然文字本身就是其他内容的载体，所以在识字中也会学到不少其他的知识。第二类就是伦理道德教材，如吕本中的《童蒙训》，吕祖谦的《少仪外传》等，它们重点是向儿童传授伦理道德知识以及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准则。第三类是历史教学的教材，如宋王令作《十七史蒙求》，黄继善作《史学提要》等，这类教材一般简述历史的发展，或者选辑历史故事或辑录历史人物的嘉言善行，既向儿童简述历史知识，又对儿童进行思想教育。编写体例一般为便于记诵的四言韵文。第四类是诗歌教学的教材，如朱熹的《训蒙诗》、陈淳的《小学诗扎》，他们选择适合儿童学习的诗词歌赋供他们学习，对学生进行诗教和审美教育。第五类是名物制度和自然常识教学的教材，以宋方逢辰的《名物蒙求》为代表。一般涉及天文、地理、人事、鸟兽、草木、衣服、建筑、器具等。这些都有利于学生对生活的认识，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在这几类教材中，今天看来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人们称为“三”“百”“千”。

在我国学科教材的编写史上，宋元时期的教材编写无论从形式和内容上，都趋向系统化和多样化，一些著名的学者都参与到教材编写中来，对提高教材的质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其中蒙学教程依据学生的特点，大都采用韵文的形式，文字简练，通俗易懂，将识字、社会基本知识教育和伦理道德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给人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到了清代，学校教材主要还是以读经为主，在教材建设中值得一提的是黄宗羲有关学科教学建设的思想，他的有关学科内容的思想，具有广泛和实用的特点。具体包括经学、史学、文学和自然科学四部分。他十分重视经学的作用，认为做学问必须以经学为根底。他指出“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又指出“受业者必先穷经”，“以经术为渊源”，在实际的教学中也以经书为最基本的教学内容。他在强调经学的同时，也重视史学的传授，因此他的学生中出现了像万斯同这样的史学大师。以我们宁波“证人书院”学生为基础而形成的清代浙东学派，也擅长史学，这和他重视史学教育有很大的关系。诗文也是学科教材的重要内容，并提出教授诗文的主张。首先要有浓厚的兴趣；其次反对模仿，提出独创；第三要求为文要情理交融。这些对我们今天仍有较大的启发。他还注重传授天文、数学、地理等自然科学知识，这些既是对中国古代科技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是受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科学知识的影响，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时期对教育发展提出的新要求。看起来教育的世界性融合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鸦片战争时期的教育改革派，其文化教育主张是“不拘一格降人才”，坚持复兴“经学致用”的学风以及“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他们这种以夷制夷的胸怀和放眼世界的气度，促使我国教育由封闭向西方教育开放的转型前进了一大步。

洋务运动时的教育，仍然是以传统的封建教育为主体，但已经催生近代新教育的萌芽，洋务运动举办的新学堂留学教育，真正打破了我们学科建设以读经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教会学校就专设西学为一门学科，教授相当数量的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学科建设正在实施着和世界教育的接轨。维新和清末废科举、兴学堂、留学教育的兴起，正在彻底改变着我们的封建教育的体制，其学科虽然没有完整的现代学科体系，但已对旧的学科体制产生了较大的冲击。直到民国成立，建立了“壬子癸丑学制”，在颁布教育法令法规的同时，还颁布了各级各类学校的课程标准，规定了各级各类学校的课程教材设置和内容。课程教材的设置，全面反映了当今世界科学发展的要求，全面反映了资产阶级对教育的要求，这在学科建设史上是一块重要的里程碑。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展开，学科建设也加快了变革的步伐，由于新文化运动倡导教育的个性化、平民化、实用化和科学化，废除了读经，恢复了民国初年的教育宗旨——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依据此宗旨，学科内容进行了统一改革，学校教育中推行国语和白话文，学科教育中文学革命的成果有所显现，所学作品使用白话文，这是学科建设中最基础的改革，为文化的普及打下了基础。1922年，随着西方教育思想的传入特别是美国教育家杜威来华讲学，新学制逐渐形成。当时的教育部在1922年11月1日颁发了《学校系统改革案》（即“新学制”）。依据“新学制”，教育部在1923年6月颁布了《中小学课程标准纲要》，它规定了中小学的课程教材的设置，调整了其认为不合理的课程设置。比如它规定初级中学课程设社会、言文、算学、自然、艺术、体育六科。课程纲要是我国学科建设上的一次进步，是我国教育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重要标志。具体到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的课程建设，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几次大的课程改革，由于有的繁杂，有的我们大多了解就不再涉及。我们用较多的笔墨对学科建设的历史过程进行梳理，目的是从中可以了解到学科建设始终和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因素相联系。学科内容的确立是学科建设的中心，同样它要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这也是我们在新的形势下，进行学科教材建设应注意的问题。

由于分科教学，便产生了以学科教学为中心的组织即学科教研组。下面我们便分析一下，学科教研组的由来，以及学科教研组和学科的关系。